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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线索其实也是贯穿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两条核心主线，是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政府主导下“引进来”的轨迹历程。中国政府为了能引进外来资金和西方技术，不但主动打开国门，而且制定出各种政策办法，鼓励发达国家企业来华投资。这个过程在中国被称为“引进来”。
第二条主线，就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移过去”的历程轨迹。跨国公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希望把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移出本土，转到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去，实现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政府的“引进来”，发达国家企业从主观上也愿意到中国去投资，把生产线建到中国去生产。这种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从本土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移过去”。
“引进来”与“移过去”这两条主线，在中国开放历程中既分别独立，各有各的完整发展轨迹，又相互交融，共同在中国开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正是历史前进的内在力量要求把这两条线完美地交接在一起，从而成就了中国这30年奇迹般的发展。
2。 消化不良的“引进来”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还提到了李岚清在1978年带领工作组调查全国汽车工业情况时的一件趣事：
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说，车子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旁边的同志却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是名副其实，这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而且开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
作者说这就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落后状况的缩影。实际上，中国当时落后的当然不止汽车工业，包括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在内的全部生产领域，全都落后，都处于一种市场短缺的状态。改革开放的宗旨是要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一个总的纲领原则，在对外开放的早期，由于市场的底子太薄，人们的生活水平太差，政府在当时的最迫切要务，就是要解决多数人的吃、穿、住、用等基本生活问题。
可以想见，一个国家在这么低的起点下开放门户，所关注的自然都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对愿意来自己国家做生意的客人，一般都不会太挑剔、不会有太高要求。只要他们愿意给中国提供资金，提供设备，愿意在中国设厂开工就行，至于他们的技术是不是先进，愿不愿意把好一点的技术拿到中国来，乃至转移到中国来的设备生产线是新是旧、耗能大还是耗能小等问题，都不是当时主要考虑的范畴。
所以在对外开放的早期，“引进来”的过程对中国市场来说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饥不择食”的抢食。反正是一穷二白起家，无论引进什么设备技术，国内都会有需求，市场中满是嗷嗷待哺的小兽，对投进来的“食物”一律照单全收。没有精挑细选，也不考虑吃进去是否消化得了。因而以这种进食方式，很快就把市场的肚子撑满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变局之探（5）
据资料记录，1984年以后，中国沿海地带已逐渐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下游地带，成百上千条彩电线、冰箱线、洗衣机线被引进了中国，其中重复引进的生产线不胜枚举，比如著名的“阿里斯顿9兄弟”冰箱引进案——中国的9家冰箱企业在1984年和1985年两年中，以同样的价格从意大利默洛尼公司连续引进了9条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这9条冰箱生产线的规模都是年产10万台，外观、尺寸都一样，全都是一个型号。
而大家之所以都要引进生产线，就是由于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冰箱企业的生产能力。1980年我国的冰箱产量仅仅有4万台，而到了1985年，销量就已暴涨到150万台，美菱集团董事长对当的市场情况的描述是“不制冷的冰箱都能卖得出去！”就这样，阿里斯顿9个一模一样的同胞兄弟生了出来。媒体报道说：“当时这些企业里的人自己都觉得好笑，技术培训时，在默洛尼的一个大房间里，用屏风隔开，一厂就是一组，分别培训。都是一条线，设备一样，产品也一样，都是为中国开发的185型。”
实际上还不只是重复引进的问题，为了能便捷、以更低的价格引进，当时许多企业都是从国外引进了旧生产线，甚至是已被国外闲置不用乃至废弃的生产线。美国媒体曾报道：日本投资商80年代时就曾把大量的二手机器投入中国，而这些机器此时已不能在本国生产盈利了。
应该说，中央政府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态度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改革初期因为还涉及一些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因而在一些政策的推出上都显得比较慎重，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早在1979年就已出台，而它的《实施条例》是到4年后的1983年才推出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外资企业进军中国的速度。
但是，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态度是异常积极的。吸引外资在当时被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因此，外资在很长时间内都享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各地政府对外资及合资企业推出了大力度的优惠政策。如在所得税征收上，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采取“三免两减半”的优惠政策；在征税比例上，合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执行15％~33％，而同期国内企业的税率则为55％，它直接刺激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中国的“引进来”一时间发展兴旺。
“引进来”的这30年，确实满足了中国市场的基本需求，让中国从缺衣少食变为了吃喝不愁，但它距离中国开放的根本目标还很远，距离“师夷长技”的理想也很远。由于中国在此期间引进了太多缺乏技术含量的生产线，也使得市场在很短时间内就从“营养不良”转变成为“消化不良”的状态，为日后的“中国式困局”埋下了伏笔。
3。 占尽主动的“移过去”
与中国的“引进来”战略相对应，跨国公司为实现产业全球化布局，也在进行着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我们称之为“移过去”的战略。这些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不但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广阔市场的敲门砖，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它们乐于将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移转到中国。
尽管“引进来”与“移过去”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情，但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中国希望“引进来”的是跨国公司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而跨国公司想要“移过去”的却只是本国不愿意容纳的低端生产能力或加工组装环节。因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后，生产出来的许多并不是最富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可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 “过期不用”的产品。
第四章 变局之探（6）
例如在轿车行业，中国的轿车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一直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垄断着，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专家江小涓的研究统计：尽管“桑塔纳”轿车长期占有国内同档轿车90％左右的市场份额，但与它的垄断地位不相称的是，“桑塔纳”在国内的更新换代极其缓慢——从1983年第一辆桑塔纳汽车下线到1999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却已于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就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而且桑塔纳在国内的市场价格高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可见，希望“引进来”的中国与希望“移过去”的跨国公司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而跨国公司在博弈中占据着主动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大众才能在长期不向中国转移先进车型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它的这种行为受到了来自中国各方舆论的批评，但大众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末才得以改善，跨国公司开始逐渐把它们的先进技术产品拿到中国市场。而局面改观的原因，也并非是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占据了主动，而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这种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正是这种跨国公司彼此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才使得它们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上海大众第一代桑塔纳的换代，就是因为1998年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分别上马，迫使德国大众不得不改变原先的态度。从1998年底到2001年底的3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此外德国大众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才得以改变。2
在跨国公司眼中，中国既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市场，也是一个谈判对手缺少讨价还价能力之地，跨国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方谈判时，双方的地位明显是不对等的，前者在合作中完全占据了主动。
在轿车行业，中外合资公司的产品零部件往往都是从外方本土进口的，国产化率非常低。据媒体报道，在上海大众公司内，连货架、扫地用的清洁机都是从德国进口，其他设备的进口不言自明。而北京市在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后，中方原有的装备也全部弃置不用，需要的基本设备全部从韩国进口，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
合资汽车厂中的产品开发、设计权，全部掌握在外方母公司手中，中方股东与整个合资厂都无法参与。许多合资的轿车厂连一个零部件都无法改造，改一个螺丝钉都必须得到外方母公司的批准。有人把中国的合资工厂比作跨国公司的手和脚，而中方企业则被戏称是“丫鬟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与此同时，尽管进入中国轿车行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相对欧美市场而言，中国市场仍然是跨国公司获利最丰厚的地方。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80％来自中国。德国大众的许多零部件，长期都是在欧洲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卖给中国国内的合资厂商，加价30％是常事。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本田公司在广州生产的雅阁牌轿车，售价高出日本国内价格约六成左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7）
三、合资变独资的隐忧
1。 过河拆桥的套路
从通用公司第一次来中国洽谈合作，向中国引入了“合资经营”的概念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是以合资方式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譬如可口可乐在中国须与国营的粮油公司合资，宝洁须与地方的日化工厂合资等。这一则是鉴于中国政策的要求，另外则是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环境不熟悉，要处理好在中国方方面面的关系，成立合资公司去拓展业务对跨国公司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但在合资中，跨国公司明显是占据主动地位的，他们会对合资对象提出很高的要求，内容包括：中方合作的企业要把自己最好的资产拿出来，中方企业的包袱一概不要，地方政府要给许多优惠政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跨国公司对市场已经熟悉，市场渠道已经稳固，在没有政策压力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往往会“过河拆桥”，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
1997年可以看做是外商直接投资从选择“合资”方式走向“独资”方式的分水岭。当年批准设立外商独资企业9067个，合资企业9001个，独资企业数目首次超过合资企业。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更加凸现，从这一年开始，跨国公司纷纷出手，收编自己早先在中国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变“合资”为“独资”。
2001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体公开表示，“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做出了同样的决策，同年11月，摩托罗拉把全球董事会选在北京举行，它在中国的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9％，而获得的回报却达到总利润的17％。董事会决定在未来5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当时该公司在中国的最大合资企业是浙江的东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长施继兴提出，要么中方出让股份，要么美方退出合资。施继兴选择了第二方案，摩托罗拉随即退出并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独资行动更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还有百事可乐。百事可乐为让自己独资的子公司抢夺山东的地盘，单方面停止了对合资的山东子公司的品牌使用授权，双方最终对簿公堂，结果百事完胜。
自2001年起，中国的独资企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2007年我国新设外商独资企业约万家，外商独资方式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8％。
2。 独资背后的隐忧
从跨国公司自身角度上看，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具有生产与经营的高度自主性，具有极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商业秘密外泄等优势；而合资企业中，双方股东在企业制度、管理、文化乃至政治、道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经营中很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独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此外，合资公司每年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利润要交给中方的股东，这也是跨国公司所不愿见到的，可以说合资是跨国公司在早期进入中国时不得不忍痛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一旦羽翼丰满，就把中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