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督铡⒄憬⒏＝ā⒐愣鹊乩投κ谐〕氏殖鋈惫は窒蟆吠臣票ǜ嬷兄赋觯�2004年第二季度，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12个城市，有7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万人，缺口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率为1：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6）
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一时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民工荒”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就业压力如此大的国家，显然有些有悖常理。由此，理论界探讨多年的“人口红利”问题开始成为大众讨论的话题。
理论界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这30年来始终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支持。什么是“人口红利”呢？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扶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力人口。依赖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之比如果小于50％，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的“红利期”——此时社会总人口会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裕，社会负担相对较小，储蓄增加，进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故称其为“人口红利”。反之，如果依赖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超过60％，则意味着社会步入人口“负债期”，此时较高的社会抚养比例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不利。这很好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为主，而产业中务工的劳动人口基本都处于青壮年，正是由于这些年轻打工妹与打工仔的贡献才成就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就和它们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有着密切关系。东亚经济起飞正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研究证明，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个百分点，其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
反观中国，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步入“人口红利”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开始踏入工作岗位，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同时老年人占比却并没有增长，少儿占比又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
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著名人口学家蔡昉研究认为：“1982—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与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
而如果现在假设中国在这30年间，社会中的主要成分是由老人构成，故而提供不出如此多的壮劳力的话，那么可以想象，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无法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进步了。所以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
正是在这种有力的“人口红利”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30年来的快速增长奇迹。
2。 刘易斯拐点
但没有用不尽的资源，“人口红利”也是如此。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逐渐开始光临中国。“民工荒”就是一个示警的信号。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7）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那么，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会在何时出现呢？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一位高级官员伊曼纽尔·吉米内兹表示：中国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左右消失。而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专家认为，2006—2015年间，劳动力人口仍将缓慢增加，在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劳动力人口开始缓慢下降，2015—2020年将年均减少120万人，到2020年的劳动力人口为亿左右。与此同时，2010年以后将出现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并突破15％，总抚养比到2017年将突破40％，届时中国将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
著名人口学家蔡昉则认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在2030年达到最高点，为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亿；劳动力人口增长率，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在人口结构中，少儿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最乐观的估计，2015年前后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尽管判断时间存在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易斯拐点”离中国已越来越近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支撑作用的劳动力资源，像其他各种资源一样也会有短缺的一天。
四、博弈的“本钱”
1。 欧美前鉴
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对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需求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历史上的制造业大国在发展历程中都不同程度上遭遇过这些问题。
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制造业强国，曾经依靠强大的国力在它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进行廉价的资源采购，后来随着国力渐微和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获取资源的代价越来越大，制造业也就逐渐衰落，进而被美国赶了上去。而美国的制造业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高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呈现出疲态，其重要原因就是发展经济所需的能源与资源消耗太巨大，将国际资源价格不断推高，从而加大了它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出现一系列连锁衰弱现象。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曾推动了经济的振兴，但迫于国内自然资源匮乏，日本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不断膨胀，制造业最终难以维系这种高增长速度，开始走向缓坡。
环境污染也是如此，欧洲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伦敦烟雾、莱茵河与泰晤士河污染等一系列公害事件。遭遇变身“下水道”之苦的也不仅仅是今日中国的黄河，昔日的莱茵河也曾遭此劫难。今天看起来如诗如画的莱茵河，当年也因为工业废水的流入而污染日重，一度变黑发臭、鱼虾绝迹、水鸟飞尽，被人们厌恶地称为“欧洲下水道”。直到20世纪中期，沿岸各国才达成共识，颁布了《水域管理法》，经过持续治理，莱茵河才又恢复了清澈碧澄的本来面目。。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8）
所以，像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是所有试图进入工业化文明的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只有今天的中国才碰到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更早时就碰到了。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中国可以放松警惕的借口——以为既然以前的欧美国家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也一样会轻松解决；既然莱茵河能从“欧洲下水道”回归清澈，那么黄河自然也就会从“中国的下水道”恢复本来面目。但事实并非如此。
2。 后发劣势
尽管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是欧美国家以前曾经面临过的，但中国已不可能再有昔日欧美国家那样解决问题的机会了。因为昔日的欧美是率先步入工业化的，它们具有“先发优势”——一个国家由于占有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因而不会存在与其他国家的博弈，不会存在与其他国家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它们所碰到的各种危机，以前都有机会、有能力去进行化解。
如今的中国，却完全没有了当年欧美国家那样宽松的市场环境。产业链的国际化分工让中国成为了产业链中的一环，而且是最低端的一环。今天的中国非但没有占满整条产业链，还要面临最为严峻的博弈——既要经受来自产业链两端欧美企业的残酷挤压，还要面对底部众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已很少有机会、有能力再去回头解决和修正这些难题与错误了。
可以想见，欧美国家当年在碰到资源约束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解决，但中国可以吗？显然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本，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能摆脱制造业的程度，中国还有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中国还没有积攒到那么大的本钱。欧美国家当年可以拿出巨资来改善环境污染，是因为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可以吗？也不行，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去投资，没有那么多的资本投入治污。
所以，中国如今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十分严峻的问题。
在当今的产业链博弈中，一国的资源就是一国发展制造业的“本钱”，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具有“后发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产业全球化分工中，发达国家即使是本国资源不足，还可以凭借自己领先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继续在产业链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中国这样的后发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分工中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源和劳动力，这些优势一旦没有了，相当于丧失了与欧美国家博弈的本钱，最后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五、拉美化噩梦
2004年春天，在中国每年都要例行召开的“两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马凯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防止大起大落”，“要警惕拉美现象”。由此引发了国内长达两三年的关于“拉美化”问题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否会重蹈拉美化噩梦？
什么是拉美化噩梦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道路，即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优惠政策等，大力吸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也逐步在这些国家的多数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这些国家的经济在最初的几年里甚至十几年里，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社会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丧失，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或者西方跨国公司发现能挖掘更多利润的地方，外资企业集体撤离，结果弱小的国内企业根本撑不起国内经济局面，“产业空洞化”现象出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和衰退。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9）
阿根廷就曾经是拉美化噩梦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在1992年到1997年间，阿根廷被西方国家盛赞为第三世界“样板国家”，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曾发表评论，赞扬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权进行的“经济改革”深刻而有效。原因就是阿根廷实施自由化政策，大力吸收外资，外资可以自由进入银行、电信、石油和工业等领域，在最初的几年，经济确实出现一片红火的迹象，但在随后的几年中，阿根廷的经济并没有像当时世界银行预测的那样“成为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而是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衰退。当时经济的负增长超过了20％，几百万阿根廷人的大约400亿美元存款被冻结，外资大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或准备撤出阿根廷，国家停止偿付1500亿美元的外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供新贷款，华盛顿和欧盟甚至要求阿根廷政府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裁减更多的公职人员和减少社会福利，以致到2002年约有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回首往事，阿根廷人仍然感到寒意阵阵。
当然，如果仅仅通过简单的对比就断言中国吸收外资政策的发展模式会导致中国迈入拉美化噩梦，未免有失偏颇。但中国和拉美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鼓励外资的政策，凭借的又都是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而拉美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经历近30年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将何去何从？
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采取了“引进来”的战略，外商直接投资逐年递增，曾经连续十几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也许我们不愿承认，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对于外资的依赖症状越来越明显。
有一位华裔的黄姓美国经济学家曾对中国的外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外资和有效内资的比例介于和之间，已经十分接近于当前世界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如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2008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约为7％，列世界第三位，外资依赖程度这样高，确实有点反常；因为一般来说，小国容易对外资产生依赖，而大国对外资的依赖性相对较弱。大概在2005年，中国并购研究中心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产业地图》的书，该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