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开始，中国人寿加大对于股权投资的力度。这样的调整，使得中国人寿最大程度分享了近两年超级牛市的盛夏果实。
“国十条”颁布的第三天（6月28日），平安保险接力跑。香港平安资产管理公司获准成立，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险、银行、资产管理将成为平安三大业务支柱的战略架构。
平安的马明哲表态：“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平安将继续推进综合金融试点建设。”
而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当然不能落后。时任中国人寿总经理的吴焰则称：“除了抓紧筹建财产险公司和养老保险公司外，还要关注和把握金融综合经营的机遇，抓紧战略性介入与保险业发展紧密相关的银行等其他金融领域，逐步建立起‘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现代金融保险集团。”
然而，距离金控目标，保险行业还有更敏感的内部问题要解决。
这一年的5月20日，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培训班于深圳平安保险金融学院开班，这是第一次由保监会直接举办的高规格的培训班。
“学生”则囊括了中国保险行业所有的“牛人”，包括中资保险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各保监局主要负责人以及保监会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共计124人。所有与会者被要求关上手机与商务通，离开数字和报表，暂别商场，走进课堂，参加三天的闭门学习。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更是于开班和结束时两度发表主题演讲，触及敏感的治理问题：“当前，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保险集团或控股公司仍为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仍带有较浓的行政色彩，市场化选聘机制尚未形成；董事会职能尚未落实到位，不能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指导和监督；与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关系尚未理顺，缺乏有效的决策协调机制。三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东行为尚需规范，一些股东对保险经营特点认识不充分，有的盲目追求控制权，有的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有的甚至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侵害公司利益。董事会制度不健全，有的保险公司董事长习惯于‘首长制’和‘一把手’决策，不能保证董事会内部的制衡；有的保险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操作程序不规范，难以保证董事会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有的保险公司董事素质不高，一些董事对其承担的责任、权利和行为规范认识比较模糊。四是一些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话音刚落，当年10月，新华人寿强人关国亮就因为违规投资、“内部人控制”以及股东间的博弈被赶下台。
保险行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仅仅依靠偿付能力和市场监管，都不足以防范保险公司内部系统性的违规违纪风险——或者大股东一言堂，或者公司内部人控制，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突围难度重重。
解药在哪里？
自2004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首次提出将公司治理、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并列为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之后，中国的保险监管也迅速从市场行为监管，过渡至“偿付能力为核心”，再至和国际接轨的三支柱模型。显然，公司股东间的制衡，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托责任，以及健康的治理机制成为救命之良药之一。
学习期间还发生一件趣事。几位源自平安的高管参观平安历史资料时候不经意发现，自己的照片已经不在其列，颇为唏嘘和感慨。
不过，与“国十条”明确的安邦定国的国家战略相对照，商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尚不足，特别是2008年年初的雪灾，以及年中的汶川地震，保险所发挥的补偿作用依然有限。这要等两年之后才会切身体验。
而在这个夏天，光荣和梦想属于中国的保险行业。2006年11月底，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5177。4亿元，同比增长13。8％。这是保险业年度保费收入首次突破5000亿元。
车改回头路
2003年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成为财险行业的梦魇。
是年实施的新车险条款中，费率由原来的政府统一制定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车辆风险状况、车主安全驾驶纪录等“随车、随人”因素，自主开发设计个性化产品。
费率市场化之后，经过一个较明显的降价过程，车险于2004、2005年连续出现全行业亏损。
根据中国平安的数据，平安产险2004、2005年的承保利润连续两年为负；人保财险2006年上半年的车险数据也不乐观——机动车保险赔付增加导致人保财险的赔付率由72。4％上升至74。3％，承保利润由2005年上半年的6。3％下滑至2。2％，且综合成本率由93。7％增至97。8％。
“2003年车险费率市场化之后，由于价格战，滥用佣金，管控不严，恶性竞争导致车险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车险业务几乎是无利可图。”
2005年开始预热的交强险制度提供了一个纠错的机会。2005年2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翌年7月1日，交强险制度开始实施。交强险显著提高了车辆的投保率，使得产险的增长再度抬头。
同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重新拾回管制的教鞭，将车险的条款和费率又重新回归统一，加之监管规定车险费率折扣不能低于七折，使得车险的经营环境出现好转的迹象。
车险改革似乎走了回头路。
新车险出台的逻辑是：因为恶性竞争，导致车险的亏损，特别是费率市场化之后，产品太复杂，太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的状态。不仅如此，老百姓也不理解这么多险种，同时还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因此与其放开，不如收紧。
例如，费率市场化之时，人保财险的车险条款体系有8个主条款和11个附加条款；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太保”）推出的“神行车保”车险系列产品，包括综合险、传统险、摩托车定额保险三大系列45种产品；中国平安也不甘示弱，其中附加险部分由原条款、费率中的9个增加到了14个等等，让人眼花缭乱。
不过，统一价格、条款显然有利于大保险公司。大公司因为渠道多、网点多、品牌好，普遍赞成2007版新车险的“一统而治”——实际上，A、B、C三项条款也主要由三家大型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中国平安、太保）拟定并定价；但对于小公司而言，其最大的竞争力——产品创新——因此受到制约，可能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新车险是治标不治本。
时间点上，车险全行业亏损出现在2003年费率市场化之后。但是，能否认为是费率市场化导致了车险的全行业亏损呢？
并不尽然。车险费率市场化之前车险盈利的原因在于，当时车险的定价偏高，存在一定的垄断利润。另外一方面，当时市场的竞争主体较少，竞争激烈程度不如现时之市场。
换言之，这些长期存在的因素和费率市场化，和产品的多样化等，是没有关联的。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市场的经验分析，对于承保利润也不能期望太多，很多保险公司承保是亏损的，而投资是赚钱的。
过去对于恶性竞争一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认为恶性竞争似乎是小保险公司和新公司的专利，大公司则显得更有操守。但是并不尽然，为保持市场份额或完成任务，大公司的部分机构也会不顾身份，挑起价格战争。
有精算方面的专业人士抱怨，因为条款和费率都已经确定，新车险实际上降低了中小保险公司对于财险精算人员的需求，长期而言是不利于行业的。
重疾险乱象
2006年，一篇《在中国千万不要买大病保险》的网络文章，引发了关于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的争论，并迅速席卷全国。
链接：《在中国千万不要买大病保险》一文列举的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的条款
（1）癌症：……任何组织涂片检查和穿刺活检结果不作为病理依据。
医生解释：现在癌症的病理诊断全都是依靠组织涂片检查和穿刺活检结果，如果不包括这两种，那就只能切样检查，但是这种检查方法就排除了现在发病率比较高的癌症（例如肺癌、胃癌、食道癌等等）以及中早期癌症，所以你要么就得一个世界上都罕见的癌症，要么就挨到晚期再去医院检查。
（2）暴发性病毒性肝炎：……其诊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肝性脑病，出现意识障碍；
②持续性黄疸，且肝功能急剧退化；
③弥漫性肝小叶结构破坏，仅剩下倒塌的支架结构。
医生解释：①和②任何一项要是符合的话，这个人就已经没什么活路了，何况是两项都符合，你要是达到这个程度，医生已经不可能给你治疗了，直接让你准备后事了。
至于③，就更缺德了，这个③规定的诊断就是只有尸检才能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不死，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赔偿的，就算你死了，也未必能得到赔偿，因为尸检的结果，未必完全符合③。
（3）冠状动脉外科手术：因冠状动脉疾病而接受一条或以上的光状动脉的开胸手术……但不包括血管成形术、激光治疗或其他在动脉之内做手术。
医生解释：开胸手术的目的就是做血管成形术，否则就没有必要开胸，但是人家不包括了，所以，这一条相当于没有保，因为自相矛盾，不可能做得到。
（4）良性脑肿瘤：……不包括垂体腺瘤、脑囊肿、肉芽肿、脑动静脉畸形、听神经瘤、脑膜和脊髓肿瘤……
医生解释：很惭愧，医生感到自己见识太少，因为他所知道的良性的脑肿瘤只有上述不包括的这几种，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良性脑肿瘤。
这位网友称：“三年前，我自以为聪明地买了友邦的大病保险和意外保险，因为觉得友邦是外国的保险公司，不会像中国的保险公司那样耍赖。”
矛头直指友邦保险。
这篇文章的核心质疑点其实包括两点：一是重疾是不是保死不保生；二是如果是这样，便宜得多的定期寿险就可以替代昂贵的重疾产品，保险公司不仅涉嫌误导，而且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暴利。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在深圳市场诱发首例针对保险合同而非实际理赔纠纷的保险诉讼。2006年1月20日，6位深圳投保人认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友邦深圳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合同中一些条款明显有失公平。因此请求法院撤销与友邦保险签订的一份名为“守护神两全保险及附加重大疾病保险”的合同。
与老保单事件类似，友邦保险再度被至于舆论的风暴中心。不过，这次友邦几乎是代行业受过。
重疾险最早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南非的传染疾病保险，20世纪70年代形成目前的重疾险。
本质上，重疾险不是“死亡险”。
重疾险设计的原理是保障被保险人身染重疾后需要的巨额治疗费用。通常而言，纳入保险范围的应该是经过治疗就能够延长生命，不至于短期就死亡的疾病。因此，重疾险所承保的重大疾病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存活率。否则，就同一般的死亡保险几乎没有区别。设计重疾险的基本原则包括生存给付，身患重大疾病，同时需要花费大量费用等。
但是，生存给付和重大疾病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海外市场选择重疾极为小心。日本重疾险一般只承保3种大病（癌症、中风和急性心脏病），最多也只增至五种（增加糖尿病和肾透析），而台湾地区市场最初只承保7种大病，后来增至15种左右。
显然，这和国内动辄承保二三十种，甚至40种大病的做法相去甚远。
内地市场的重疾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一的癌症保险；第二阶段承保7种重大疾病；第三阶段是增至20种以上。
承保疾病迅速增加，既有市场需求因素，更有市场竞争因素，保险公司都希望制造一些营销的噱头。因为市场竞争，保险公司需要不断增加重疾的种类，因此制造营销卖点；但是，同样因为市场竞争，保险公司又不能大幅提高保费。
两难之下，保险公司只能借助非常之法。
第一种为拆病法，把一大类疾病细分，分裂出多种疾病。表面上疾病数量增加了，但是保费可以不增加。
第二种为引入发病率小的怪病。例如有保险公司承保象皮病。象皮病学名淋巴丝虫病，是一种由丝虫引起的亚热带慢性人体寄生虫病。对于多数国土位于亚热带之外的我国而言，象皮病的发病率很低。这样，尽管疾病数量增加，但是保费只会少许增加。
第三种为引入死亡率高的绝症，或者其他保险保障的风险。例如失明，失明是全残的一种，定期寿险中也承保该风险。尽管疾病数量增加了，但是一般而言，类似条件下，定期寿险（承保死亡和全残）的费率小于重疾险，因此增加的费率也不多。
从字面上看，保险公司确实扩大了保障的范围，但是投保人真正所能享有的保障权益并没有实质上的提高。例如，有保险条款规定承保I型糖尿病（胰岛素依赖性）。临床经验表明，患此种疾病多数是少儿，成人基本上不会。成人一般患Ⅱ型糖尿病，但是Ⅱ型糖尿病不在条款之内。
承保疾病数量的超速增加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增加了代理人向客户解释的难度，影响营销成效。二是增加病种实际上是在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华而不实的“空壳条款”，则成了投保人质疑的软肋。
此次友邦保险的遭遇即是一例。
诉讼一直延续几月，最后以“私了”告终——原告代理律师于4月3日向法院撤销了起诉，开庭前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但是，友邦的重疾险究竟是不是“保死不保生”呢？
根据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的理赔数据，2005年1～10月份，友邦重大疾病保险赔付336万元左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