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角给我吗？我拿了一点没有用”。后来他私底下问朱维衡：“请你作为我老校友身份对我说老实话，到底靠不靠得住？”（朱维衡在MIT当研究生时，他是刚从海军复员，享受退伍军人优待政策，免费进大学而进MIT的一年级新生）。朱维衡对他说：“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靠得住的，因为这是国家直接投资，一定要一直办下去的，不会上当。”他这才狠了狠心说：“好，凭你这句话，我就冒一次险，准备这一百万白扔了”。就这样，双方签了合资意向书。
代表团下一个目的地，是旧金山的磁共振仪磁体公司，谈判结果派五个人到公司实习，具体参加一台六千高斯超导磁共振仪磁体研制，做完后与之一同回到蛇口，美方随后跟到蛇口，负责将磁体调出来，总共三十六万元美金，此行可称硕果累累。
次年，国家的第二次代表团又去，进一步与Analogic公司商谈合资细节。这次的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正局长，其余三人不变。谈判合资条款，对方的律师，也是公司的副总裁Soshnick主持，条文繁复异常，很多法律上的专用名词很难懂，全得由朱维衡翻译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再翻成英文，交给对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翻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再提出意见，再翻，这样反复多次，花了很长时间，总算谈完这个合同。随后，又到纽约，洛杉机，旧金山几个单位参观，商谈引进，合作，都没有结果。后来戈登先生带夫人到蛇口，看了工业区发展势头很满意。到北京，参观了声学所、电工所，亲眼看到了中国人都在认真工作，而且都确有研究成果，觉得放心了。朱维衡以老校友身份陪他们游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请他们吃饭，戈登夫人也成了孙华善的好朋友。
戈登先生亲自考察结果，有了信心，就立即签字，合资生效，正式成立安科公司（Analogic Scientific Corporation），生产磁共振仪整机，及其它一些医疗仪器，如胎儿监护仪，超声波检查仪等。他派人担任总经理，我方派副总经理，成立董事会，我方任董事长，戈登先生为副董事长，朱维衡为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也是董事。合同签订不到一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一篇美国驻华副大使写给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一份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因为中国的政策多变，办事手续复杂，除可口可乐和北京吉普车两家赚钱外，全都亏本。当时朱维衡正在美国开第一次董事会，戈登先生抓住朱维衡说，他不干了，投资去亏本干吗？朱维衡赶快去找到那份报纸仔细阅读，那上面谈的确实是事实。朱维衡找到戈登先生对他说，那些都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经验，不敢放手，管得太死，其实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一定要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并给予优惠待遇。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是国家计委直接拿钱办的，绝不会办不好，一定会赚钱。戈登这才将信将疑，勉强参加第一次董事会，没有提出来不干。
1987年，第一台一千五百高斯永磁体磁共振仪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台自己研制的磁共振仪，配套部件虽然是从Analogic拿来的，但磁体与全套软件可完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鉴定会上，大家特别指出，那磁体是最值得赞扬的，因为Fornar公司三千高斯永磁的，重达九十二吨，我们场强稍低一些，但只有三十二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特等奖。正式投产后，生意非常好。美国经济不景气，九十年代初，Analogic公司所有的分公司都亏损，独有安科公司赚了大钱。后来双方各增资一百万美元，大家赚得更多。 。。
（３６）上海――梦想成真
（36）上海――梦想成真
1987年秋冬，中国国际电机工程学术会议定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指定由中科院电工所主办，清华大学协办。作为国际电工技术标准化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的朱维衡，被定为大会主席。会议筹备组基本上由朱维衡二室的同事承担。大会会期八天，应邀参加的有十几个国家的近百名外国学者和国内的专家学者共四百人参加。自始至终，主持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朱维衡百感交集。看到许许多多电机专家和年轻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各科学领域日渐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更让他对中国的科研发展充满了信心。会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全体中外代表，张劲夫代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总理出席致贺。
不久，德国西门子公司找Analogic公司（西门子公司赚大钱的第一种磁共振仪，就是由Analogic公司提供电子部件的），商谈与安科公司合作生产永磁式磁共振仪，因为永磁式价格比超导式低得多，市场更大。戈登先生就要求朱维衡他们参加。于是朱维衡和董事长，副总经理，三人同赴德国西门子公司医疗仪器生产中心所在地Arlangen，参加Analogic公司（Gordon与Soshnick两位先期到达），与西门子公司谈判合作问题。安科公司准备的是与西门子公司全面合作，但西门子公司有兴趣的，只有朱维衡他们的永久磁铁磁体，朱维衡成了他们集中注意的一个，其他的合作问题根本不谈，弄得其他四个人都很不开心，而且西门子公司财大气粗，态度傲慢，分明是想吞并我们的永磁磁体技术，朱维衡当然不能同意，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朱维衡才知道，西门子公司在北京的分公司，用高薪将北京医疗仪器厂的总工程师请去，又请到内行在北京自己研制永磁磁共振仪。安科公司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
1987年末，在结束了主办国际电机会议及从西门子公司回来后，朱维衡接到了所里要他退休的通知。朱维衡此时已经六十八岁，他从电工所和安科公司退休了。
然而，朱维衡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他仍然坚持一些项目的研究和试验。
他回到科健公司在北京的永磁磁块加工厂，几个人支起一个小摊子，设计了三分之一大小的完全采用钕铁硼永磁的三千高斯磁共振仪磁体，自己动手安装。由于在此之前，朱维衡曾经在这里独自一人做了一台五分之一大小的筒式铁氧体永磁磁体，但运到深圳时发生机械破损无法测试，所以朱维衡坚信虽然此地条件极其简陋，但是完全可以做出意想不到的成果的。
事后，朱维衡证明了他的判断：三千高斯钕铁硼磁体，按一比一尺寸做出来，效果很好。重量大大降低，价格并不比铁氧体的高多少。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钕铁硼三千高斯磁共振仪。朱维衡十分欣慰。
1991年6月的一天，朱维衡突然接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通知，要他6月24日到广州办理移民手续。那是九年前，大姐朱纯在美国申请朱维衡移民去美。事隔这么久时间，朱维衡几乎忘了这件事。是留？是去？
妻子孙华善主张去！理由是两个儿子已经先后去美留学和定居，朱维衡也已退休，可以轻松一点了。
可是朱维衡却犯了难。他想，虽然自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年，更何况现在的科健公司正在稳步发展，有很多项目需要人去做。尤其是永久磁体的研究，作为磁浮列车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离开呢？
一连几天，朱维衡都茶饭不香。妻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一天晚饭时，孙华善对他说：“我知道你还不想走，可是你早就退休了，让别人去干好了。加上孩子们也都在外面，一家人可以团圆了，享享天伦之乐，有什么不好？你忘了你吃的苦还少吗？”说到这里孙华善停住了，她没再往下说。
朱维衡放下手里的筷子，说道：“那不是过去吗，现在好了。”看到朱维衡没像过去一说到吃过的苦头就不开心，孙华善这才小心翼翼地说：“其实你是放不下你的研究，你要想继续干，在哪干都一样，你不是说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吗？只要你身体好，你要工作我不会拦你。”朱维衡抬头看了孙华善一眼，没作声。
孙华善又说：“哦！我忘了告诉你，戈登先生昨天打来电话，说欢迎你去他的公司上班！这样好了吧，一到美国你就可以马上工作，这还不满意？”
朱维衡看着孙华善说：“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说完拿起筷子夹了菜吃了起来。
不久，朱维衡告别了科健公司，告别了北京。于1991年7月20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7月27日到达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住在大儿子朱道一家里。
7月28日，老朋友戈登先生设宴，邀请朱维衡一家人出席。并约定三天后请朱维衡到Analogic公司，正式邀请朱维衡参加他公司工作。8月15日办好入职手续，16日朱维衡就与正在和戈登先生谈合作的英国公司一起谈判。这家公司有用永久磁铁做局部磁共振仪的设想，想找Analogic公司合作，但他们不会做磁体，戈登先生也不会做磁体，所以他想吸收朱维衡，为他增添做磁体的能力。朱维衡了解到他们设想的东西，与过去做过的完全不一样，必须从头设计，朱维衡接受下来，参加了Analogic公司工作。8月19日正式上班，从头设计，从加拿大弄到现成的软件，进行计算，画图。刚完成，戈登先生对朱维衡说，合作取消了，因为英方要占一半好处，我们不干了。接着，戈登先生要做移动式CT，组织二十个人，七个月完，成本不超过六万，准备卖六十万，安排朱维衡承担驱动电机的选定。此后，他每星期一第一件事，就是召开CT技术讨论会，朱维衡广泛收集各种电机性能资料，选择比较符合要求的几种，要样机来做试验，等整机的机械制造出来，配上朱维衡选用的电机试运转，做详细记录，比较不同的电机，以便最后决定。朱维衡认为最好的还是力矩电机，但戈登先生认为太贵，一定要找便宜的，但找来找去，性能总是不够理想，最后还是决定用力矩电机。不过与Inland公司谈判，协议每年采购不少于一百台，他们同意打很大的折扣。朱维衡按时完成任务，别的部份拖后了一个月，总成本也超过了六万元，但戈登先生卖出六十万，利润还是够高的。飞利浦公司买了他的专利，挂飞利浦牌子，仍在这家公司生产。行销全世界。
1991年8月22日，朱维衡得到邀请函，邀请他出席在纽约州Saratoga Spring召开的美国磁浮列车论证会。主持会议的是美国交通部的颜明宏博士。会议论证的方案很多，不过全都是超导的，而朱维衡提出用钕铁硼永磁磁体，可以大大降低造价。但并未引发关注。
颜明宏对钕铁硼有兴趣，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永磁，问了朱维衡很多问题。以后又多次联系，想与科健及Analogic公司合作，扩大永磁磁共振仪生产，并到Analogic与戈登和Soshnick谈合作，但他的计划很不具体，他们认为不可合作。科健公司还写了一份合作设想，很具体，很详细，可是颜明宏说能获得世界银行拨款，但也并无保证。所以朱维衡陪他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毫无结果而散。不久，颜明宏说他要与他父亲一起去北京，希望朱维衡在北京与他见面，他想去看看朱维衡所里搞的永磁磁体情况，到深圳看看科健公司情况。朱维衡本不打算那么早就回去，他这样要求，只能改变了计划，与他同时走，在北京带他参观了电工所的永磁磁体实验室，与原来的同事一起吃饭座谈。他谈的经费来源，仍旧是世界银行，但提不出可靠证据，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
接下来的几年里，朱维衡仍然情牵梦绕他的“飞车”——磁浮列车研究。
他经常在想，如果真能像1974年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久明讲的那样，铁道部与科学院合作，大力开展磁浮列车的研究，可能中国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磁浮列车线。可现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铁道部没有参加磁浮列车研究项目，而是新成立的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单位在干，中科院不过是参加单位之一，与铁道部完全无关，铁道部这么实力雄厚的单位反而成了磁浮列车的强大反对派。磁浮列车大发展的大好机会，被连续不断的争论所耽误，实在是太可惜了！
好在朱维衡退休后的电工所二室，无论是接任时的顾国彪任主任，还是后来的徐善刚、金能强任主任，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坚持新型发电机和永久磁体的开发和研究，这些以前朱维衡的得力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了二室的成就和光荣。
终于，磁浮列车研究在国家攻关项目里立了项，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正式提出开展磁浮列车研究的建议。1998年6月，*总理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京沪高速为什么不用先进的磁浮列车？”于是才促成了上海三十公里首条商用磁浮示范线的建设。
这期间，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已与中科院电工所合作，研制出直线感应电机驱动的磁浮列车；西南交通大学也做出了两种磁浮列车；大连做出了比较特殊的永磁磁浮列车，等等。
2003年1月1日，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商用示范线在上海正式通车运行。六十三年之前的一位中国青年在大学发表“飞车梦”，在同一个城市上海梦想成真！朱维衡抚今追昔，不由得心潮澎湃，老泪纵横。
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线，世界掀起一阵磁浮热。大多数的议论都是认为它的造价太高，不能推广。朱维衡收集了许多磁浮列车文章、专利等资料，写了一篇关于四种磁浮列车设计比较的文章，说明造价并不是非得像德国或日本的那么高不可，而是完全可以像轻轨铁路一样，甚至更低，并列举了美国正在进行研制中的两种设计相比，应该是切实可行的。他们采用的方法是缩小车体，减轻重量，单车运行，从而大大减轻导轨本身重量和对精度的要求，造价也就大为降低了。其实际运载量却并不见得比重型列车小，因为像公共汽车那样，灵活性比重型列车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