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些和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呢？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中国的未来是不是需要宗教，我们能不能避免宗教？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本土的宗教？我注意到*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我刚才说了，再伟大的国家、再高效的政府，都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一个社会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宗教，而且通过宗教来解决会使社会成本很低。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政府应该制订宗教法，不是着眼于控制，而是着眼于管理。本土的宗教如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比外来的宗教好得多，而且更加适应中国的特色。
不管怎么样，改革开放已经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历来的宗教观念，面向这个事实，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以前所不可能出现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是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等方面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场提问：最后您说到的宗教观，我的疑问是，请问葛教授，您自己的信仰是不是具体的宗教，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信仰对于自己工作生活的影响？谢谢。
葛剑雄：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有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比较简单，我认为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要知道它干什么呢，我不会因为明天发财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因为明天有车祸今天就提前死掉。我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的，只要认认真真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即使有什么厄运的话也可以改变。我认为社会上有两种人也许是不需要宗教，一种人是对社会未来完全丧失信心，宗教可能对他也没有办法，还有一种人是比较自信的，我觉得我目前还是比较自信的，所以我目前不需要宗教。但是目前社会上大多数人可能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所以对社会多数人或者部分人还是需要宗教的。我有一个朋友到美国去，一开始觉得信宗教是吃饱饭了，星期天本来可以好好休息还要去祈祷，但是后来他遇到不幸，他的儿子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最后是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宗教的那些教友帮助了他，挽救了他的儿子，他非常感动，现在他全家都是很虔诚的教徒。。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7）
现场提问：请问葛教授，您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化解民族主义？
葛剑雄：大概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有利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只要世界上还有民族，那就有民族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有民族，就有民族主义，问题是要把民族主义放在恰当的地位，不能过分。而现在利用民族主义也不是没有积极作用，但是也要注意它同时来的消极作用。我认为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对民族主义要有恰当的把握，过了这个度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因为今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国家是单一的民族，即使是单一民族，也要考虑与周边的关系。基辛格说过，如果双方谈判，一方是绝对的胜利，这个谈判肯定没有好结果的，一定要大家都有妥协。世界上的*、国家问题都是理性的妥协问题，比如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骂韩国，其实我们心胸应该开阔一点，今天如果韩国的举动涉及到中国现在利益的，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毫不退让，但是如果只是对历史的解释，你那么急干什么？
历史就是历史，韩国有时候讲的夸张一些也可以理解。中国人自己讲历史的时候有没有夸张的地方呢？我们夸张也是很多的，这也是事实。还有，很多学历史的人都不知道，当明朝被清兵所灭的时候，朝鲜的君臣曾经几次密谋要帮助明朝复国，要报答万历皇帝帮助朝鲜打败日本复国，他们认为清朝是蛮夷。朝鲜在清朝初年，所有使节回去的记录都是说现在真的野蛮啊，认为中国文化完了。清朝入关要求汉人都是剃头发留辫子，也要求朝鲜如此，但是朝鲜怎么说都不听，一度把他的王子抓来做人质也不听的，后来清朝也不计较了，所以朝鲜的衣冠还是明朝延续下来的，这对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有贡献的。今天韩国再怎么狂妄的人，也不敢诬蔑中国文化，他只是说中国文化在他们那里了，不是在你们那里了，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搞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韩国发现最早的金属文字排版，的确比我们早，我们很多人心态不平衡，说被韩国抢去了。其实不要这么说，金属文字排版印的就是汉字，汉字是从中国这里传过去的，里面的内容是中国翻译的佛经以及对佛经的解释，这说明中国文化这么了不得，传到这么远的地方，这既是韩国的光荣，也是中国文化的光荣。为什么我们心态不平衡呢？还要看到，现在很多过分的说法也不代表韩国真正理性的人，也只是极少一部分。
现在处理民族主义等问题，要站在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而不要争一时之愤。包括现在有一些愤青，都照他们的说法办，首先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现场提问：葛教授您曾经周游列国，走遍五大洲，您认为中国现在的现代化程度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有多大差距，距离多少年的跨度？谢谢。
葛剑雄：不能说我走遍五大洲，只是涉猎五大洲，有一些国家我也是走马观花。从这个角度，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不能凭个人的印象，做出多少时间的判断需要有很多数据的调查。比如说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呢？我很负责任的说，如果美国有种族歧视，那么中国的种族歧视比它更严重。什么道理呢？现在美国一个专门研究黑人种族歧视的黑人教授，哈佛大学的，几年前他就出了书，他说美国现在不是种族歧视，而是阶层歧视。有没有人歧视奥巴马、歧视赖斯、歧视乔丹呢？但是美国人的确歧视那些还没有结婚就生了好几个孩子，整天领救济，还有吸毒的那些人，不仅仅歧视黑人，也包括那些白人。你也可以找到很极端骂黑人的人，这是极少数的，关键是看制度。美国发展到今天很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60年代推广的黑白同校，规定黑人的孩子要到白人的学校去，一开始的时候白人家长组织纠察队，挡在校门口，艾森豪威尔总统就组织了军队护送黑人孩子去学校。美国不是说没有问题，它最大的能力就是不断的制度创新，讨论中国现在和美国相差几年我觉得意义不大，但是我们要看到差距，找差距时不妨找严重一些的，这没有什么关系，看到差距我们才能进步，个体的进步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进步就是在制度、社会公德方面的进步，公德是建立在私德的基础上，没有公德还有什么私德呢？坦率说，中国在现代化上，和世界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有信心。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外资企业，一开始把卫生纸等都放在厕所，最后发现放多少都没有了，那么就拿卡车装一车卫生纸来，看用到什么时候，现在慢慢没有问题了。现在我在图书馆做了馆长，发现厕所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我就提出要放，有人反对说不能放，放了可能就没有了。现在我就开始尝试放了洗手液，一个月多负担480块钱，可以负担得起，但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多，接下来我准备放手纸，看会被拿走多少。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教育学生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不要围观外宾，现在谁围观外宾呢？
北京现在离开现代化几年，跟广州、乌鲁木齐、拉萨可能都不同，我想广州市最有条件比较快地实现国民的现代化。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1）
何雪峰
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公众论坛主持人之一
自2007年6月份南方都市报承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来，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70余期，这个每周六定期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的公民讲坛，俨然已经成为广州乃至广东市民的一个“思想周会”——正常容纳200人的报告厅经常拥塞不堪，最高峰时竟然挤进了700多人，讲台下无立锥之地，听众就在主持人和演讲嘉宾的讲台上席地而坐。很多市民朋友把公众论坛作为周末聚会的一个项目，上午一起听讲，中午再吃饭讨论，交流思想。
公众论坛的设想始于2005年，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希望创办一个有影响的讲坛，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品牌工程，这项任务交给了广东省社科联。2005年12月，“岭南大讲坛”启动。2006年2月，针对广州普通市民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正式启动。2007年6月，南方都市报开始承办公众论坛。
南方都市报承办这个论坛，实则是其成长的一个必然产物。经过十年的发展，南方都市报已经成长为一个主流大报：自2003年的“孙志刚报道”后，南方都市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自2003年首家开辟都市类报纸时评版以来，南都时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当下的转型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就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而这不仅表现每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也体现在自己实际的公民行动中，作为南方都市报，举办这样一个公民讲坛就是最好的公民行动之一。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的开放式公益论坛，目的在于培养城市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而所谓现代公民，就是懂得常识，并能用常识去思考的人。
在南都承办之后，公众论坛很快就火爆起来，成为市民和网民追捧的周末思想盛宴，也成为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很多外省市的宣传部门和媒体纷纷前来广州“取经”。我们总结，公众论坛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我们以南都时评为依托，紧扣当下的重大热点话题，形成一个现场讲坛、报纸刊载及网络直播的全方面联动。举一个例子。2008年4月12日，著名学者秦晖来公众论坛开讲《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这个题目秦晖教授此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数次演讲，但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而在公众论坛演讲后，不仅引发媒体、网民对贫民区问题的长期讨论（以“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为关键词检索，百度相关网页约78000篇，Google符合条件查询结果1570000项），而且北京学者还专门为此召开会议研讨此话题，最后还惊动建设部出来回应。演讲文章在4月13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见报后，秦晖与陶短房又就这个问题在南都时评版上几次论战。其他的各场演讲，比如2007年12月5日朱学勤开讲《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2008年3月22日梁文道开讲《从“*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2008年5月10日徐友渔开讲《家乐福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等，也都曾在公共舆论中制造出大大小小的热点话题。
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有参与论坛的那些普通市民。
由于是开放式论坛，市民自发前来参加，所以论坛的参与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一位增城的打工仔，曾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广州听讲；为了听讲座，一位东莞的出租车司机宁肯放弃半天的收入；也有政府官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2008年1月5日茅于轼来论坛开讲，结束后返回的路上收到一位现场听众发来的短信，大意是：“我是某公司董事长，得知茅老师的富平保姆学校出了事，愿意捐款一万，以示支持！”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收到他的短信，“已让秘书把钱汇到茅老学校的账号上，请查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2）
现代社会需要一个社会各阶层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而当下中国恰恰缺少一个公共表达、公共交流的公共空间，公众论坛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社会各阶层济济一堂，没有穷人、富人之分，也没有官员、平民之分，他们都是平等的讲坛听众，连座位都是“先到先得”。如果问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吧！
在这个讲坛里，还能切身感受到现代公民的理性。茅于轼老师因为他那篇坚持经济学常识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网络上饱受愤青们攻击，所以，茅老来公众论坛开讲《制度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我非常担心现场会有愤青来闹事，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茅老刚进科技馆报告厅，早就人满为患的论坛现场听众们突然集体鼓掌，向茅老致敬；在茅老演讲的过程中，听众先后鼓掌几十次；随后的提问环节，提问者与茅老之间也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辩论。网络和现实，怎么区别这么大呢？仔细一想，在网络上骂人，所谓“成本低、见效快，而且还不用负责任！”很多人在网上骂人，常常根本都没看对方说了什么，只是看个标题，就开骂了，毫无理性可言。而在公众论坛，在周六上午，能够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一大早起床赶车来听讲的听众，自然会花时间思考茅老所提出的问题，即便有不同的意见，那也是理性的批评，而非简单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论坛的这种公共表达和公共交流本身，也会对参与者的理性提出要求：你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你也要考虑自己的发言是否有理有据，因为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在现场演讲结束进入提问环节时，常常有提问者一拿到话筒就放不下来，甚至会争夺那个话筒，把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恰恰说明，这些普通人，他们有多么强烈的公共表达的欲望，却又缺乏公共表达的空间，因此，他们把论坛的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