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中曾经讲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⑥ 虽历80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因为中国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远又连贯的罕有之大国！所以，由远及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管是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还是对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给我们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绝佳素材，也给我们的政治文明创新准备了最好的比较教案。 （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 首先，我们试从字面上解析“治政”与“政治”的不同： 1。从“政治”到“治政”，体现出主体视角的变化； 与“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即“以人治政”，强调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纷争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数人用其“政”去“治”多数人的代名词。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数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够顺应民心，扩大参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愿之“政”，最终达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管理。 2。从“政治”到“治政”，意味着操作程序的变化；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通常认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历史体制差别在于：中国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讲究程序“法制”。而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于是以“先王之政”为治国之纲，“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造成因循守旧，受制于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法律的文本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变，客观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发挥甚至贪赃枉法的人治惯性，缺乏西方条分缕析、权责明确的现代法律系统。治政，则强调了对“政”的分析、掌握与科学控制，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前提。 3。从“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时效的变化。 中国之所以“两千年不变”，与各种制度文本的封闭僵死必不可分，也与统治者不能与时俱进直接相关。近代“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则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治理”，而不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转。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马克思也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⑦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残余而来，是要从词根上、意识上对那些造成近现代落后局面的政治积弊进行校正。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证扬弃、继承创新的第一步。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3）
接下来，我们再从内涵中分析“治政”与“政治”的差异： 1。“政治”是宽泛概念，“治政”是精确概念； 政治是权力行为和权力关系的总和，是个泛化概念或说“元概念”。当我们需要对政治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需要补加各种限定性、说明性、修饰性字词，比如说政治家、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等。而治政则是精确概念，专指在大的政治范畴中的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总和。 2。“政治”是模糊概念，“治政”是对象概念；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作为对这一现象的指称，“政治”一词并未有什么明确的对象性，比如说执政党搞的是政治，在野党搞的也是政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亦是政治。而治政则有明确的对象性，仅对执政党而言。 3。“政治”是集合概念，“治政”是专门概念。 政治可谓无所不包，提起政治一词很难让人有一个专门的、明晰的概念意识。由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政党政治是公认的主角，因此，对于政党政治的专门研究也备受重视。治政将政党政治中的专门领域——执政党政治——明确和固定下来，既便于说明问题，也利于纵深研究。 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发明、发现都与新概念、新名词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背后往往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深化、进步或创新。通过在传统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加以“反弹琵琶”式处理，进而提出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治政”概念，有利于我们将政治文明的研究细化、深化和专业化，是为第二步。 最后，结合中西方关于政治文明诸多经验和共识的实证分析，可以把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总结为“核心问题”，或者确称为“核心归位问题”——思想归位、行动归位、规则归位。繁言之，就是要全面研究： ——执政党应当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居于什么位置？ ——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之所以提出治政概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笼而统之地称为“政治工作”或是“搞政治”，也正是出于对“核心归位问题”的对策性研究： 1。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 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2。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 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而产生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3。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显。 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精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带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谋党建不能等同于抓经济，抓思想当然有别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返回目录＇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4）
（三）科学治政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因此，治政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什么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也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夸奇谈，而是指向鲜明的学术性探讨，是定位准确的实践化反思，是对于执政党核心位置、核心作用的对象性、专门化表述。在当前以“全新观念（发展观、政绩观）、全面发展（全面小康、伟大复兴），全局稳定（长期性、可持续）”为总要求、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我们知道：如果只以统计数字为中心，或者反行其道、不抓经济，没有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如果将全面发展寄望于经济发展的“自然反应”和“必然后果”，没有充分的公民素质基础和社会规则基础；如果将全面稳定等同于没有核心、放任自流，没有坚强的治政核心和民心基石，那么，未来之路就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基于此，认真总结执政党的治政经验和历史教训，全面掌握古今中外执政者的治政方略和成功方法，深入探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历史自秦以降，出现“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后，在历史和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代表也就是治政核心之前，出现过两种广义上的“核心”： 1。以“等级权力”为政治文明尺度的封建地主统治核心，他们的治国以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告终； 2。以“财富权力”为政治文明尺度的财阀军阀统治核心，他们的治国是形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四大家族”和众多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大一统”的国家实际上处于“貌合神离”之中； 应当说，晚清政权作为封建统治的集大成，虽然经历过“康乾盛世”，但是，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反而闭关锁国，终究丧权辱国，“核心”之失何其大哉！ 蒋家王朝作为“中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有美利坚的殷实后援，但是，不能顺应民心所向，反而结党营私，终究民不聊生，“核心”之为何其谬也！ 毋庸置疑，以普天下受苦受难的普罗大众的“志愿者”形象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成为坚强的战斗核心，在改革年代成为坚定的发展核心，可以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甚至一度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治政之失，如何看待不同阶段的治政之得，如此等等，如能理清脉络，读懂历史，对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将起到“定位仪”、“定盘星”和“定心丸”的重要作用。 不容懈怠，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经济全面“起飞”之际，“大国”地位凸现之时。斯时斯刻，方向正确，行动明确，规则准确——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要求，也是治政创新的基本内容，更是治政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注释】 ①转引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27页，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 ②《竞争的极限》，第5、6页，里斯本小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③《竞争的极限》，第11页，里斯本小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9页，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⑤关于政治的定义及理解，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编版“政治”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⑥《不朽的声音—世界经典演讲》，第27—28页，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危机是指：由于发生了某种（事实上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由（如战争或内乱），国家采取措施中止某些现行工作。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危机与过去大不相同。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危机就是对“执政主体的束缚”。而危机的解除，则是对主体束缚的解除。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多是突发的、单一的、显性的，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却是持续的、多元的、隐性的。前者可以通过紧急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即这种危机可以当做一件事情来处理。这在国家建立之初、政党成立之初，经常会遇到。但随着国家运行趋于制度化，执政党的地位逐渐巩固，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危机会越来越少，而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大大增加了。这是由执政惯性引起的。本章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要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危机加以分析，有些构成了明显的后果，有些还是隐性的病痛。我们希望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及有效途径。 我们认为，现代化条件下的执政党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偏向、断层、他换、自朽。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危机之一：偏向（1）
危机之一：偏向——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 政党的偏向是指政党在一个时期内，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路线而导致整个事业背离政党的基本宗旨和当时的基本国情，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本质上讲，偏向是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偏向往往产生于党的高层，对党的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因而其危机也最严重。 我党历史上曾有两次严重的偏向，一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是“文化大革命”。 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对我党历史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史早有公论。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研究的是这种偏向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能够避免还是不可避免的？ （一）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从历史上看，偏向发端于1931年5月中共中央对苏区党组织建设作出的《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但是，决不能代替或取消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决议案》还规定：“红军中的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党对于红军的领导，除经过政治委员与红军中党的组织外，上级的指挥系统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远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红军，应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指导。”《决议案》还指出：“在党员的成分上，坚决地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