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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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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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展示他们对一些事物的理解,独辟蹊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她曾经多次到过中国,而且她的弟弟还抱养了一个南京的小女孩,现在已经12岁了。也因为这个,她对中国有很好的印象。在桑代克教学楼的三层会议室里,她首先向我展示了参与这项实验的部分学生画的图画。
  这是一些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0岁左右。实验主要检测的是他们对互联网的认知状况。在实验开始前,苏珊女士首先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画一个网络图画”,也就是画出自己心目中的网络, 然后再对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知识与使用的培训。在一年之中,她先后五次要学生画同样要求的网络图画。结果,她发现,“孩子们一年中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从她的研究报告中附录的网络图画中可以看出,一个10岁的孩子,在培训前画的网络图,竟然只是一台屏幕空白的电脑。经过两个月的培训,第二次的画在屏幕上有了一些简单的图标,其中一位孩子还画上了一个小娃娃;四个月后,一位孩子竟在屏幕上画出了一个网址,并填上了“Loading”(加载中)的字样;第四次画的时候,一位学生已经把他开始使用的“Google”网站很清晰、很准确地画出来了;第五次绘出的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网络路线图。很明显,学生对互联网的认知在不断加深,而且画出来的图画也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接近互联网的内涵。
  苏珊女士还匠心独运,在台湾做了同样的实验,并且把纽约与台北同年龄孩子画的互联网图画作了比较。她发现,纽约的孩子对互联网的理解更多的是游戏和购物,比如,一个小男孩干脆在屏幕上仅仅画了一家美国超市“GAP”的标志;而台北的孩子则更多地把互联网当成发送贺卡的工具,大多数孩子在电脑屏幕上画的全是大大小小的贺卡,另有两位小朋友画的是电脑休眠的情景,其中一位小朋友还在屏幕上写了一句吓人的话:“不许动,谁动就砍脑袋。”苏珊女士说,我猜想,可能家长还不允许他们摆弄电脑,孩子们眼里看到的电脑,往往是家长离开电脑后休眠状态的屏幕。
  苏姗女士慢条斯理地说,这样的评估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孩子这个特定的年龄,你要让他说出或者写出自己的认识往往非常困难,而通过他画出自己大脑里的图像,你却能分析出他们的思维水平,这不是一般的评估方式可以做到的。
  

当孩子不能有效表达时(2)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学校的办学水平评估工作,发现我们所设计的评估工具存在很大的问题,孩子们可以很容易地隐藏事实真相,甚至可以在别人的怂恿下弄虚作假。我到一个省份督查课程改革进展情况时,曾经使用过一些专家设计好的评估工具,发现这些工具实在是幼稚可笑。譬如,向学生发的问卷有这样一些问题:“你们学校体育课开设是否正常?”“你们学校老师是否热爱学生?”“学校课外生活是否生动活泼?”等等。结果,不管到哪一所学校,学生的答案千篇一律、一好百好。后来,一位被督查学校的女学生在给我的邮件中说:“督导座谈会之前老师就召集我们开会了,言外之意就是要我们往好的方面说。”但是,当我在座谈会上要孩子们写一段文字,描绘自己的一位老师,而且能被在场的同班同学所指认时,我意外地发现,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级,孩子们笔下的老师竟然是那样的不同。教师到底爱不爱学生,从孩子们对自己老师的描绘中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有位很有经验的老教育工作者曾说,评判一所学校不用太多的指标,只要看一看校园里老师们的眼神,孩子们的神采就差不多了。乍一听,这话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仔细想来,这却远比检查一些计划总结、表格数字更有说服力。
  见我对她的研究很是欣赏,苏珊女士高兴地邀请我一同搞一些合作研究,希望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搜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进行一些对比研究,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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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校的生命(1)
  2005年5月6日  星期五
  上午8点,全美学校亚洲事务委员会主席梅巧女士执意来接我们。她十几次到中国,常常被中国朋友的热情接待所感动,所以,这次一定要按中国式的接待方式来接待我。
  梅巧女士告诉我,今天参观的第一站是牛顿北高级中学,是牛顿市仅有的两所高中之一。
  还没到学校,梅巧女士就介绍说,设计牛顿北高中的原是一位以设计监狱见长的设计师。所以,他把这所学校设计得也像是一所监狱,社区的人们非常不满,市政府正计划拆旧建新。
  果然,学校看上去真有点监狱的味道。不过四层高的楼房,却给人高墙森严的感觉,四周似乎密不透风。从外表上看,没有一点学校的生机与活力。
  梅巧女士在这所学校教过多年书,对学校的情况非常熟悉。在教学楼的主廊中一路走来,碰到的每位教师都和她像老朋友一样打着招呼,而她也十分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她的那些老同事们。这样走走停停,到校长办公室竟然用掉了十几分钟。
  校长詹妮弗·霍廷顿女士来自英国,她和丈夫都非常热爱登山运动。不过,很可惜的是,她丈夫在一次登山活动中遭雷击死亡。校长是个很和善的人,她正在办公室与市教育局负责课程的副局长朱迪丝女士研究工作,见我们到来,很是高兴。她首先非常自豪地告诉我,牛顿北高中与北京的景山学校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建立了友好关系,学校曾有一位叫列波曼的学生因为到中国学习,非常喜欢中国,留下不回来了,后来考入了耶鲁大学,又到哈佛读了法学院的博士,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法律课程,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
  说起牛顿北高中的概况,詹妮弗校长说,学校有9~12年级,一般是14~18岁的孩子,共有2200名学生,是一所综合高中。除了学术课程以外,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技术课程,如计算机、汽车、木工、电子等。学生来自近50个国家,选修汉语的也有100多人,学校还与十几个国家有合作交流项目,90%以上的学生将进入大学学习。
  当我问校长,在美国,办好一所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时,詹妮弗非常明确而坚定地脱口而出:教师是最为重要的,有了好教师,学生就喜欢上课,也能够学到东西。但要找到好教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细节上,都要把教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走出校长办公室,梅巧女士首先带我来到历史系办公室。办公室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一间是系主任的办公室,外面一个大厅一样的房间则是全校所有历史教师办公的地方。办公室四周摆满了书架,中间是老师们的办公桌,还有一个老师们开会的地方。系主任告诉我,这种办公方式是从中国学来的,这样不仅每位教师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而且,还可以随时围在一起开会,研究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教师是学校的生命(2)
应梅巧女士的要求,系主任重点向我介绍了学校选用教材的情况。在美国,每所学校都有独立选择教材的权力,这个权力并不在校长,而在学科的教师们。出版商每年都会把相关的教材寄送到学校,然后,各位教师通过阅读、对比,选出自己喜欢的高质量的教材,最后,通过投票决定选用某一种教材。当然,系主任在其中还是能发挥很大影响的,因为他往往就是这一学科的权威。
  一边说,系主任一边向我介绍着每一种教材的优劣。他耸耸肩膀,很风趣地说,其实,选什么教材已经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心里已经十分清楚;倒是如何教好我们的孩子,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
  告别了历史系主任,我们打算去语言教研室。很凑巧,当我们来到语言教研室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两间办公室里坐满了教师。原来,他们是在利用午餐时间面试两位前来应聘的新教师。美国人太讲究实际了,边吃饭边面试新教师,既使面试显得轻松自然,又节约了教师们的时间。
  当然,学校对在职教师也有评估,一般是两年一次。新教师在一开始工作的第一年里,学校要对他进行四次考核,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取得终身聘用资格。这个考核小组由校长、校长助理和一名老教师组成。考核的指标体系共有五项内容:一是交流能力与技巧;二是课程准备情况,也就是备课;三是自我提高也就是继续教育的情况;四是课堂气氛;五是考试或考核的成绩。考核的形式比较简单,就是考核小组到课堂观察学生的情况。如果这个教师不合格,这个小组有权力通知他们的“老板”——市教育局,不要和这位教师继续签订聘用合同。
  我明白了,校长所谓“教师是学校的生命”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深入到了学校的“骨髓”。只有教师在学校里真正有了地位,从选用教材到聘用新教师都有实质性的参与,他们才可能真正成为学校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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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1)
当我和梅巧女士来到牛顿北高中时,她曾带我到了一个看上去像是教导处的地方,这里可以找到学校全部课程开设和管理方面的资料。办公室的一位女士给我拿出了几大本档案夹,抽出其中一些材料,向我介绍情况。使我感到好奇的是,学校把一切都当成教育资源的意识。
  “学校办公室活动”是要学生在学校办公室里服务的课程,既是给学生和员工提供的辅助性服务活动,也是一门课程。在这里可以修习一个学期,每周4个学时,成绩合格,可以获得个学分。而“大哥哥、大姐姐”也是一门课程的名称,这是一个一年的学习项目,只有12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合格者可以获得5个学分。参加者有机会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低年级学生当一年大哥哥、大姐姐,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门“同伴指导课程”。因为,每年都有100多名学生转入牛顿北高中学习,如何帮助转学的学生尽快适应生活,如果单纯地依靠校方和老师,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但聪明的牛顿北高中把它演变为一门课程,让接受帮助的新生和选修课程的同学都从中受益。10~12年级的学生皆可选择,每周只用半天时间,选修者可以获得1个学分。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梅巧女士又把我带到了处在教学楼一层的学校印刷厂。足有三间教室大的印刷车间里一片忙碌,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停止手头的工作。梅巧女士介绍说,工厂的业务全部由学生经营管理,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从市场营销到财务管理,里里外外全是学生当家,赢亏也完全由学生负责。看来,美国中学里的课程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习、实训,而是让孩子们真枪实弹地进入“实战”了。
  从印刷厂出来,我们又来到了学校出口处的幼儿园。当我们走进活动室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唱歌。整个幼儿园里总共只有15个孩子,每人都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挂在墙上。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梅巧女士说,这些孩子都是学校教师或者市政公务人员的子女,送到这里来,是为学校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服务的。学校总共有两门与幼儿园有关的课程,一门叫做“儿童成长和家庭”,9~11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将对婴儿、幼儿、学龄前儿童的智力、情绪、社会和物质发展进行研究。他们将学习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玩耍、自制能力、逻辑能力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通过实际保育工作而获得学分。我发现,幼儿园只有一位专职教师,而其他全是选课的学生,教材就是一本《成长中的儿童》。还有一门课程叫做“儿童成长实验课”,供10~12年级的学生选择,每周有2个课时。这门课要求学生获得10个学分,教材是《发展中的孩子》。同学们在这门课程里,将通过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历史和社会学的帮助,留意孩子们的成长并重点讨论孩子们一个月的成长过程,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学前儿童的体质、情绪、智力和精神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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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2)
很有意思,既为学校的老师们解决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又同时为学生们设置了课程,可谓一举两得。
  中午,梅巧女士在学生经营的一个教师餐厅里招待了我。本周的菜谱是意大利饭,每人两个意式肉丸、两块通心粉、一碟水果沙拉,每份⒋95美元。校长告诉我,这个餐厅全是学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他们负责全校教师的用餐。一个孩子如果选择这个课程,在9年级每周就有4节课在这里上,到10年级以上,每周就可以上12节。当然,在9年级也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选择。
  一边吃饭,一边感叹美国人的聪明和精到。校长与我谈到的一个观点,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们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学生可以去的地方;学校的任何资源都应该与学生有关,因为,学校是为了学生而设立的。
  纳税人的钱该花在哪里?
  眼下,经常从社会上一些人那里听到一些颇有点不满的声音:政府的钱一大半让教育花了;在财政供养的人员中,教师就占了一半。
  这话本身并没有问题,从基层的财政状况看,确实如此。问题就在于,说这话的人,他们的话里明显包含着另一层含义:似乎这些钱不该花,花得冤枉。
  还是看一看牛顿市的情况吧。牛顿市作为一个学区,在全美居第九位,属较大的学区之一。学区内有10万居民,共有21所学校:15所小学,4所初中,2所高中,11000名学生,1000名教师。如果算一下师生比的话,恰好是1︰11,与我们编制部门规定的农村1︰23,城市1︰19的师生比相比,相差很大。
  牛顿市的教师年平均工资为5万美元,校长平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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