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合资公司每年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利润要交给中方的股东，这也是跨国公司所不愿见到的，可以说合资是跨国公司在早期进入中国时不得不忍痛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一旦羽翼丰满，就把中方合作股东挤出这架赚钱的机器，是跨国公司的一种本能选择。
此时中方股东如果不具有能够对外方股东形成制约的优势和手段，就很容易被对方甩出局外。所以对中方股东而言，与外方的合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与狼共舞” 的过程，这期间双方既是在合作又是在博弈，中方股东需要迅速学会独立在市场上生存的本领，才能防患于未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8）
但总的来看，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利的发展方向，会产生很深程度的隐忧。
首先，独资化导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技术外溢”效应的降低，并出现了逆向技术扩散的问题。中国政府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采取合资方式的初衷，除了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之外，很大程度是想利用技术的“外溢效应”。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员工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握相关产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展动向，通过前后产业的关联效应、人才的流动效应，提高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而在独资企业中，外商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对自有知识产权设置了更多保护，技术溢出效应明显降低。同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管理优势，它们凭借知名度、优越的软硬件工作环境和高薪优势，吸纳中国的优秀人才为其工作，特别是吸纳一些高科技人才，从而导致逆向技术扩散问题的出现。
第二就是垄断的问题。跨国公司的独资公司往往采用的是一体化和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之间的差距，在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挤占国内产品市场，并形成垄断。目前，在一些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有的已经高达60％～80％。如在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占据了全国碳酸饮料市场的1/3；汽车、医疗器械、合成洗涤剂行业也基本上被外资企业所垄断。
第三个问题是独资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中国许多产业都缺乏核心技术，不少企业的技术“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关键部件都需要引进，而外资企业的独资化趋势又加剧了这一状况。一方面，外商独资企业在竞争中将更多地利用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优势，使品牌许可、专利保护、标准化成为外商独资企业角逐中国市场的新措施；另一方面，外商独资企业不仅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影响市场，而且越来越重视利用其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来占领产业市场制高点，并逐渐控制高端市场，进一步加强产业控制，使中国对外资企业技术形成严重依赖。
所以，独资企业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师夷长技”的对外开放宗旨，使得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和向产业链高端转移的初衷无法再通过合资方式得以实现。
四、市场换技术之殇
1。 “订单门”的症结
西门子“订单门”事件颇有些扑朔迷离的味道。据德国《商报》2009年3月20日报道，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当天宣布，获得了中国京沪铁路高速列车项目的订单，总价值高达亿欧元。西门子表示，这笔交易能加强与“世界最重要高速铁路市场”长久的合作关系。德国N…TV电视台在20日也称“这是中国送给西门子的肥鱼”。但没想到在5天后，中国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就公开回应，称近期并没有跟西门子签订任何合同，西门子并未得到什么“肥鱼”。更加离奇的是，到了3月31日，西门子再次对媒体发表声明，证实已签署了上述合同，但强调“绝不出让核心技术”。而对西门子的这次声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予以回应。
第四章 变局之探（9）
这次“订单门”事件，虽然还没有看到结尾，许多真实信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铁”，在向国外企业采购设备时，一定是希望对方能够提供相应技术。根据目前媒体公布的资料来看，显然西门子公司一直不同意转让核心技术，这应该是“订单门”的症结所在。以目前结果，中国在京沪高铁设备采购上所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还未取得成功。
“市场换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对外资企业让出部分市场，以获取中国所需的技术。按照前商务部长吕福源的话说，“市场换技术”的内涵，就是中外合资必须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按中国的长远利益去搞。既然中国让出了巨大的市场，就有资格要技术、要利润。
最早的“市场换技术”案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汽车行业。当时，基于经济发展和公务活动所需，国家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一批数量可观的轿车和轻卡。当时作为中汽总公司董事长的饶斌向中央提出，在花钱进口汽车的同时应该要求外方无偿提供相关的技术，以促进当时资金困乏的中国汽车产业提高制造和研发水平。在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这一设想随后在轻型卡车和奥迪100公务车项目上得以实现，成为“市场换技术”的雏形。
1992年，国务院经过研究，确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策略，同时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主要目的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形成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从而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但事与愿违，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政策设计，加上市场内在规律使然，以“市场换技术”的良好初衷最后出现了一个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市场给出去了，技术没换回来。
2。 事与愿违的结局
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是产销两旺的局面，但繁荣的背后却蕴藏着“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 的尴尬局面。拿上海大众与一汽大众来说，以前这两家单位都有一定的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就丢掉了自己的品牌，解散了研究队伍，最后变成了真正的“依附型”的汽车工业：只能是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丝毫没有自己的技术。
尽管已经走过20年的“市场换技术”道路，90％的轿车市场已经让给了外方，但绝大部分的合资企业还是没有开发过像样的新车型、新发动机，没有能生产出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曾指出：20年来，汽车制造业花费了大量金钱搞引进，并没有换来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反而形成了依赖引进的被动局面。
业界有许多专家认为，理想中的“引进来”模型，应该是“三段式”的方法：引进外方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日韩企业当年就是靠这种办法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却一直停留在第一段，一次又一次引进，第三段总是遥不可及。在汽车这样的国家重点产业领域，中国几乎实现了全世界最大程度的开放，但至今却连已有的创新能力都丧失殆尽。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国企业往往重视引进技术的投入，但不注重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而日、韩两国企业对于消化吸收的重视程度要高许多。日、韩两国企业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比例上接近1：10，这也就是说，它们会花比引进项目费用多近10倍的钱来消化吸收，由此就形成了“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据统计，对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费用平均不到引进项目费用的7％，这就导致企业最后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深渊。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变局之探（10）
应该说，“市场换技术”之所以差强人意，固然有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跨国公司对出让技术的态度。西方企业也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现阶段把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未来会给自己培养出强劲的竞争对手来，所以它们从主观上就不愿转让技术，这从西门子“订单门”事件中就完全表明出来。
“市场换技术”作为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施的一个重要战略，政府的设计初衷与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出让市场，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这正是“师夷长技”的核心所在。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这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用市场去换技术，如果没有配套的“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机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还会让自己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中国需要寻找其他办法来化解自己的困局。
五、变局下的出路
1。 更深的困局
中国在国门开放30年后，并没有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百年理想，仍然还处在一个受“夷”所制的产业链低端位置，并陷落进一个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缺乏、资源约束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局。自中国入世之后，随着各类产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在这个困局中陷得也就越来越深，如同30年前的那次变局一样，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变局。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到一条变局下的新出路。
如果做一个前后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局与30年前的困局相比，危急的绝对程度要轻——30年前的中国还被拒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局外，产品极度匮乏，市场短缺到了奄奄一息的危险状态；如今的中国已经身处在全球产业链之中，所面临的困局在实质上只是一个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升级的问题。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天的困局要比30年前的困局更难渡过，解决起来的难度也更大。
30年前中国实施的“引进来”，与发达国家企业实施的“移过去”是正好合拍的——中国需要引进设备、引进技术、引进资金来解决市场的需求；发达国家企业也面临着国内产业升级，需要将加工制造环节向外转移的要求，因而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彼此间的合作不存在矛盾竞争的关系。结果自然是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制造业目前所寻求的产业升级已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行为，而且这种升级与欧美企业的利益形成了冲突。在产业链分工中，目前中国与欧美企业本分处不同环节，彼此间竞争还不太大；而一旦中国制造业实现了升级，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向链条上方的位置移动，这就会给处于上方位置的欧美企业形成压力，导致双方间的激烈碰撞。显然欧美企业是绝对不可能去支持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挺进的，这会养虎为患，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出来。
另一方面，对跨国公司而言，30年前的中国是一块制造业“新大陆”， 拥有无比丰富的资源和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这对那些发达国家企业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而如今的中国，由于制造业的快速挺进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紧缺与生态危机，劳动力价格也大为提高，这就极大地推高了外企在中国的营运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已越来越不明显。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中国与欧美企业谈条件的本钱已越来越少了。
第四章 变局之探（11）
所以，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局，比30年前的困境更深、更难解决。这个困局如何去应对，需要中国换一种思路来思考。
2。 换一种思路
30年前中国政府为了化解当时的国内市场困局，采用了“引进来” 的办法，通过设备、资金、技术的引进，最后满足了市场需求。如今面临的困局，已经无法再用这个办法解决。“引进来”只会让低端产能越来越多，而高端技术却依然引不进来，“市场换技术”之殇就是前鉴。
因而中国只能重新换一种解决的思路——这就是“走出去”。用“走出去”的办法来解决“引进来”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一种“砸缸救友”式的反向思维的做法——既然进中国来的发达国家企业只愿意转移一些加工制造环节，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就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远征，进入发达国家企业的大本营中，占领它们部分乃至更多的营地，从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技术。
所以“走出去”就是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与并购的办法，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技术、资源的方法与过程。“走出去”在宏观上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战略，在微观上是企业实施的具体行为，它是中国在新形势下为了应对出现的新困局而采取的一种新办法。
从企业微观行为上看，“走出去”在中国也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1979年11月，北京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就投资22万美元，与日本东京丸一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成立了京和株式会社及其免税店，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境外合营企业。自那以后的20年间，总有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各种目的，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的投资或并购。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主要都是以“引进来”为主，“走出去”的行为只是零星案例，未成气候。截至1989年底，中国非贸易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只有亿美元；到90年代，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略有加快，但由于中国企业的力量还是相对较弱小，缺乏“走出去”的实力，直到20世纪末，中国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也只有37亿美元。
“走出去”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此间已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具备了一定的“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