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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上了三次当。每一次，我都觉得应马上作出决定；但每一次，又发觉后面的情况更加值得考虑。
安娜帕娜面对的问题，叫做“可能世界”的问题。理论上用“可能世界”这个术语，表述伦理问题与实践问题。还有，它属于后现代问题。后现代伦理或后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当可能世界遇上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时，选择答案可以是多元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帕娜的问题与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视为同一个问题。要问的都是：我们作出的经济选择，放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看，怎样才算“好”的。由此推论出福利经济学中争论的“一元是否等于一元”的问题。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从感受来说，同一元钱给每个人带来的快乐，确实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每一元钱的量上看不出来，主要与质有关。不同的品种，具有不同的质。钱的不同利用，可能带来不同的生活质量。
在安娜帕娜的例子中，效用值是唯一的，雇人的钱是同一笔钱，同一个数；但价值是多元的，同一笔钱有实现三种价值的“能力”，平等主义的价值（迪努）、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毕山诺）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若季妮）。而三种价值是异质的、相对的，难以通约和比较。
那什么叫“好”的呢？“好”（善）是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上述选择可以说都符合“好”的标准，同等地看待它们，显示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
显然，这没有那么可怕。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多元选择，可以说将司空见惯、无处不在。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经济学只考虑中间结果，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或归于心理学，或归于伦理学。但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真实世界中的最终结果（幸福或正义），而不是中间结果（如效用）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后现代经济——福利（2）
互联网站在哪一边呢？因为它必须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向精神文化体验方向发展，所以，它只能投后现代主义一票，否则它在经济实践中就会赔惨了。比如，为什么《传奇》好，世嘉的网游在中国就吃不开？没什么好讲的，人心就像东南西北风，非要纳入经济人理性的模子就脱离了真实世界。
这些道理，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不屑于把它纳入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只有求助于阿马蒂亚？森和卡尼曼这样具有前卫意识的“伦理—心理”型经济学家，才能把这些现象纳入规律研究。
要想深入了解这种情境，请参见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
利用计算机提高创造新奇事物的能力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带来一个突出的新现象。用西托夫斯基的话说：“和人脑相比，计算机技术更适合于制造有限度的新奇性，它们干得更快，干的量更大。计算机可能成为艺术家们提高产量的一个有效工具。”①亚伯拉罕？莫里斯就呼吁采用计算机技术，以提高艺术家创造新奇事物的生产率。②
新奇性，是我们所说的品种经济性的另外一种说法。品种经济性是相对于生产者说的，新奇性是品种多样化带给用户的体验和福利。二者是从不同角度说的，但反映的是一回事。
与新奇性相对的是单调性。单调性是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性带来的痼疾。个性化，或用户选择的多样性，要求产品克服单调性，而具有新奇性。
新奇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异质性，即某感觉所包含的信息量和新奇度；二是人认知信息的异质性，即大脑处理信息和将它与已存信息联系起来的能力。③
根据心理学中的冯特曲线，新奇性的事物对人的吸引力，随着新的程度和奇的程度的提高，开始上升，随后下降，呈正态分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新厌旧现象。
这要求新奇性必须靠品种的多样化来保证，人们对前一个品种不再感到刺激后，就需要有新的品种提供新的刺激。
互联网上充满新奇事物和新奇刺激，人们的喜新厌旧表现得格外明显。互联网对于人们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个性化的有效性如何越来越成为新的问题。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福利经济学来说，要求福利多元化的解释。
有钱不等于快乐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比如，在1 000美元之下的（农业）社会中，温饱就是幸福；在1 000~3 000美元的（工业）社会中，有钱就是幸福；在3 000美元以上的（信息）社会中，自由才是幸福。农业社会的幸福观是生存幸福观，温饱就是幸福，因此把农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工业社会的幸福观是发展幸福观，有钱就幸福，因此把工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富裕问题。信息社会的幸福观是自我实现幸福观，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幸福，因此把信息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自由（即“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问题。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观察和谐与幸福的条件得出的结论。
与历史主义对立的是普遍主义（又称教条主义），它是工业化的思想基础。普遍主义包括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极左教条主义，即计划经济的僵化观点；一种是极右教条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僵化观点。它们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希望把工业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结论普适化，拿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生搬硬套。首当其冲的矛盾，就发生在与信息社会观点的冲突中。举例来说，按照普遍主义或工业主义的观点，有钱自然就会快乐，GDP发展人民自然就会幸福。但信息化的观点认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更多地从物质需求向文化需求发展，富裕（不管是先富后富，还是共同富裕）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 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 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才能保证不做辛辛苦苦的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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