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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总统（四）
由于时间紧迫，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警方、安全局、内务部同时行动，根据早已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捕获了绝大多数阴谋参加者。同时俄全国各地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为了防止其他车臣杀手潜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俄罗斯下令紧急关闭所有的车臣边境。
24日当普京到达圣彼得堡的当天，圣彼得堡的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站的安全警卫都得到了极大加强，没有身份证件的公民一律被暂时收容，普京在圣彼得堡参加市长葬礼的时间安排和路线更是成了俄罗斯的最高国家机密。即将举行葬礼的场所遍布全副武装的内务部警察和特种部队，附近街道的高层建筑屋顶上、窗台后面都埋伏着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连举行葬礼所在地的下水道里也蹲着警察。在这异乎寻常的气氛中，普京出席了索布恰克的葬礼，并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普京在2月25日以公开信的形式在俄各大报上发表了他竞选总统的纲领，以回应此前咄咄逼人的久加诺夫。普京在公开信中写道：
尊敬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不阐述什么全面的纲领，请允许我谈谈竞选的一些关键问题。特殊的道德标准和实际上把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目标一向是俄罗斯人的特点。这曾经使我国人民在最困难的年代站稳了脚跟并取得胜利——无论在战前、战后，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是这样。问题不在于要重新寻找赫赫有名的民族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已经存在。它已经在社会上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
我们应该明白，当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时，我们的对手非常强大。我们应该明确地给自己提出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权力机关要有作为、负责任，而且要顽强地达到目的。国家机构应该是内行的、灵活的、守纪律的，不应该是臃肿的、懈怠的、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官僚圈子。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我们大家——全体公民和国家机关所应遵循的复杂的、却是公认的游戏规则：遵守法律和宪法，即国家的法律秩序。我认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都是今天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整顿法律结构与打击贪污腐化同样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不单单是法律领域的事。
富裕的俄罗斯不能容忍任何人因为它贫穷了而来侮辱它。我要再重复一次我在给选民的公开信中所阐述的观点——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国家富裕，但居民贫穷。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要使人们过上好日子。普通公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每做一次社会调查都会显示，人们有权、也希望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每一个政权都应承担起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无论它所依靠的是什么。造福于人民，为普通公民谋利益，这才是每一个政权的最终目标。
让市场的所有主体都能同政权保持同等距离是所有权的保障，也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一块基石。显然，如果国家不能履行我所提到的那些职能，就不能提出有保障的游戏规则，这一领域就会被影子经济所占领。这是国力衰弱的表现。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对市场进行内行的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也不会有国家的强大。但调节不是市场脖子上的索套，而是对市场的支持，是为各经营主体创造平等的条件。
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公民不能没有尊严感，整个国家不能没有民族自豪感。这些基础原则是看待我们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我觉得，我们有能力调动国家的一切资源，有能力调动社会的一切力量和俄罗斯全体公民的劳动热情。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既是我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今天所有在场人的根本目的所在。
随着《致俄罗斯公民的公开信》的发表，普京开始发动自己的攻势。他在这封信中阐述了自己将奉行的政策的主要优先方面。这些优先方面可概括为：“打赢车臣战争”、“加强国家地位”、“打击犯罪”、“消灭贫穷”。这些优先方面得到了前去投票的选民的热烈反应。
2000年3月2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从此进入了“普京时代”。
百年恩仇（二）
随后，19世纪70年代，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巴尔干再次开战。车臣人再次为配合穆斯林兄弟而起义，也再次受到镇压。
到了20世纪，俄国大乱。十月革命后，先是邓尼金的白俄军队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与红军作战，车臣人痛击闯入他们家乡的白军，被莫斯科封了个苏维埃山地自治共和国。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其1921年的立国大会。不久，车臣被并入戈尔斯克自治共和国。1922年11月又分离出来成立了车臣自治州。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俄罗斯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于是由俄罗斯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就把有马的车臣人一律当成了“富农”，不但马要没收，而且俄共对富农的政策是肉体消灭。对于车臣部落的牧民来说，马和枪是男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抢他的马，他宁愿持枪死战。于是北高加索车臣地区开始出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1922年，车臣和达吉斯坦教长纳日穆特金·戈钦斯基率领车臣和印古什人起来反抗。1922～1924年，北高加索军区及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所采取的围剿行动没有成功。1925年的8、9月份，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叶·乌博列维奇的指挥下，苏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随后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的3～4月苏军又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过围剿行动。1936年车臣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个别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
二战期间车臣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在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自治的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落的支持，该地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此举招致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满。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以十万兵力包围了车臣地区各村庄，在2月23、24两天之内，将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押上闷罐火车，解往哈萨克斯坦。押车的士兵接到命令：车臣人逃离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的过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车臣人口也因此锐减。歧视性民族政策的执行，加深了俄罗斯和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如此描绘被流放的车臣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了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朴实、沉睡的哈萨克斯坦。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偷光，有时则干脆强抢。”
接着索尔仁尼琴还讲了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任教时，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他的哥哥酒醉后杀了一个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醺醺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躲到监狱里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以及另一个同宗的长辈（家族中其他人已死于流放途中），论辈分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钉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不流鲜血，受害者的亲属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他们三人被团团围住了，当官的谁都不敢走近他们家。“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区党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还有内务部派驻机关等等，也都在复仇者的怒火面前望而却步。”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力量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的错误政策很快得到了纠正。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怎么可以让整个民族——包括老人、妇女、孩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某些人或个别团体的行为负责，让整个民族为之受苦和遭难。
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车臣民族“平反”，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允许车臣人重返家园，远离故土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开始陆续返回故里。这时，他们原先的家园已迁入了不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北奥塞梯人和达吉斯坦人。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关系没有得到很好处理，俄车民族之间的猜忌和对立情绪日益激化。这就为苏联解体后车臣宣布独立以及两次车臣战争埋下了伏笔。
叶利钦的失误（一）
车臣人熬到1991年，俄国再次大乱，苏联解体，他们心中深深埋藏的仇恨种子，终于抽条发芽了。
1991年6月，在车臣人全国大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前苏联空军少将佐哈尔·杜达耶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9月初，车臣武装分子占领了部分政府办公大楼。经俄罗斯议会领导人同意，成立了由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和车臣人全国大会的一些代表所组成的临时最高委员会。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承认该委员会是车臣合法的最高权力机关。
三周后，车臣人全国大会执委会自行通过了关于解散临时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并将其所有权力收归自有。10月27日，在武装分子的严密监视下举行了车臣共和国总统和议会选举，但总共只有10％～12％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总统。
1991年11月1日，当选总统的杜达耶夫不顾俄罗斯宪法的规定，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杜达耶夫声明：如果俄国想和车臣建立特殊关系，则必须首先承认车臣的独立，对迫害车臣民族的罪行做出赔偿，并审判那些犯下罪行的人。与此同时，车臣武装还通过武力夺取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护法机关的一些办公大楼，致使一些官员死亡。他们还攻占军火库，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从而使得杜达耶夫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起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国民卫队。
此次当选为总统的杜达耶夫出生于1944年，那时正是车臣人被发配的时候。他出生几星期之后，全村就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因此他从小就目睹了车臣人的悲惨生活。回到车臣后，杜达耶夫读书参军，一直升到轰炸机师师长。1989年驻扎在爱沙尼亚时，他对当地独立运动的同情缓和了军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所以他一直受到爱沙尼亚人的敬重。杜达耶夫虽然当上了总统，但由于他是军人出身，不是政治家，而且车臣民族也没有现代政治传统，他们的社会结构很难容纳超越家族利益的管理。因此车臣很快陷入秩序瓦解的混乱中，成了俄罗斯族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车臣人自己也积极参与国际军火、毒品走私及非法的金融活动。
车臣独立对当时俄罗斯的危害主要在于：如果它成为一个对俄罗斯心怀敌意的穆斯林国家，将对高加索各民族和中亚地区诸国产生极大的影响。放纵甚至放弃车臣，将立即牵连相邻的达吉斯坦。
11月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宣布车臣—印古什总统选举非法。但此时叶利钦当局忙于###，自顾不暇，因此只是口头上不承认车臣的独立，拒绝与杜达耶夫进行有关车臣独立的任何谈判，实际上却默认了他对车臣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车臣分离主义势力的气焰。
随着车臣分离倾向的加剧，俄当局开始对车臣采取了一系列非军事制裁策略：在财政上冻结对车臣的预算补贴。但杜达耶夫毫不退让，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俄当局针锋相对。他拒不承认俄联邦宪法，不签署联邦条约，不组织联邦选举，也不参加联邦会议，这使俄当局对杜达耶夫非常头疼。
见“软”招不成，俄罗斯当局决定于1992年10月出动武装力量对车臣施压，并宣布车臣全境实行紧急状态，但杜达耶夫软硬不吃，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后来，俄国总统叶利钦开始对车臣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表面上高姿态，仅是呼吁车臣签订加入联邦的条约；暗地里资助杜达耶夫的反对派，提供金钱和武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94年叶利钦炮打白宫消灭了反对派之后终于大权在握，为了顺应国内“重振俄大国雄风”的呼声，并为参加1996年的总统大选积累资本，叶利钦开始把解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