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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卡洛斯·帕斯夸尔（Carlos Pascual）和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Stephen John Stedman）三位作者在广泛国际磋商的基础上指出，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需要美国实施理智的领导权。他们表明，坚持不懈的努力有利于达成基于合作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生化威胁、内战和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贫穷和经济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坚持负责任行使主权的原则，所以将人的尊严、道德的权威以及乐观的态度视为国际秩序和美国外交的核心。他们坚持负责任行使主权的原则，因此以切合实际的心态对待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思路、观点和建议有着重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意义。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斯考克罗夫特集团总裁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权力和责任》 前言（1）
21世纪伊始，就显示了这一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世界人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私营部门能够进入资本、技术和劳工的全球市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全球化使得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增加了收入。的确，对于中国来说，融入全球经济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在短短30年里脱贫人口达到5亿。
然而，全球化力量一方面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将世界撕成碎片。2008年秋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能够影响半个地球之外的经济增长。核技术、核知识的扩散意味着，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致命武器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东西。技术使得信息和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但同样的技术也可以被国际犯罪分子用来获得非法利益。增加世界一个地区能源补贴会引发食品价格飙升，进而导致许多国家出现饥荒和社会*。国际航空事业提供的便利和航班的增加也加快了新的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深化了相互依存。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是否采取行动。但是，美国对外政策依然没有把握这一简单的事实。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如果你需要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作，以保障你自身的国家安全，你就要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他们没有在你的国家里的选举权，但是他们可以影响到你的对外政策是否成功，甚至影响到你在动荡时期是否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拯救你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工业。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本书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以上问题的认识是撰写本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如何撰写本书的基本思路。
布鲁斯·琼斯 （Bruce Jones） 和斯蒂芬·斯特德曼 （Stephen Stedman） 在2003—2005年间曾经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 （Kofi Annan） 工作过，提出了对1945年建立的联合国以及更为广义的全球安全体系进行改革的最全面的报告。我们认真分析了国际安全与发展领域里合作的长处和不足； 比较清楚地辨析了哪些合作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如果用美国的俗语讲，也发现了哪些国际机构已经过时。
我们还发现了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秘密。华盛顿每天都在使用国际组织来帮助保护美国人。我们看到，美国决策者对这些组织的表现十分失望，同时也希望这些组织能够更加高效有力。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决策者虽有这样的期望，但他们将这种期望转化为现实的思路和能力却是大大不足。
在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上，无论是核扩散、地区冲突、扶贫减贫，还是预防致命性疾病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原本可以通过合作得到的收益只能停留在谈判桌上议而不决。诚然；将这一切完全归咎于美国政府是不公正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的确是华盛顿处理问题的失误所造成的。美国往往不关心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不关心其他国家的恐惧和期望。
斯特德曼和琼斯在撰写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政策建议期间，走遍了世界各国。我们两人走访了个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询问对国际社会最大的安全威胁是什么。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学到了一个虽简单却十分宝贵的道理：由于所处的地域、持有的权力、发展的水平不同，人们对威胁的认识也大相径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权力和责任》 前言（2）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在非洲咨询安全威胁问题的时候，与非洲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讨论过，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到恐怖主义灾难的威胁。他们要讨论的是贫穷和致命性疾病，尤其是疟疾和艾滋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数以千万的人因之丧生，数以千万的儿童因之变成孤儿，在一些非洲国家，艾滋病将人的寿命减少了40多年。
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为2005年世界首脑大会做准备的协商会议上。当时，斯特德曼是安南秘书长的特别顾问，负责与各国政府协调，促请它们接受安南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建议。琼斯是斯特德曼的副手，专门负责关于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Peacebuilding mission）以及和平建设保障办公室（Peacebuilding Support Office）的磋商事宜。而卡洛斯·帕斯夸尔（Carlos Pascual）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重建和稳定事务的协调员，主要是涉及这些问题的美方联络员。基于对美国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失望，帕斯夸尔表达了一种观点：世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美国的决策机制和方式却没有发生变化。
帕斯夸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负责前苏联事务。他很早就意识到，有效的美国政策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对美国利益最有利的似乎是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采纳了西方的*和市场经济理念。于是，便努力将这些国家纳入西方俱乐部，比如让俄罗斯进入八国集团，让其他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国的想法不一定是这些国家的想法，因此，美国无法左右其他国家的行为。
“9·11”之后，美国权力实施的有限性令人深感不安。当时，帕斯夸尔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他意识到美国和欧洲之间开始显现的裂痕。全球化的黑暗面开始打击美国，美国也准备反击。 欧洲旁观，一方面表现出同情，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忧虑。但是美国和欧洲从未就全球范围应对跨国恐怖主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指示帕斯夸尔在国务院内组建一个跨机构办公室，负责冲突后的重建和稳定事务。这时，美国政策声明的言辞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宣布，无能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大于强势国家。但是，这类言辞并没有使美国采取行动，主动对能够增强国家能力的国际组织加大投入。
帕斯夸尔、斯特德曼和琼斯在讨论建立新的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会议上会面。当时，联合国和华盛顿情景出现了高度的相似性。全球性挑战成为联合国政策声明的言辞。但是，这些言辞也没有变成改革政策或是加强能力建设的政治行动。改革现状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原因是这些建议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奢侈想法。
我们三人离开当时担任的职务之际，有着一种相同的感受：人们建立的国际制度能够也必须取得更好的结果。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换一个视角去思考美国对外政策，这样一个视角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化的相互依存世界。我们相信，现在出现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使美国利益能够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相信，美国政策要想成功，就必须得到全球各国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这些建议既能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也能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 。 想看书来
《权力和责任》 前言（3）
这样，我们就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如果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不将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考虑在内，事情虽然会容易得多，却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反之也一样：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不将美国的利益和需求考虑在内，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我们得益于两个卓越的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一个是美国国内的两党咨询委员会，另一个是国际咨询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认真思考过世界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怎样才能改革国家政策和国际组织这类问题。我们在华盛顿、纽约、英国的迪奇雷公园（Ditchley Park）、新加坡和柏林召开过咨询委员会会议。咨询委员会成员也安排了我们与政府官员、对外政策界知名人士、非政府组织的讨论，在欧洲一些城市、新德里、北京、东京、多哈、墨西哥城，在联合国都组织过这类讨论。我们还与非洲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代表进行了磋商。在美国，我们会见了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选举班子里的对外政策顾问。在美国和国际上，知名专家阅读了我们对威胁的具体分析和政策建议，知名对外政策学者则全面审读了本书的手稿。
我们用了一年半的实践，同时构建了美国国内和全球范围的两个对话平台，讨论当前存在什么威胁、安全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能使世界更加和平、主权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在世界上需要发挥什么作用等诸多问题。同时顾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对话讨论，比仅仅在美国国内进行讨论要困难得多。但是，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使我们相信，在2009年，美国新总统应当提出一个全球合作的大胆思路，一个能够得到世界支持的思路，一个基于国家负责任行使主权的思路，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应对跨越国界、对全球构成严重威胁的思路，包括核扩散、内战和失败国家、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以及全球贫穷等问题。
本书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的第二个产品。第一个产品是《行动纲领》，于2008年11月出台。《行动纲领》的依据是本书的分析，为奥巴马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在2009年和2010年得到采纳，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跨国威胁。一旦这些政策建议能够付诸行动，就会开始建立一个我们在本书中设计的那种国际秩序。
在首次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前几天，我们发布了《行动纲领》。布什总统发起的20国集团会议是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20国集团会议制定了议程，协调政策并启动对国际金融制度的深层改革。20国集团的行动反映了本书的一个中心议题：大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包括通过扩大的八国集团形式进行合作，是朝着制定共同战略、重振国际组织的关键的第一步。无论是制定共同战略，还是重振国际组织，都是应对国际威胁必不可少的行动。
金融危机席卷世界，从全球股市夺走了上万亿美元；多年来人们试图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监管功能，但迟迟没有付诸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召开了20国集团会议。如果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安排受到侵蚀，而我们的行动又是同样的迟缓，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在致命性生物病原体被故意传播之前，我们不能及时建立抵御传染性疾病的体系，世界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拖延。在气候变化和安全领域，也必须为一个更为健康的国际秩序提供理念、方法和组织，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踟蹰等待了。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激活辩论、促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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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责任》 致谢（1）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们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了一个项目的人脉网络，没有这一网络持之以恒的支持，我们根本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这一网络的核心是美国和国际两个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桑迪·伯杰（Sandy Berger）、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西尔维娅·马修斯·伯韦尔（Sylvia Mathews Burwell）、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简·埃利亚松（Jan Eliasson）、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杰里米·格林斯托克（Jeremy Greenstock）、莉玛·哈拉夫（Rima Hunaidi）、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沃尔夫冈·伊申格尔（Wolfgang Ischinger）、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吴建民（Wu Jianmin）、基肖尔·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拉利特·曼辛格（Lalit Mansingh）、文森特·马法伊（Vincent Maphai）、阿瑶·奥贝（Ayo Obe）、绪方贞子（Sadako Ogata）、保罗·马丁（Paul Martin）、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萨利姆·萨利姆（Salim Salim）、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亚伯拉罕·索法尔（Abraham Sofaer）、哈维尔·索拉纳（J*ier Solana）、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蒂莫西·沃思（Timothy Wirth）、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他们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我们的项目做出了贡献。我们向他们致谢。
我们特别感谢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和哈维尔·索拉纳（J*ier Solana），感谢他们对项目的指导，也感谢他们在处理重振全球治理的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毅力和旺盛精神。
一些组织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