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一些什么，信一些什么就有了敬，有了畏，因为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敬畏”二字。有了敬，有了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去做，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不能逾越它，就如同社会这条奔腾的大河两边有了安全的河床，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慢慢建两边河床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多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能在这里慢慢找到幸福感并且找到自己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也许读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读书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
当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
第22页 ：时代的焦虑
时代的焦虑
◎龙永图
如今，“焦虑”这个词常常被中国人提起，媒体在说，普通老百姓也在说，大家都很焦虑，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焦虑。
我们现在之所以焦虑，可能和当下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很多人太追求立竿见影的结果，老是喜欢天上掉馅饼，希望得到贵人相助，周围的同学同事有些发迹了，有些升官发财了，变化很快很大，比较之下，焦虑就来了。
当然，这种焦虑或者说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城市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人心也在变化。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如今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但在我们那个时代，时间好像走得很慢，我们的城市也是一样，很多人都是一辈子在一个单位上班，一个同事能一起共事二三十年甚至更长。
或许因为我们过去太慢，所以就要加快步伐。
但是我们在纠正“太慢”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反面的东西，矫枉过正。为了“快”就开始粗制滥造，不注重质量，违背客观规律，所以会出现建的桥不安全，生产出来的食品也不安全，对一切都有一种很难断定它是不是可靠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也导致了人们的焦虑。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全国一些市长参加的会议上，开了一句玩笑，我说，“我们现在造房子造得太快了，也许你们这一代市长的主要任务是建房子，可能你们下一代的市长主要的任务就是拆房子”。当时是玩笑话，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房子，刚建好10年、20年就开始在拆，这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是不是太快？是不是太迫不及待？是不是在快的过程当中违背了客观的规律？比如说关于动车出事的问题，关于王濛被开除出国家队，这本来是不相关的两件事情，但是我们都感到我们处理问题太着急了。
比如说王濛的事情。
前面已说过，她头天晚上犯事，第二天就停止她的训练，这个决定是对的。她违反了纪律，应该受到处分，这对维护国家形象来讲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急着把她开除出国家队？为什么要提出让她停止参加所有的国际国内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处分做得太着急了。就像是一个县委书记所辖的范围出了事，马上免去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不管怎么样，先处分，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处分，是整个调查以后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处分而处分。
问题就出在这儿，咱们不是要真正处理问题，而是要迅速摆平一件事。
事故出现后的调查也不是出于要真正弄清楚原因，给社会一个合理的交代，而是为了摆平，让大家没有话讲，但这些调查往往是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的。
我们住的房子、我们生产的食品，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现在大家确实应该很好地克服浮躁心态和功利心理，回到事实上来，回到事物的发展规律上来。
那是不是说既然快了咱们都变得特别焦虑，所以就慢下来？
我觉得也不是，关键是掌握节奏。
我特别喜欢看足球，我们看那些非常好的球队踢球的时候，有时候快得简直像一道闪电，但是在中场倒脚的时候是非常慢的，是在等待时机。一个非常好的球队，它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把节奏调整得非常好，使得对方一直在跟着它的节奏走，这样对方就乱套了。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评论员说“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节奏”，这话是很对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有时候需要放慢自己的节奏，甚至停下来，这实际上是在调整，在修身养性，在为迎接一个“更快”的时刻做准备。所以掌握生活的节奏、掌握我们中国的发展节奏都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搞宏观经济的人也知道，包括中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一直在考虑中国的发展节奏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很多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它们实际上也在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中国是不能慢的，因为我们中国那么多人需要就业，慢了以后就业岗位就会丢掉，这时中国社会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一个理论，中国至少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不能太慢。但是也不能太快，要掌握节奏，所以才出现了宏观调控。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提高银行的利率，要把银行大量的钱冻结起来，主要就是减少整个货币供应量，然后把我们的发展速度降下来。
说到底，快和慢的问题主要就是要掌握节奏，使快和慢相辅相成，人生也是这样，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掌握这个快慢节奏的过程中，心理承受能力就很重要。
我经常坐飞机，有一段时间北京空管，登机后基本上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起飞，我最长在飞机上等了三个小时。坐在飞机上你观察一下，一般来讲老外就是在那儿看报，非常安静地等待，而中国人坐半个小时就开始不耐烦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找空姐，问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耐心反映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遇到一点事情就会焦躁不安，不能平静下来等待或者想办法解决问题。这种心态必然导致自己焦虑不安，同时也会把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传染给自己身边的人。
还有就是有些人平常浮躁惯了，一些坐在头等舱的大腕、土豪，他们平常到哪儿都是自己到了车就要开，自己到了宴会就要开始，已经不习惯等别人。他就不知道在公共场合，这样的表现是会被人家笑话的。
我们承受能力这么低下，我觉得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需要很多能帮助解除忧虑的人。
比如我前一段时间坐海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碰上了空管，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但是机长非常有经验，他时刻保障信息的透明度。他会说现在我们要排队，在跑道上排队，然后才能起飞。过了5分钟，他跟我们说，现在我们前面还有6架飞机。然后又过了10分钟，他说我们现在前面只有4架飞机了。然后，现在我们前面只有3架了，现在只有2架了，我们很快就能起飞了。这样大家很快就把一个多小时度过了。这种心理干预就非常有效，时刻让大家掌握情况，也提供希望，这就能减少乘客的焦虑。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增强信息透明度，让忍受焦虑的人知晓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害怕的是未知。
我们在国外坐飞机或者旅行的时候，他们的透明度就做得非常好。我记得我在《论道》节目上讲过一个故事，我一生当中有两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有一次就是在飞机上。
那次是从洛杉矶飞往纽约，飞了没多久，飞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机械故障，飞机上的乘务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很危险，如果大家要写遗书的话，我们现在就发纸和笔，遗书会被保存在一个非常保险的铁盒子里，飞机烧坏它都烧不了”。那些老外都拿出纸来开始写遗书，当时我脑子是一片空白。但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不能表现得太过慌张。写遗书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有的烈性酒可以放开喝，因为平常在国外的飞机经济舱，啤酒都要花钱的，更不要说烈性酒。我看到不少老外写完遗书都喝醉了。
当然，我们后来安全降落，但这次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尤其对国外航空服务管理的透明度记忆深刻。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使我们的管理在这方面跟上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23页 ：不要用浪漫的方式勾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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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浪漫的方式勾勒未来
◎白岩松
一位老学者说，人生的真相是5％的幸福加5％的痛苦加90％的平淡。我们都是因为对幸福的渴望而忍受5％的痛苦接受90％的平淡。不同人面对相同的人生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取决于如何面对这90％的平淡。聪明的人善于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幸福，不聪明的人就会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了痛苦，因此聪明人的人生有95％的幸福，只有5％的痛苦；而不聪明的人就有5％的幸福和95％的痛苦。
接受人生平淡的真相，不管是谁都应如此。比如我，有人可能会说，我有机会站在4000人的面前去表达我的想法，接受大家的掌声，我是幸福的。但我想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职责和工作。就算是一个校长，我敢打赌他每天所管的事，有90％是他没多大兴趣但又必须要做的。有一次我采访中山大学的校长，他说：“你知道吗？中午的时候经常有老教授来，一脚把我的门踹开，冲我喊，有很多的学生在我门口唱歌，大声喊。我睡得着吗？说完转身就走。”那位校长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忙着处理各种问题。
如果我回到大学校园，我不会再用浪漫的方式去勾勒自己的未来，而是明白生活是平淡的。在大学，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让自己拥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好的思维方式很重要，人云亦云不可能成就大师。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使自己有一种反向的思维方式。作为文科生，我也拥有一种理性思维。中学学平面几何时，由于受舅舅的影响，我总是想着用多种方法去求解一道题目，这种思维方式对我后来做广播节目影响很大。大学时期，会有很多名人来学校，但是我们总会用质疑的眼光来看他，向他提出问题，不断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一个方向上行不通的时候要学会去寻找另外的方向。
我还会让自己变得更“杂”。大学绝不仅只为我们提供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总是在不断变化，比如新闻方面的知识一直都在更新中。我之所以在广播电视行业待这么多年，是因为四年大学生活教会了我用一个新闻人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让我拥有集体的友情，并且有了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觉得“杂”很重要，我以后想在大学开一门“杂课”。比如我们谈音乐，我们可以从音乐切入发现和了解更多音乐之外的问题。杨振宁教授说：“物理研究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的尽头是宗教。”想要成为一名大科学家，必须要有很强的人文关怀，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同样需要理性思维。
不是人人靠拼爹
我跟很多人说，我一直在讲两个笑话。
第一个，我说我失去了一个拼爹的机会。别人拼爹，他首先得有爹。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1976年，就去世了。我母亲把我们哥俩养大。我哥哥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当时叫民族学院，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我大学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志愿武汉大学，第三志愿北京大学。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以后，一个同事问我妈，孩子考哪儿了？北京广播学院。那个同事略微尴尬地说，念电大也得去北京吗？
我是1989年毕业的，那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年份。那一年开始我很幸福，因为我之前几个月的实习已经结出了丰厚的硕果，我在国际电台华侨部实习，到进入1989年的第一个月份，老师就告诉我，你没问题了，我们要你，留下吧。那时候看着其他还在找工作的同学，我就觉得我定了，幸福啊。
回家过了一个很圆满的年，回来了，3月份，突然接到了国际台的通知，广电部下了政策，今年国际台不招中文编辑，你吹了。于是，一下子觉得到手的幸福破灭了。没隔两天，我就买了第三天去广州的硬座火车票，我自己一个人去广州的珠江广播电台应聘。
但是，莫名其妙的是头一天下午系里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话，说你们还有没有没来我们这儿实习的实习生，我们想见一见。系里知道我已经在国际台吹了，因此失败挫折孕育了我新的机会。我没有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原因是我评估了一下，我去国际台留下的可能性较高，而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可能性较低，所以我选择了国际台，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国际台这儿折了，我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召唤。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谈了不到两个小时，我谁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回去第二天就接到了电话，“我们要你了”。
大家可能说那是你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现在不可能了。生活中不要相信永远都在那儿拼爹，要去相信更多的正向的东西，起码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