国政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戈伊苏埃塔说：“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向它的中国装瓶伙伴出售浓缩的可口可乐获得利润。” 也是在这一年，深圳市罐头厂（现在的深圳市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美国百事国际集团签订了一个协议，合作兴办深圳市饮乐汽水厂。
古巴裔的戈伊苏埃塔日后将被作为20世纪创造财富的大师之一而被后人铭记。从1981年戈伊苏埃塔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1997年秋天因肺癌并发症去世，这期间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价值令人惊奇地从43亿美元增长到 1 470 亿美元。戈伊苏埃塔日后成为一个备受推崇的传奇人物。不过此时，他的中国冒险之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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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电视机时代（3）
这一年的4月12日，广州开出了中国第一家超市，不过似乎并不成功。尽管这个设在广州环市东路友谊商店营业厅内的超市使用了电子收款机和闭路电视系统，并且提供三百多种商品，但仍是门可罗雀。看来，商品结构是个大问题，这种商业业态也似乎太超前了。虽然广州也有人准备模仿，兴办一些超市，但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批评者都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并不符合国情。
不过，同样是在广东，经济特区深圳一年多来的成就却非常显著。到这年的5月底，深圳达成了675个项目协议，引进了22亿港币的外资。蛇口工业区也办起了13家合资或者独资企业。《人民日报》更是发表了一篇《在“特”字上做好文章》的报道，来为“特中之特”的特区宣传。说它们是个新事物，“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破框框又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政府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却没有停止过，这条罪名一直要到1997年才会随着计划经济的寿终正寝而从中国的《刑法》上消失。此时，走私活动也似乎开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对于正当的生意，媒体也是褒扬的。广州南方药材行基层店的冯胜因为会做生意，“买卖做前头”，而被《南方日报》大大报道了一番。牡丹江的老推销员张福山也被《市场报》称为“会揽生意的老推销员”。个体户虽然还是备受限制，却也越来越多。现在，街头穿薄裙和尼龙丝袜的漂亮姑娘也开始出现了。青年人开始办私人企业，农民则被鼓励干近乎私人种地的事。甚至以前单一的称呼“同志”现在也变成了“师傅”，对于年轻女性，已经开始有人称呼为“小姐”。尽管一些政治上的强硬派提出严厉警告，可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在逐步扩散。《泰晤士报》的记者大卫·博纳维说“邓使得中国眉开眼笑”。
年轻的黄宏生这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在读大学之前，他曾经是一个伐木工人。他此时的梦想是创建一个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同样是在广东，前一年进入家电行业的一家厂，现在给自己的产品取了个名字，叫做“美的”。
不过，时下中国人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中国人的眼光正注视着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经过两小时零五分钟的鏖战，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夺得冠军。许多中国人都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中国队战胜美国队和日本队的两场现场直播。这个胜利将是中国女排雄霸世界排坛五连冠的开始。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日后也将影响到一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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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1982年困顿与发展
1982年困顿与发展
1982年才过10天。干静，一位佩戴着“机01摄影”胸牌，漂亮的杭州姑娘在西湖白堤上给安徽的两位游客照相。这一年，她刚满22岁。
在拍了三张照片之后，干静准备在西湖边的“赏月石”上给游客再照几张。但此时一位叫迟在正的西湖照相馆平湖秋月摄影点的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了阻拦，说这块石头属于他们。游客很生气，一定要干静拍下这个镜头。于是，一场冲突由此而起。干静左躲右闪地为游客拍照，却不慎拍下了正上来挡镜头的迟在正的脑袋。迟在正以此为由冲上前去抓住了干静套在脖子上的照相机皮带，并且去抢她的相机。不仅如此，迟在正还骂这个个体户“是骗子，不要脸皮”。
事实上干静和迟在正的冲突绝不是第一次。前一年的11月13日，从干静拿到杭州市工商局颁发的白堤个体流动摄影营业执照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遭到迟在正阻挠。迟在正只允许干静在白堤的马路上照相，其他风景点则一律不许，因为，这些风景点“是园管局的”。
干静1977年高中毕业，她的父母都是归国华侨，正因为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高中毕业后，她一直没能找到工作。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允许城市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政策，干静于是成了杭州市的第一个个体户，她拿的营业执照是“杭工商个字001”。工商部门还给了她非常优厚的条件，不仅准许经营，甚至还给予免税一年。
但干静依然受到了歧视。在她被允许营业的西湖苏堤和白堤，她被国营照相馆的十多个工作人员驱赶，他们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对付这个弱女子。后来更是发展成了推拉扯、谩骂，干静的胶卷被曝光，相机背带被扯断，口水吐在干静的脸和头上。她被骂成“骗子、婊子”，那些国营照相馆的人还大声宣称她的“照相机里没有胶卷”、“大家不要相信个体户”、“要相信我们国营单位”……
干静并不是个示弱的小姑娘，就在上面那件事发生不久，干静给当地的《经济生活报》写了信。报纸以《能这样刁难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吗》为题做了报道，还附了浙江省劳动局的调查。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杭州市领导。虽然干静说“正是这种来自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增添了再干下去的勇气。”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干静给游客拍照依然要躲着国营照相馆的人。迟在正甚至公开说“报纸放屁”。
事情发展到这年的8月16日。这一天，干静把样照挂在平湖秋月景点的一株小树上，这里并没有西湖照相馆的样照，也没有他们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干静拍了四张照片之后，这些人出现了，他们拿着自己的样照挡住了干静的样照，还“没收”了干静的样照，至少到这年的9月1日都未归还。干静在再次写给报纸的信中说“时至今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衅干扰，使我再也难以忍受了（我已有11天没去营业）。今后怎么办？我感到茫然。盼请领导和组织给我帮助和支持。我的要求是：归还样照，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干静的这个事情后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杭州园林管理局党委也因此做了自我批评。西湖照相馆的党支部书记孟仁中和摄影员迟在正也当面向干静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但真正获得胜利的还是他们。不久以后，干静这些个体摄影户都被限制在中山公园拍照，生意差了很多。他们的道歉也很可能并不是出自真心——就在这年的6月，市长批复要放宽对干静的限制后，他们依然认为“我们是为国家赚钱，个体户为自己赚钱，为什么各有关单位、报纸杂志都关心个体户，为个体户说话，而不关心我们，不为国营企业说话？”他们还认为个体户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要高得多，工人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西湖照相馆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迟在正的行为，纠纷也一再发生。迟在正对摄影组的人说：“今天来了个一号（干静的营业执照是一号），明天就会来二号、三号……”
尽管干静后来当上了杭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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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个体户的困顿（1）
个体户的困顿
这一年不仅是干静，个体户受到限制是个普遍的问题。北京丰台区的市容和卫生管理部门在这一年的党代会、人代会期间，就以影响市容和卫生为由，不允许个体户上街经营。东城区也发生了刁难个体户王莹的事件，甚至规定38条街道不允许发展个体户，更不允许个体户跨街道办事处管界经营。宣武区南新华街至虎坊路的几里长街，更是因为被评为所谓的“文明礼貌街”，仅有的几家个体户也被勒令取消。丰台服装公司从4月开始也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休人员停发了退休金。
看来并不是每个个体户都像在“悦宾饭馆”的刘桂仙这么幸运。北京丰台大街上的个体修鞋户被区工商局从丰台大街赶到了偏僻的地方，最后只能挪到丰台旅馆的院子里。即便是这样，这些个体户还是被处以罚款，最后不得不干脆停业不干。
各项税收更是名目繁多。摆摊有“地皮管理费”，还有“占地费”、“卫生费”、“建设服务费”、“义务存车费”等，甚至卖油条还有“油条管理费”。一些个体户申领了执照之后不仅没有收益，甚至连本也赔了。一些地方的规定还很详细，比如广州就规定除了纳税之外，还要向街道服务公司缴纳营业额3％~8％的管理费，白云区的一个居委会还要加收3％的管理费，否则就不给签署意见。广西柳州的这个数字则是2％~5％，甚至最高达到10％。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把个体户集中在一两条街道上集中经营，这样看似容易管理，却让个体商贩失去了分散流动经营的特色，也给群众带来了不便。济南划了17条“一级马路”，在这些马路上自然是不允许个体户出现的。即便是在家做个体户，也未必不“影响治安”。沈阳的一位“待业青年”在家做服装加工，但还是被派出所的民警以此为由没收了营业执照。呼和浩特卫生局没收个体户高文喜的营业执照的理由仅仅是因为高文喜“是个跛子”。根据官方的统计，西安城区在这一年被收证、扣证、撕证的个体户就有差不多200人。哈尔滨的一位年轻个体户就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说：“成天蹲在这儿，人蹲懒了，货晒旧了，生意难做，我真想退业不干了。”哪怕是勉强经营的这时也说：“俺卖这些针头线脑，过去到处走走能多卖些货，现在被定在这儿，卖不了多少货。一个月还要交30元管理费，加上税，刚够个本。”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干静正在为着和国营照相馆争拍照景点而拼命地给报纸写信，但要不了多久，干静也同样会被“定”在一个地方了。
北京的个体户在1982年仅增加了1 600多户，而前一年这个数据是3 200多户。大连个体户的停业情况很严重，1981年停业的就有779户，1982年半年不到，又停业了379户。1982年年初，全国个体工商户的人数甚至还没能恢复到1963年的八成。
甘肃一个县分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就很直白地说对个体户要“重税重费，限制货源，逐步取缔”。沈阳市的一个区负责人竟向“待业青年”的家长宣传“别让孩子干个体，个体户长不了”。湖南省的一个县工商局更是干脆直接发了文件，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许可证全部收回。
个体户申请开业的关卡也如同“迷宫”，他们要经过居委会、派出所、街道服务公司、区生活服务公司、交通中队、交通大队、卫生防疫站、绿化部门、城建部门等众多的机构同意，最后才能拿到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这样算起来，个体户要领张证差不多要过十关，最快的也要两三个月，慢一点的甚至要一年。内蒙古的一个年轻人自学了照相技术，想做个体户，从前一年的3月开始就先后四次到离他住所300多里的旗工商局申请开业，却一直被拖延着不批。得到的答复是光有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工商所和家长工作单位盖章还不行，还得镇商业局盖章同意。但是商业局又怕这个年轻人抢他们生意，迟迟不肯盖章。这样，虽然历时一年多，也往返了几千里，这个年轻人想当个体户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
这一年尽管报刊上始终在说“要搞活经济”，但一些人却不难嗅出背后的其他一些味道。这些“搞活经济”往往被加上“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定语，并且也明文写着“坚决打击违法乱纪行为”。“打击投机倒把”在这一年也经常被提及。
薛暮桥在这一年写了一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文章，就有着典型过渡期的风格。文章尽管也肯定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仍对“计划”的重要性念念不忘。
农村中由于广泛存在集体所有制，计划管理的形式更为复杂。我们对重要农产品的计划管理，过去主要通过价格政策，这是指导性的计划。在许多重要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为着保证完成某些重要的农产品的收购任务，除价格政策外，我们还实行征购（如粮食）、统购（如棉花）、派购（如猪、蛋）等办法，这是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方法，即在经济手段以外再加上行政手段。只有在供需平衡或者供过于求的时候，才能逐步改变这种办法。以财务价格政策来谋求供需的平衡，只要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是计划价格，而且绝大部分产品是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来统一收购，就仍然属于计划管理的范围。只有国家不规定价格的三类农副产品，和国家准许在集市贸易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销售的产品，才属于市场调节。国营商业对农民议购农副产品，这在目前还是计划收购的必要补充。但议购范围必须严格控制，以免冲击国家的收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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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个体户的困顿（2）
按照上述划分，我国各类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绝大部分受计划管理，市场调节只起辅助作用。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行计划管理的时候，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我们的消费品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换，让消费者自由选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