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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9）
尽管公众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厌恶情绪日益加重，罗斯福对蓝鹰还是很支持。他用律师唐纳德·里奇伯格取代了休·约翰逊，但此举不过是想平息民愤。罗斯福还有其他一些花样……如允许小城市里的一些企业免受《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的约束，在某些守则中允许给妇女较低的工资等。这些变化引发了新的问题：企业可否迁到小城市以规避《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的限制？可否解雇掉男雇员换上女雇员以节省工资支出？罗斯福越是修补《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就变得越复杂。
在布鲁克林出售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鸡肉的谢克特兄弟，为法院于1935年废止《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创造了契机。谢克特兄弟做了导致弗雷德·帕金斯、罗斯·马克维奇、山姆·马克维奇和雅各布·马吉德入狱的同样的事情。为了逃避惩罚，兄弟俩雇佣了由约瑟夫·海勒律师牵头的强大的辩护团队，一是为了确保他们不入狱，二是要废除《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请法院宣布《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违反宪法。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谢克特兄弟的案件时，国家工业复兴署的公诉人指控谢克特兄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行业守则规定的最低标准，出售病鸡，允许顾客挑选自己中意的鸡，而没有要求顾客从肉架上随机选择。
这最后一条让最高法院的*官们特别反感，以至于约瑟夫·海勒不得不反复加以说明。他解释说，按照《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守则，顾客不可以挑选他想要的鸡。他应当把手放在肉架上，碰到哪个就买哪个。他必须要买下第一次碰到的那只。据庭审笔录记载，这一答复引起哄堂大笑，这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庭可是少见之事。在法庭辩论之后，*官乔治·萨瑟兰提问：“原来是这样。那假定所有的鸡都挤到肉架的那头，该怎么办？”这再次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下来以后，*官们进行合议，结果以9∶0的票数认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违宪的。在罗斯福总统几近两年的推广、花费了数千个小时的劳动、起草了包罗万象的546个行业守则之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一切都被最高法院认定是违宪的，没有一个法官支持它。
国家工业复兴署的败诉值得庆祝。“宪法的地位被重新确立起来了。”参议员博拉高兴地说。记者弗兰克·肯特说：“未经仔细考虑就匆忙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政府又大张旗鼓地予以推广，强加于公民头上，最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许多*党政治家好像也乐于看到《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被废除掉。记者们注意到，最高法院排除了共和党手中的攻击*党的一个极好的竞选话题。
最高法院的判决公布的第四天，罗斯福还在为《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辩护，并谴责最高法院的判决。他说最高法院用马拉车时代的眼光解释宪法的商业条款（该款赋予了国会调控商业的权力），使国家倒退了。他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规定的工业管制措施是如此着迷，以至于在国会提出了一个该部法律的缩小版本。比如，罗斯福签署了《格菲…斯奈德法案》，它把《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想法用于煤炭业。在国会审议该法案时，罗斯福给众议院的有关委员会写信说：“我希望贵委员会不会因为怀疑它的合宪性而不通过这部法案。”
国会通过了《格菲…斯奈德法案》，这等于又恢复了价格垄断。对煤炭行业来说，要确定的价格是如此之多……不同种类的煤炭、不同规格的煤炭、不同用途的煤炭……因此需要确定大约350 000种价格。不幸的是，在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之后，非正常的煤炭价格使石油、天然气和电的价格更加吸引人，成为理想的替代燃料。煤炭业从此陷入销售持续下降的困境，迫使宾夕法尼亚州成为警察管理的地方，靠警察来管控煤炭的购买和销售。
罗斯福一直相信《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好的，觉得假如不是自私自利的商人们通过贪婪的操纵而使它丧失民心，如果不是由于那些只注意到它的点小缺陷而不去注意它可能达到的完美结果的律师们捣乱的话，它本来会运行得很好。在谢克特案判决的五个月前，罗斯福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要想被认可，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即使在谢克特案件之后，罗斯福还想重新实施《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他已经在最高法院任命了几位新的*官）。事实上，他憧憬着“在不同的商品行业成立国际性的卡特尔”，即某种类似于世界范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罗斯福自己将在其中组织、管理和协助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让我告诉你们，我有个宏大的设想。”罗斯福对亨利·摩根索说。据摩根索记载：
罗斯福设想自己成了世界各国的顾问。他说，“也许我能拯救他们，或者，在仔细研究过他们的病情以后，我能朝他们翘翘鼻子，对他们说，我很抱歉，我治不好这个病。比如，我将告诉英国人，她的人口太多了，她的人口应当减少1 000万。我将考察每个国家，当然，如果我们使他们解除了武装，我们就得给各国的军火工人重新找到工作，这就是这个国际卡特尔要干的事情，而你的任务将是管理好财务。”《摩根索日记》，1937年1月4日，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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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1）
罗斯福为农业设计的计划《农业调整法案》，带来了很多平民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南方农场主为了休耕解雇佃农、相应管理部门膨胀等严重后果，它最终给农业造成了损害。
罗斯福为农业设计的计划《农业调整法案》也于1933年被国会通过，当时他对它的期望跟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一样高。罗斯福在提到《农业调整法案》时，这样说过：“坦率地讲，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崭新道路。”这是他在1933年就任总统后最繁忙的头100天里，为改革美国整个农业而敲起的开场锣鼓。
《农业调整法案》非常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内容。第一，以1910年农产品的比价为基准，确定农产品的价格；第二，国家付钱给一些农民，这部分农民休耕其部分农地；第三，磨坊主和农产品加工业主将支付这个农业调整项目的大部分费用。而且，权力将被集中在农业部部长手里，后者将确定加工税的税率，确定许多商品的价格，并告诉农民该休耕多少亩耕地。
国会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古怪的法律呢？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农业危机：一方面是农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农产品的价格过低。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美国农民每年都会碰到的棘手问题。在1790年，大约80％的美国人是农民。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由于农业机械化（尤其是小麦、玉米和棉花这些主要农作物种植的机械化）、种子的改良和化肥的改进，每个农民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根据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农民生产的产品越多，卖出的价格就越低。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迁到城市，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工厂和企业中找份工作。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唐·帕尔伯格，“被玷污的金子：新政项目50年”，载于罗伯特·艾登编著的《新政及其遗产》（康涅狄格西港：格林伍德，1989），第39…47页。
到20世纪30年代，城市化速度加快。1933年，只有30％的美国人靠种地为生。但是，30年代的农民并没有将农田卖掉、迁到城市（这是农民在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过低的情形下通常的做法）。这是因为三个原因。首先，由于大萧条是全国性的，企业很少扩大生产，城市里的工作机会也就很少。其次，《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确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引起外国的报复，因此，欧洲人很少购买美国的出口农产品，农产品的国外市场（它本是过剩农产品传统的出路）也就关闭了。再次，胡佛和罗斯福都喜欢尝试通过政府解决农业问题，即使宪法并没有授权政府对农业提供直接的救济。安东尼·J。巴吉尔，《新政：大萧条的岁月，1933…1940》（纽约：希尔与王，1989），第147页；约瑟夫·M。小琼斯，《关税报复：〈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后果》（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34）。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借以干预农业，结果没有成功。他挑选了两种主要的、具有强大政治选民势力的农作物……小麦和棉花，将小麦的价格固定为每蒲式耳80美分，棉花的价格固定为每磅20美分。这些都是底价，即最低价格。政府承诺以这些价格购买美国农民生产的所有小麦和棉花，这样两大农民群体就免受价格下跌之苦了。可是，灾难很快就发生了。种小麦和棉花的农民扩大了耕种的规模，尽其所能地生产小麦和棉花；本来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也改种小麦和棉花，以求农作物能卖得出去。没过多久，胡佛的农业委员会就不得不建造谷仓和库房，以储存小麦和富余的棉花。经过两年疯狂的过度生产，政府花光了拨给农业委员会的5亿美元。他们不得不停止这个计划，送掉或者低价出售了大约亿蒲式耳的小麦和1 000万包棉花，损失惨重。哈里斯·盖洛德·沃伦，《赫伯特·胡佛与大萧条》（纽约：诺顿出版社，1967〈1959〉），第172…177页；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第236…237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2）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农业委员会暴露了政府干预供求关系造成的危害。如果更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个不断扩大的工作市场），那么，农产品的产量就会减少，那些留在农场的、效率更高的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就会上升。但是，留在农场的那30％的农民都不愿意离开土地。农业委员会给了他们一个政府干预的先例，而高关税使他们有理由抱怨：既然其他人能得到政府补贴，为什么农民不能呢？由于农民在许多州是一股潜在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政治家们就站出来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更多的政府干预。因此，罗斯福和其他人提出了《农业调整法案》计划，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休耕。《农业调整法案》虽然很奇怪，难以解释，可是它的确解决了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它通过付钱给农民不耕作而减少了产量；二是它把农产品的价格与较早的繁荣年代的价格联系在一起，从而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经济学家和农民领袖发明了“平价”概念，来说明运用政府力量为农产品确定一个较高的价格是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固然会按照供求关系或起或落。农民选择了1909～1914年间的价格作为比价，因为那时的价格较高。他们的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的价格，应该与1909～1914年间农产品价格的购买力平齐。比如，1909～1914年间，每蒲式耳小麦的平均价格是1美元，而如果之后20年间生活费用上涨了两倍，那么，在1933年，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蒲式耳小麦应该得到的售价就是2美元。政府应当担保这一点，这样农民就不再害怕农产品价格下跌了，他的购买力也就跟其他工业产品和消费产品生产者相似了。
但是，假若农民该受平价的保护，那为什么所有其他的人不该呢？在新政时期，有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比如亨利·黑兹利特就问，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也要求平价，那会出现什么情形。
一辆雪佛兰六缸旅行车在1912年的售价是2 150美元，一辆经过改进的、性能不可比拟的雪佛兰六缸轿车在1942年的售价是907美元。按照与农产品平价同样的标准折算，后者在1942年的售价应当是3 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一磅铝的平均价格是美分；1946年初它的售价是14美分；但是如果是“平价”，它的售价就该是41美分。
从1912年到1942年，雪佛兰之所以愿意改进质量和降低价格，一个原因是其总裁比利·杜兰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阿尔弗雷德·P。斯隆没有享受到平价。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竞争。他们不得不改进自己的汽车，配置了电打火系统、可调整的前排坐椅、发动机温度自动控制和液压减震器等，这些改进使他们能够比福特汽车公司卖出更多的汽车。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确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市场份额，因此，他们研究和改进自己的雪佛兰汽车，并提高销售量。当然，美国的消费者是受益者，农民也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农民也能买到更便宜的汽车和拖拉机、化肥、杂交玉米种子和机械化棉花采摘器。比如，在30年代，杂交玉米尚未研发出来之前，农民每公顷生产的玉米大约26蒲式耳；3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84蒲式耳。其他农作物也有类似的改良。施莱贝克，《我们是如何发家的》，第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２，２９７－２９８页；肖弗尔，《第一个多数……最后一个少数》，第１５２－１５８页。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3）
农业跟工业一样，也是能动的。竞争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时甚至包括降价，都能使美国人不断得到更好并且更便宜的食物、工业品和消费品。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农民依据第一个《农业调整法案》（在第一个《农业调整法案》被宣告违宪之后，又有第二个《农业调整法案》），能够确保平价，或者接近于平价。
《农业调整法案》的第二个要素，是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休耕。不是所有农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安排：只有那些生产主要农产品和能够带来强大政治力量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棉花和食用猪……的农民才能参加。不同的农作物获得的休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