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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3）
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党活动还只能局限于一国本身，但其价值观和宗旨却必须尽可能多地赢得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民众的理解，这将成为未来政党政治在国际生活中的重要任务。 1．美国“亨廷顿悖论”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④同时他又花了大量篇幅来鼓吹所谓两党制的优势。但今天看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亨廷顿悖论”，他标榜的两党制的竞争是美国政党制度进步的根源，但在竞争达到极限之后，以榜样自居的美国两党之间的界限竟然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们认为，如果政党不是在为一个既定的方向奋斗，而是不断地通过利用对方的失误而争取民众，这样的架构离开了政党政治的本意。因此，现代社会选择何种政党制度，与数量多少无关，与政党的强大与否也无关，只是看这个政党能否使民众“以共同目标为取向”，并能够与民众之间建立有组织的自愿的广泛的联系。因为政党存在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而不是与其他党派竞争。一如市场中的企业，站得住脚的企业都是因生产出了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并持之以恒地发展，而不是看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两个还是多个同类企业。如果市场上没有这种需要，那么无论是一个、两个或多个企业都是多余的。 如果说，在过去的政治中，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那么，现在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则是一个政党能否代表人类和时代的共同目标取向，即“###”重要思想所展示的深刻内涵。在过去，强大的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方式而非来自其政党性质。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强大的那一个或几个政党就会成为执政党，这个体制随后就可能消除掉曾经使自己成功的社会基础，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依赖于其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建立起的政党制度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在这种政党制度下，一个新集团、新力量要进入该体制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讲，同化新社会势力的途径也比较少，其政治领袖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其政治方面也就能更加控制自如。然而，持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这种政党制度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但长久之后又当如何？ 问题并不止于此。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全球交往的扩大以及政治参与的越来越广泛，人们真正关心的已不再是获取政权的政党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看执政党能否适应人类和时代发展的潮流，能否提供人们进行广泛自愿参与政治的平台与机会。今天的政党政治已不仅仅是政党领袖和党员们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务。换言之，在社会没有充分被组织化之前，政党是惟一有力量的组织；而当社会成员已被现代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充分组织起来之后，政党则变为了各种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各种组织正在吞噬着政党原本稳如泰山的基础。这种竞争类似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对于国家的挑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下的挑战。 如果说，在传统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面对的是一个个的单独的人，那么，今后面临的则是组织起来的一群群的人，这就是影响今后政党制度走向的全新场景。执政党在此时如果懒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那就会大大增加各种社会组织的数量，并使他们日益多样化。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4）
因此，今天的执政党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架构政党体制，而必须学会把各种社会组织纳入政党体制，并继续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的政党政治将堕落为政党专制，而缺乏政党主导、只有社会组织的政治生活则是一堆“散盘”，盘中仍是一盘散沙。 2．政党未来力量来自新组织建设 从传统意义上讲，政党的力量来自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制度化的群众支持的情况，其二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是体现在党与社会组织方面的联系。其三是党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首先，群众的支持如果只是一时的而缺乏持久的制度化的工作，就会出现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党员舍弃政党而热衷于做官，个人权威的上升。 其次，如果一个政党变为某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那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旗帜而沦落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对于较强大的政党，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政治决策领域皆保留给党。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党没有这种作为后盾的组织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它们都无法形成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最后，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党在执掌国家大权之后，政治领导人和党员会把他们的忠诚由政党转向政府机关。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政府大员，许多各不相让的工作分散了组织工作精力，使政党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党的认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高官。而很多担任高官的党员最终走向贪污堕落，甚至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 因此，政党组织者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投入组织建设，即进行治政建设，成为政党未来力量的关键。 新的执政党建设要完成三件事：一是建立“长效型”政党架构，固化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夯实政党自身的组织基础；二是建立“开放式”动员机制，尽可能释放出公民政治参与的“志愿”；三是建立“海纳型”组织机制，汇聚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志愿”，形成强大的改造社会的组织化力量。这种组织建设已不同于革命时期或建国初期的政党建设，而要在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之外，大大增加社会志愿组织的建设。这一方面要通过政党自身的理念和纲领感召人们，又要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动员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志愿组织得以参与政治，并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出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既成为检验执政党生命活力的标志，也成为衡量传统政党能否吸纳“公民志本”、真正“以人为本”的分水岭。这样一种政党制度是未来现代化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1）
现代政治文明就是治政和行政的有机统一。由治政表达达于行政执行，这就是现代执政能力和执政文明的产生基础。 从“政治”到“治政”，虽然表面看来仅是字序调整，但我们认为这背后所蕴含的——从概念到实质、从理念到实践的一系列变化恰恰是拓开政治文明新时空的突破口。 （一）治政与行政：执政能力之源 先从“政治”说起。 什么叫政治？尽管人类已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研究不计其数，甚至当今有人已经提出了“网络政治学”、“太空政治学”、“游戏政治学”、“两性政治学”、“公司政治学”等时代性极强的政治新命题，但是，由于各时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从不同的视野和维度展开论述和研究，可以说目前还很难形成一个对于政治的“公式化”的标准定义。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的行为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特定关系”。⑤ 那么，今天所讲的主流政治观是怎么来的呢？ 英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最初的意思是指“城堡”或“卫城”，后来逐渐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而被赋予了“邦、国”的意义，并衍生出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因此，可以说“政治”最初就是指城邦中有关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的总和。在古老的东方，尽管先秦诸子就曾使用过“政治”一词，但是“政”和“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开使用的。其中，“政”主要是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而“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代表其结果，即实现社会安定太平的状态、趋势等。将“政”、“治”两字合用则是始于近代，其代表人物孙中山曾经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先后对政治进行过表述，比如“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是一种科学”等，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指导思想。 总体而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阶级利益而处置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政治是由政府推动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公共活动；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政治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频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历史上的政治一开始就是表现为人们攫取、维系、分配、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在现代则表现为牵动特定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巨大社会力量及其运作过程。政治现象将长期存在，只有当“少数人管理模式” 真正转化为“全社会自治模式”，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才会转化成一般社会现象而最后趋于消亡。 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应当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人模式”，更应当超越西方当代的所谓“精英模式”，顺应民心所向，向着“多数人模式”乃至“志愿者模式”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与其“联合体”的自治。当然，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全人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共同穿越。在现阶段，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的核心，执政党仍将长期成为天下政治的主角。因此，应当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文明加以进一步“细分”： 治政，是执政党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完成“国家意志的执行”，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2）
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 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 如果说执政党组建政府的基本点在于搞好物质生产，那么，可以说执政党自身务须抓好在其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形象地说，行政的任务是国家资本和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治政的任务是“公民志愿”或说民心向背的汇聚扩大。 本书作为“大国政治”和政治文明新解的理论拓荒，既尝试“建设性”，亦注重“历史感”——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向未来中看。因此，下文我们主要是从中国概念、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化出发，对“政治”和“治政”的区别及其意义加以研究。 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的著名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中曾经讲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