擞《鹊牡缁胺裰行亩栽惫さ挠跋欤凇肚艘幻妗罚―ead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的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1）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产业突变的历程……它不断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事实。”
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转移（包括但不局限于商业企业的上升和失败）无疑与熊彼特的预期一致，它们也符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所谓破坏性创新，是指依靠全新的方式开辟新市场的技术、服务或产品的变革。破坏性创新的效应最终会蔓延到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市场并削弱它们。iPad（苹果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手机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汇款给你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例子。
熊彼特从整体上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力量，克里斯坦森详细分析了具体市场，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相似的力量正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发挥作用。本章想要说明，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体现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这三场革命都对传统权力模式提出了具体挑战。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协调统一的大型集权式组织运用绝对优势资源、特殊资产或压倒性力量获取并维护权力。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对人实行强制性措施，还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模式都是最适用的。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2）
如第2章所述，权力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威力（或生硬地强制执行）是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准则是运用道德义务的力量，游说是运用说服的力量，报偿是运用诱惑的力量。其中，威力和报偿的运用是要改变诱因、重塑情境，让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而准则和游说的运用是在不改变诱因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情势的评估。权力壁垒的存在是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恰好削弱了权力壁垒。对此，表4–1给出了总结性说明。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3）
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buuyu。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传统的信仰体系，更愿意尝试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今天，习俗或道德义务几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们能反映变化着的形势。天主教会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天主教会越来越难招募到愿意誓守独身的神父，也越来越无力应对来自小型福音派教会的竞争，后者能够将教义同特定地方社区的文化及具体需求结合在一起。天主教会的危机发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说服和吸引也是权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广告公司或房地产经纪人会游说消费者，选民或雇员也会被各种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样改变着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图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场选举即将到来，候选人或政党为了争取选票，会发信息、打广告，并承诺在赢得选举后为选民提供服务和工作机会，作为对选民支持的回报。数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见多识广的选民，他们不大可能再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反而更倾向于详察官方的行为，更积极地寻求改变并主张自己的权利。迁移革命使选民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稳定。有时，迁移革命还会造就一些利益相关的个体，他们虽然身处远方甚至国外，却能够影响辩论和选民。心态革命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怀疑日益加深。
雇主、广告客户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区民众支持或消费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为社区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趋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规模的优势越是缩小，小众市场和单一议题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场力量和小对手的迫使下，大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像利基企业，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了依靠规模带来压倒性权力的大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权力的终结》壁垒坍塌：微权力行为体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带入现实世界。除了概括性的哲学探讨之外，我们可能很难对权力加以讨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了根据具体情境（如军事冲突、商业竞争、外交、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思考权力。但三大革命所突出的变化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今天，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模式和期望的影响比几十年前或几年前更深入，它们挑战着关于权力获取、运用和维持的传统认知。挑战是如何展开的？自20世纪起就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应对挑战的？本书后面的内容将对此进行探讨。
已经确立了权力地位的大型权力行为体并没有消亡，他们正在反击，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依旧占据上风。独裁者、财阀、企业巨头和各大宗教的领袖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但是，与过去相比，这些大型权力行为体受到的约束更多，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日益动摇。后面的章节将说明，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限制大型权力行为体的选择，又是如何在某些情况下迫使大型权力行为体退却甚至完全失去权力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例子。
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正在向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所热烈拥护的组织模式发起攻击。这种组织模式昔日的优势正是今天受到攻击的劣势。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大型组织的运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今天，维持秩序和控制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过去，大型的集权式组织占有稀缺的资源；但今天，商品、信息、人才和客户资源都更易获取和使用。过去，大型组织被权威、现代和经验的光环笼罩着；但今天，向大型组织发起挑战的新兴小型组织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随着大型、理性、协调的集权式组织模式的优势渐渐减退，微权力行为体通过另一种组织模式获得成功的机会增多了。
但是，权力衰退到了何种程度？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接下来，本书将具体探讨内政、战争、地缘政治、商业及其他领域的权力衰退。到底是哪些权力壁垒在崩塌？哪些新权力行为体在崛起？传统权力行为体又是如何予以反击的？
随着权力壁垒的坍塌，权力开始重组。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却已经引发了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