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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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责任-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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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促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任命了关于威胁、挑战和变革的名人小组。这个小组规划了一条实用路线,它否定了预防性力量学说,并提出了实用的建议,“如果有充足的理由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并有确凿的证据,就应将其提交给安理会。如果安理会同意,可以授权采取军事行动。如果安理会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必然是有时间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劝说、谈判、威慑和遏制,然后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17
  这里使用的语言含蓄地承认了可能存在极端的情况,当一个国家认为其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巨大威胁时,在缺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在安理会框架之外采取行动。但是,最好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再去处理,而不是试图在特例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国际法。
  布鲁金斯学会18和胡佛研究所19的主要研究结论也强化了这一立场。这两个机构的研究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实质性的磋商,考察了各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可以预防性或者先发制人的方式使用武力。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对于恐怖主义行动的威胁,使用武力实际上可能是有问题的(见第八章)。同时,胡佛研究所的项目将研究的重点明确地放在了预防性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研究发现,有充分理由表明,在采纳预防性学说上应该非常谨慎。这些研究的结论是,美国和其他决策者在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估时,应该慎之又慎。诸如失去盟友、缺乏合法性、侵蚀国际秩序等损失,实际上超过了预防性使用武力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利好。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是一回事,武力的实际和有效使用则是另外一回事。眼下,因为人道主义理由而使用武力比任何其他理由都更具合法性,但是就像我们在第七章所描述的那样,国际行为体往往缺乏能力来承担这类保护责任。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在处理朝鲜和伊朗这样的难题时,将联合国安理会挥舞大棒的做法与促使国家在国际安全上遵守核心义务的多边和双边战略结合起来,是极端困难的事情。
  然而,朝鲜和伊朗的例子表明,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秩序,当它被付诸实施的时候就是对现有秩序的改善。要想使任何战略奏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必须参与其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过去七年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试想,美国和其他大国、新兴大国之间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合作,这种合作建构了持续发展的关系和网络,达成了关于威胁的共同理解。试想,如果美国不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开展具有创造力的外交,不论从双边还是多边的角度帮助加强了国际制度。试想,美国被其他国家视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国家。这种秩序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描绘的秩序,是建立在16国集团和业已改革的联合国安理会基础之上的秩序。这种秩序可能促使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制定更具活力的战略,使其能够最大程度地遵守国际承诺。
  结?论
  16国集团与国际秩序安排中的任何倡议都有所不同,因为16国集团最具潜力成为一个游戏的改变者。它认可了全球力量的大规模转型,并成为驾驭这种力量以促进全球更大范围合作的工具。它为美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创立了一个平台,就众多复杂困难的问题塑造共同利益,为负责任主权制定共同的标准。
  现在,我们从讨论权力转向讨论责任。在下面各章中,我们将负责任主权的原则运用到当今那些最令人烦恼的威胁上面,从全球气候变暖,到贫穷和经济不稳定;从核武器到致命性传染病;从内战到恐怖主义。我们建议进行各种特定问题领域的制度安排,以便提供合法性、动员各种资源、为实现共同目标协调各种行为体的行动。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清楚表明的那样,针对威胁的解决办法,没有那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较之解决核不扩散或致命性传染病的问题来说,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种行为体、各种原则、各种力量的不同组合。但是,当人们认真观察每一种威胁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看到,尽管16国集团的成员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要有效地应对威胁,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为体。这一点已经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
  

抑制气候变化(1)
气候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除非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全都携起手来抑制全球变暖,否则全世界就有可能遭遇新一轮灾难的袭击,灾难将会对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都很清楚。全球海平面上升、降水模式变化、极端天气增加,也许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于这些变化感受最为强烈,但是气候变化也会给工业化世界带来安全问题和经济恶果。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彻底改变矿物燃料的消费模式,推动技术进步。但是,没有几个国家会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去抑制因能源消费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要达成国际协作,保护所有国家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增长,保障能源安全。
  气候变化会导致严重的水灾和旱灾,给很多国家的粮食生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导致各种疾病肆虐,每年数十万人死亡。1预计全球变暖将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增加4500万到7000万,2很有可能完全抵消过去几十年的减贫成果,并导致人口迁徙和地区冲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千百万人已经遭受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在中国,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危机正威胁着小麦产量占全国总量一半的农业地区。3在印度,领导人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印度日益恶化的水资源问题产生的影响是该国面临的最大风险。4然而,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环境造成的不可修复的破坏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灾难,但是由于贫困水平居高不下、人口不断增长、人们的期望值日益高涨,这些新兴经济大国是不能考虑放缓经济增长的。
  同样,很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继续抱有这样的幻想,即发达世界将能够免受气候变化的最恶劣影响。这个假定是非常危险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卡特里娜飓风的破坏性与未来全球变暖的恶果相比很可能不值一提。5如果气温以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那么在未来一百年内,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就会被水淹没。因为降水变化6和人口增长,7美国西南部的居民已经面临严峻的缺水问题。
  俄罗斯的政治家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也不以为然。他们也许要想一想,如果未来圣彼得堡被水淹没,他们是否会对此时的态度感到后悔;或者加拿大的西部森林被毁,是否也是一种警告。
  美国和欧洲也将要面临全球变暖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将面临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会因为争夺日益稀少的资源而爆发冲突。能源供给日渐减少,如果主要能源消费国坐视能源争夺升级为地区冲突(这些地区是攸关能源安全的地区,尤其是中东、中亚和非洲),那么国际稳定和全球经济将受到威胁。要采取有力的国际行动应对不断升级的冲突,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冲突预防、人道主义干预和重建的投入。
  如果全球气温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上升,那么今天的政治领袖想象不到,也说不清楚国际社会将不得不承担的破坏规模有多大、经济负担有多重。虽然在气候变化及其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上,科学家、环境活动家和商界领袖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但是公共政策仍然不足以应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抑制气候变化(2)
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阻止气候变化的全球框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处理好两个相互关联且同等严峻的挑战。首先,他们必须利用市场和价格杆杠,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能效、利用可替代能源、保护森林、鼓励创新,从而减少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其次,他们必须开展技术转移和金融创新、支持适应性措施,并同时在世界上的贫困地区进行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就是通过经济转型阻止全球变暖,并修正其影响。这两个挑战通过政策选择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使我们的社会付出的代价。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打破在这些问题上进展无门的全球性僵局。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未来十年的决策将决定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严重性。我们在此强调,如果美国加速绿色技术的商业化,加速提高能效和清洁能源技术全球市场的开发,那么它就能够受益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种种措施。如果美国确实这样做了,美国市场因其规模和重要性将会成为全球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否则,美国将会发现,假以时日,它不仅会丧失领导机遇,而且还将不得不处理一场在规模上远远大于卡特里娜飓风的灾难危机。
  相互纠结的问题:气候、贫瘠和安全
  气候变化问题处于地球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国际安全的交叉领域。它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竞争的核心问题,而资源争夺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各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日益加剧。理解资源竞争的性质及其与全球变暖研究的关系,对于阻止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人类及其工业进程释放出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温室气体,这些气体停留在大气层中,使太阳的热量无法散发,从而导致全球温度不断上升,改变了地球的气候。气体排放越多,想要避免它对人类生活造成影响就越难。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简称气候变化委员会)指出,到2050年以前,世界所能承受的最大气温上升值大约为℃,在这个范围内不会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图4—1说明,气温上升得越高,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大多数专家都接受了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共识,即要使地球气温上升不超过℃,那么温室气体浓度(二氧化碳和同等气体,或二氧化碳当量水平)必须保持在百万分之450到490(450—490ppm)之间。8
  目前全球二氧化碳当量水平估计已达420—445ppm,也就是说,我们可控的余地并不大。9
  图?4—1全球气候变化及其潜在影响a
  全球年均气温相对于1980—1999年的变化(℃)
  来源: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
  icymakers (November 2007); p。 10。
  a。 因适应程度、气温变化速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影响会有所不同。
  b。 此处对严重的界定是大于40%。
  c。 基于2000—2080年海平面的年均上升速度,即毫米/年。
  要将大气浓度稳定在445—490ppm二氧化碳当量水平上,全球温室气体预计要减排50%—85%(表4—1)。10如果目前的势头持续下去,那么预计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会增长25%—90%,到2050年甚至还会增长更多。气候变化委员会认为,全球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必须在2015年达到峰值,才能将气温上升值控制在℃以下,从而避免对环境造成最严重的破坏。假定2009年就职的美国总统获得连任,那么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制定的政策就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环境状况。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抑制气候变化(3)
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是矿物燃料的消费。矿物燃料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对能源的需求,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我们不在技术方面进行激进的变革,总体排放还将继续增加。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要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矿物燃料消费到2030年将增长53%。11中国和印度约占增长的50%(见图4—2)。12中国的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其增长速度绝对是惊人的。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翻了一番,占到了同期全球石油新增需求的1/3。13仅2005年和2006年两年,中国的新增发电量就相当于英国的用电需求总量,中国85%的电能产自煤炭,这是碳排放最多的燃料。14到2030年,中国一国的发电量就会达到整个欧盟的发电量。15除非经济增长不再与矿物燃料及其排放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中,因为在世界能源需求中,它们的需求增长是最快的,否则全球减排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图?4—2与2000—2006年相比,世界一次能源需求、进口以及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幅度
  来源: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对稀缺能源的争夺这种行为本身就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目前,燃料价格的大幅波动成了常规现象,这是石油市场的供求双方都几乎没有短期灵活性的结果,是产油区和运输路线不安全的结果。不安全因素包括中东冲突、由伊拉克战争外溢到波斯湾地区的风险、美伊冲突的风险、尼日尔三角洲的暴力冲突、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全民政府,以及主要运油线路的安全保障难题。16此外,能源资源大国会因此而获得实力——尤其是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它们已经表明会利用自己的能源市场权力去控制消费国,并对进口其能源的国家施加压力。2007年,石油消费国每天购买原油的费用比五年前增长了40亿—50亿美元,超过2万亿美元被转到了石油公司和石油生产国的账户上。17
  而且,不稳定性还限制了世界上某些地区的能源来源,这已经在主要大国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使它们无法开展合作去应对其他的全球威胁。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伊朗能源供应问题上关系紧张,这成为了反对伊朗不断发展核计划的国际努力的主要障碍。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使得欧洲很难对2008年发生的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事件做出前后一致的回应。主要大国在苏丹和西非都有石油利益,这就使多边合作无法开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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