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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目标，提出方案”，这是大卫给自己下的任务，但执行起来谈何
容易。许多穷人因为改建而被迫搬离现在的住址，而计划中的公寓楼群又并
非他们所能承担得了的。一些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他们说：“不要侵占穷人
的土地和房屋，“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这当作进行市容改造的典型。争吵
无休无止，有时候大卫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市政府呈交他的委员会的报告。他说：“我希望当局能够公正地不带偏见地阅读这份计划，因为这关系到这一地区的未来。“也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抵制住反对力量。最后，城市当局同意把3000多户居民从10英亩土地上迁走。从开始为此事奔走到第一户居民迁离贫民窟共花去了8年的时间。1954年，恰逢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的校庆。为了表彰他为改善这一地区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华尔街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大卫甚至想在这里小试牛刀。大通银行因为发展迅速，原先的业务大楼已容纳不下全部机构，结果行政部门不得不分散在8栋大厦之中，这给银行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银行董事会做出了搬迁决定，但是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址。大通银行如果离开华尔街，又有谁愿意守着这块“昔日宝地”呢？这种搬迁之后，华尔街寸土寸金的地价将会迅速下跌，而大通银行在这一地段的4000万美元地产投资也要大受损失。威廉·泽肯多夫回忆了决策过程。他是大卫请来的高参，是建筑产业的顶尖人物，曾参与过联合国会址的选址工作，并且设计过在华盛顿的儿童广场。据他说，是大卫促使大通银行决定在离华尔街只有一个街区的自由大街和拿骚大街的街角建立一幢新的总部大楼，他坚持说，就在他被召去参加大通银行关于大楼建筑计划讨论的那一天，这个决定才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没有谱。谁也没有料到事情能这么快就定下来。“简直就是大卫在领导这个会，”泽肯多夫写道，“他很婉转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是他的方式，而且也因为在这屋子中坐着的许多人，在大通银行中比他更有资格说话。但是，是大卫他自己领导大通在华尔街下注，以促进它的稳定。“这一措施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有人称大卫是在“维护供给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血液的心脏。” 5。荣登董事长宝座泽肯多夫忙于兴建大通银行的新总部，而大卫又开始在别的地段打主意。他想在南部的曼哈顿市中心建一幢“世界贸易中心”，具体位置在曼哈顿地价最昂贵的一段，他准备在那里建起两座110层高的摩天大楼。
“成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他简单地解释说：“把
这一中心安置在为美国对外贸易服务的主要银行附近也很合适。“大卫的计
划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他的哥哥纳尔逊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也自然会助他
一臂之力。在1969年，纽约州成立了“公共服务办公室”，以便强化它在曼
哈顿地区的办公机构。他们费尽力气找到了200万平方英尺的空地，这是曼
哈顿地区低价格的最理想的地段。即便这样，世界贸易中心还是要花费巨额
的资金。据他们估算，在头40年中，每平方英尺的维护费也要有4美元。在
1971年秋天，一位州官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没法预计在40
年后维护费用到底会是多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座世界贸易中心会帮助
我们节约许多费用，它还是值得我们花番力气的。“
州里决定，在中心建成后，把8000名雇员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心南塔楼，
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市的50个租来的办公室内工作。纳尔逊也要把他的曼哈顿
办公室从西区15街迁到这里。如今大卫办起事来心里更有底了，因为中心近
四分之一的面积交付政府使用，这无异于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书。住在世界贸易中心建筑地范围之内的住户对这个工程可并不欢迎，因为他们也将像莫德赛宁高地的那些住户一样被迫迁到别处。但是大卫要按他的计划办事，这样的反对意见他即使不是充耳不闻，也肯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大卫在银行中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麦克洛伊退休之后，乔治·钱宾出任董事长，大卫升任行长。他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他需要的是处于顶峰的执行权。在麦克洛伊手下做事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还要他在钱宾手下苦熬度日是他不能接受的。大卫向董事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如果我还得在钱宾的指挥棒下再转上八九年，那我宁肯离开大通银行，虽然我很喜欢这里。“钱宾也不示弱：“好吧，要么是大卫，要么是我，看来我们两个注定要有一个离开这里。“董事会对两人的争执大伤脑筋，在多方的劝说之下，最后达成协议：二人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但分工不同，各管一摊。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1968 年，钱宾超过了65岁的年限而自动退休，大卫如期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宝座，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控制着这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银行。
6。兼作政治家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权利放在了这里。银行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生长，它还要反映企业的要求，在银行的董事会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争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因为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是公司权力集团的集合场所，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战后的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加强，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也在加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还控制了为数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银行已经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派。在这里，大卫找到了不受选民左右的稳定的权力。他坐在位于曼哈顿广场1号的公司总部大楼里，眼看着整个工业世界在他的眼皮底下，按照他的精密头脑中设想的那样运行，这的确太对他的胃口了！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是我的私人朋友。“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对外关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54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基辛格是个风趣的德国人，他头脑灵活，不拘泥于成见，善从实际出发。
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
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
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一时半刻难以解释清楚的事情，大卫先生，”基辛格非常肯定
地说，“因为情况太复杂，而且人们对核弹头就像你对曼哈顿的地价一样敏
感。“基辛格的话引得大卫哈哈大笑，他说：“您真幽默，基辛格先生。但
我对曼哈顿地价是心中有数的，对核弹头却不敢这么说了。“
基辛格接下去解释道：“我们的核战略基础是‘打击俄国人’，更准确
点说是要杀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要杀死我们，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制
造核武器，好象是谁跑在前面谁就更安全一样。可是，如果两辆全速行驶的
火车撞到一起会怎样呢？“
“同归于尽。”
“没错，大卫先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大卫对基辛格的看法很感兴趣，他支持基辛格的工作，自己积极地参与讨论，并提出独特见解。《核武器和对外战略》作为小组的研究成果出版时，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间引起轰动。大卫向基辛格表示祝贺。从此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者还曾作为纳尔逊竞选班子的成员为纳尔逊出了不少力。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20年的副理事长，与麦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年，他升任理事长。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优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断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以此来指导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海外业务。反过来，为了大通的利益，大卫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修正既定的外交战略。这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只有过程本身对大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获取利润。
60年代是不太平的年代。对大卫来说，似乎每天都会有点麻烦事要发生。1959年1月1日，50年代的最后一个新年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在古巴取得胜利，结束了旧政权的统治，而这旧政权与大卫、大通银行和美国各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不能坐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古巴闹翻了天。”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这样说。美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它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争取进步同盟”，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卡斯特罗。不久之后，大卫就走马上任，为“争取进步同盟”四处游说，并且推销他个人在中美洲的种种计划和主张。他要求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他说：
“拉美各国就像围篱笆一样把自己围起来，这样对谁有好处呢？”这个问题
难以回答，但是很明显，如果建立了共同市场之后，跨国公司就不必再如此
费力地同各国政府打交道了；而且古巴自然是在共同市场之外的，他反复对
工商界强调这样一点：“争取进步同盟”是防止卡斯特罗主义蔓延的最为有
效的屏障。
得知肯尼迪政府计划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大卫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
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这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的还是很含蓄
的方式。但在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卫
开始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这一年，他与几位金融巨头，像尤金·布莱克（世
界银行行长）、麦克洛伊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争取亚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
员会“。9月9日《纽约时报》刊出了整版广告，上面刊有各位巨头的亲笔
签名，他们一同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决定，并称“他们（越南人）应该拥有在没有暗杀、暴力行动或其他恫吓形式的条件下自由选择他们政府的权利。“这个广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金融界之中原先持观望态度的一些人也公开表示要支持总统的决定。
“可是，爸爸，”他的儿子问他，“我们美国有什么权利去解决越南人的问题？你们这不过是拿着刀枪把你们所认为的和平强加给他们罢了。“大卫瞧着儿子，很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不要听了一些反战宣传就跟着他们跑了。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战斗，此外别无选择。“美国政府要求大卫在西贡开设一个分行，以处理美国在越南的种种经费问题。仅一年的时间，分行大厦就建成了。为了抗击炮火的袭击，这栋大厦看起来倒更像一座碉堡。1966年大卫亲自飞到西贡主持了分行的开幕典礼，南越总理阮高其与大卫进行了私人会谈。阮总理与这位棕色眼睛、身材魁梧的美国人亲密地坐在一起。他的东方人的身材相形之下矮小了许多。“洛克菲勒先生，要知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您们的帮助。“阮高其说。大卫用十分恳切的声音说：“阮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患难见真情，在这种时候，我们是不会缩回友谊之手的。“大卫不仅仅会支持政府，他还是政府政策的向导。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大卫以私人身份出面进行斡旋，效果甚至更好。他在国际上的广泛接触也使大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国际金融乃至石油业务的整个活动中，不论是复杂的私下交易还是巨大的公司项目，国家的各项政策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前苏联这个长期与美国冷战的国家中，大卫就走在了同行们的前面。
1971～1972年间，大卫夫妇对东欧进行了旋风似的业务旅行。在匈牙利、南
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四国，他与政府首脑和国家银行头头就对外贸易和
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大卫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共产党的总书记
盖莱克对下属说：“你看他那双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脑里的每个细胞都在
不停的奔跑。这是一个活资本家。“
大卫也把自己的业务扩大到了这些国家，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