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述划分，我国各类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绝大部分受计划管理，市场调节只起辅助作用。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行计划管理的时候，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我们的消费品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换，让消费者自由选购，生产资料的相当大一部分也要通过市场来交换。经济工作人员（包括计划工作人员在内）必须经常调研市场的情况。把市场调研同计划调节并列起来，不认识计划管理是主体，是错误的；认为计划管理可以不研究市场的作用，甚至把利用市场的作用当做资本主义自由化，同样是错误的。要改变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产需脱节现象，就必须继续深入研究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市场预测，在发现我们的生产不符合于市场需要的时候，及时修改生产和并购计划，调整计划价格。
……
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我们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适当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在计划管理中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三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为使这些改革发挥积极作用，防止消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计划管理，善于利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并加强经济立法，加强工商管理局和海关的监督检查。
但是，民众并不关心这些艰涩的理论，他们关心的是生计。这年的某一天，冯爱倩，这位41岁的义乌妇女冲进了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拍起了桌子，她说“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但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在这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大环境中，冯爱倩的小货篮刚刚被工商管理人员收走。冯爱倩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闹，却揭开了义乌的辉煌传奇。
198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大大超过了预期的“争五保四”。不管怎么说，在各个方面，中国都在进步，香港的《中报》在这年年底“遥从海外数中原”，盛赞“1982年是中国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就在不久前结束的亚运会上，中国第一次以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的佳绩超过日本成为亚洲体坛的新霸主。是年在女排上一年夺冠的鼓舞下，中国掀起了排球热，学生们都争着学打排球。不过，正在播放的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也功不可没，年轻人打排球时经常喊着的“晴空霹雳”、“流星火球”、“流星赶月”可都是电视剧中女主角的本领。这甚至害得当时有人担心伟大的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交手时，日本人会使出剧中女主角小鹿纯子的绝技“晴空霹雳”。多年以后，著名广告人叶茂中写道：“《排球女将》影响了我以及周围朋友的一生。”有这样情结的人还不止叶茂中一个，到21世纪，马云甚至还会把他少时的偶像“小鹿纯子”请到中国，为他的阿里巴巴团队打气。
1980年采访过北京第一个个体户刘桂仙的合众国际社记者龙布乐这年注意到：“7月1日等待着500万普查人员去完成的任务，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统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大约十亿人口。”在这一年，中国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官方日后公布的数字是1 031 882 5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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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1983年“中国式的”（1）
1983年“中国式的”
从1959年开始，廖鸿英曾先后七次回到中国。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英籍华人、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德里克·班以安（Derek Bryan）的夫人。1983年，她用英文写下了一篇长文《中国见闻》。
廖鸿英曾于1927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廖鸿英后来也曾到过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但由于当时剑桥不向女性授予完整学位，她转向牛津攻读生物科学专业，并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结为好友。廖鸿英此后是中国研究胰岛素的先驱之一。在英国期间，她还和英国著名科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相识。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在重庆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时，廖鸿英便是合作馆的秘书长、李约瑟的主要助手，为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创作提供过不少帮助。
廖鸿英的丈夫班以安曾经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副会长，在外交官任内经历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变。班以安先后在中国的福州、南京、广州、桂林、成都、澳门等地的英国领事馆供职。1943年，他在赴中国西北考察途中，乘坐的汽车抛了锚，不得不向附近人家求援，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到了中国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和对共产党军队的欢迎。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正是在那次考察途中，他邂逅了未来的夫人廖鸿英，结下了与中国的半世情缘。国共战争期间，尽管国共两党实力悬殊，但他始终认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得人心者得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班以安留守在南京英国使馆。1949~1951年，班以安作为三名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参加中英建交谈判，并由此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一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新中国”在短短一年间发生的变化。1951年班以安回国休假。然而，当他宣传“新中国”的变化时，却受到了“亲华”的指责，并因此不能再去中国工作。班以安最终离开了英国外交部。此后，他参加过英中友好协会，后又创办英中了解协会，并通过译书、写作、讲学等方式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和夫人廖鸿英在中国各地讲学，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廖鸿英的《中国见闻》描述了这些“巨大变化”。
正如廖鸿英在青年时代所见，中国农民有着长期苦难的历史：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害者，既受到本国苛捐杂税的剥削，也受到外国人的剥削。这一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1920年所言：“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逐步实现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廖鸿英眼里，是“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然而这也不是没有问题，“虽然这许多改变使农民富裕起来了，但人们在一个生产小组里面工作，这就使得人们宁愿依赖集体而不愿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对于生产责任制，廖鸿英的理解是，一家包干一块地，负责提供定额的粮食、林木、鱼虾，“他们可以在公社计划的范围内自行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了”。
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否定了这是“又回到了过去的个体耕作制”的观点。因为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任何人都不能出售或购买别人的土地。责任制，“不论对一个生产队，一个家庭或对某个个人来说，都只会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作用，其目的无非是提高劳动效率和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分工负责’和‘个人耕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不应加以混淆的”。
现在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了，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家庭的收入在增加，新建的住宅一座接一座地落成。商店里挤着满满的农村妇女，“她们还嫌东西太少了呢！”“自由市场”现在出现在中国街道的两边，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虽然价格略高于国营商店，但是东西很多，品种齐全，不用排队。
但是廖鸿英也注意到了“竞争”问题。比较富裕的农业生产单位现在开始派人进城，用比在城里高得多的工资去招聘技术人员。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她看来出在个体户，由于他们认为生产越多越好，于是，就把原本应该上学的孩子留在地里帮助大人干活，以致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更为难以解决的还有计划生育问题，许多农民仍然受到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总想要个男孩子。
在政府管理机构方面，也有不少问题。过去的一年，就是以对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和精简整编以及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为标志的一年。经济资源的浪费、政府部门工作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这些病害可以说渗透到了全国。报纸上经常刊登读者来信，甚至有读者引证毛泽东在1942年关于精简机构以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章来说明精简机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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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1983年“中国式的”（2）
另一些领导人则提到了李世民，这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时间与其他皇帝比起来并不算长，但他坚决地精简了行政机构，重用了干练的大臣，而且从谏如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邓小平也强调要大力精简机构。在1982年3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改革国务院的建议：以2名副总理代替原来的13名副总理，以52个部、委、局代替原来的98个部、委、局。工作人员则从49 000人减为32 000人。“全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一步步地实行改革”。
眼下，道德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中国人的重视。在廖鸿英看来，1983年一些20来岁的年轻人问题很大，因为“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前一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文明礼貌月”活动，让廖鸿英觉得，“文革”期间那种千百万人像野马一样，“整天不干活搞破坏”的现象已经不见了，“在‘社会主义文明月’中，对店员们、顾客们、骑车的、开车的、走路的，无不通过宣传工具敦促他们讲究礼貌和助人为乐”。至少在廖鸿英教书的那个大学，她看到每周五下课后和星期六那天，身体好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们都去打扫卫生，吐痰的人大大减少了。有些城市的小学生也参加维持街道秩序，当看见有人吐痰时就叫住他们搞干净再走。人们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期，每个人都要改进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近藤龙夫（前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看到的就和廖鸿英不同。他在1983年努力捕捉和他在1981年访华时看到的不同的景象。尽管他觉得“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不变的潮流方向，但是北京“整座城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汽车照旧无所顾忌地大按喇叭，大批的自行车也依然无秩序地骑来骑去。近藤龙夫甚至还在北京看到警察和市民吵架，旁边围着一堆人的场景。尽管他努力观察，试图发现店员的服务因为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而变好了，但是，这方面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不值一提”的。
廖鸿英认同中国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方面，但她同时也不认为党“忽视了政治”。相反的，廖鸿英引用列宁的观点在《中国见闻》中写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现在全国正忙于举行各种会议和专题会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位女性，廖鸿英自然关注妇女的地位在这个年代的变化趋势。在社会主义中国，毕业生照例能分到一份工作，但是某些机构却更愿意要男学生而不是女学生，虽然她发现女学生要比男学生更加用功。这让早年就憎恶剑桥大学不授予女性完整学位的她认为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足为怪，但真不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这种现象。”
廖鸿英注意到，杂志和日历的封面到处印上美女的图像一事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抗议，“难道不能用女英雄来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妇女们的相片呢？”妇女们则指责出版社侮辱女性。廖鸿英写道：“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委员会以及生产队中都不乏负责的杰出妇女的事例，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的成就往往超出她们的男性伙伴。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
不过这年的确有些优秀女性的照片上了报纸。如果廖鸿英注意到，定会欢欣鼓舞。吉林的曹兰英就是这样一位贤能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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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改革者（1）
改革者
1983年的春节刚过，吉林市的《江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了一张“招贤榜”：船营区服装厂急需贤能，凡能在一年内实现产值120万元、利润1万元者，工资晋升一级，发奖金500元。
尽管也有人跃跃欲试，不过，当地工业局列举的数字却很不让人乐观：全厂127名工人，有40多名是退休的；贷款有29？2万元之多，另外还欠着16？8万元的外债；工人已经5个月没有领薪水了，逢年过节则是由区工业局借钱给困难职工，这些职工要报销的医药费、托儿费单据还有一厚叠；厂长在过去几年，一连换了6任。
在这个厂工作，几乎无班可上，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聊天、睡觉、打牌、下棋、织毛衣……他们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人管。甚至偷窃行为也时有发生，仓库里丢了东西，有时候反而要公安局抓住小偷之后反过来向他们“报案”。
一些想应试的人直接去了厂里一看究竟。这个厂让这些应试者望而却步：一大堆的垃圾和炉灰横亘在院中，散发着臭气，存料大棚也是歪歪斜斜。车间的机器上也都是灰尘，甚至墙角还结了许多蜘蛛网。
没有人敢来揭这“榜”。于是，当地的副区长找到曹兰英，要她来担当这个工作。曹兰英是年42岁，是吉林市汽车轴瓦厂和棉毛针织厂两个厂的厂长。几年前，她就有拯救濒临倒闭企业的经验。曹兰英有着非常敏锐的商业直觉，在轴瓦厂的时候，她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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