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特认为，美国经济并不会陷入衰退。你怎么理解他的判断？
宋逢明：这次问题出现在金融领域，爆发的是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如何向实体经济传播、扩散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实际上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呈现非常差的情况。
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个概念，就是流动性的概念。流动性包括在银行系统内的流动性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实际金融危机真正的爆发点是流动性危机，对银行来讲，如果发生挤兑，银行就要被挤倒。对于实体经济来讲，如果企业资金链断裂，即使原来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市场份额都很好，企业也会破产。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救市的政策实际上是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注入流动性，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然后银行向实体经济释放流动性，避免实体经济也出现流动性的危机。这种注入流动性、释放流动性的措施是止血的措施，如果能够见效，随之而来可能需要进行比较大的经济结构调整。
我个人认为，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救市措施还是相当及时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如果政策见效的话，随之而来进行正确的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有可能避免长期的经济衰退和萧条。
芮成钢：你支持普雷斯克特的这个判断吗？
宋逢明：对。
芮成钢：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11月15日将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大家都充满了期待，但在期待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在担心，因为各国利益存在分歧，所以在这个会上未必达成一致的意见，你看呢？
宋逢明：在这样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如何采取协调性的政策呢？原则上各国领导人会达成共识，但这只是原则上的共识，因为具体采取什么政策措施还需要研究，还需要各个国家政府、具体的实施部门以及各国的研究人员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芮成钢：有没有可能像二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一样，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格局？
宋逢明：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已经到了诞生的时候，但能不能很快诞生还需要观察，我们不能仓促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但是以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格局，看来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
芮成钢：什么时候建立起新的金融秩序还需要观察。
现在各国似乎都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大家都知道鼓励消费是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是很多消费者因为对未来预期不明朗，越发不敢消费，造成消费严重下降的处境。欧美国家过去曾经多次遭遇经济危机，他们对于应对经济萧条积累了一些经验，根据你的研究，哪些经验能够派上用场？
▲虹▲桥▲书▲吧▲。
第45节：直击华尔街风暴2（45）
宋逢明：最简单、最直接了当的做法就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要出手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必须的。从这次欧美大规模介入市场的做法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以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经济政策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新凯恩斯主义了。实际就是说，当老百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需要政府从财政上、从货币上来调节有效需求，这是最基本的做法。
芮成钢：政府的干预正是在上世纪大萧条当中美国政府积累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宋逢明：现在看来其中一些基本的原理还是管用的。
芮成钢：现在比当时多了一条，各国在联手应对这个危机。
宋逢明：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芮成钢：但有人说，正是全球化，才使危机这么快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
宋逢明：有这方面的原因，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加高效率配置全球的经济资源，从发展趋势来说这是不能否定的。
这次峰会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可能会确立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它的货币在未来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格局当中的地位。
【专家观点】全球经济新秩序中的中国角色
（CCTV2：11月15日《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
访谈嘉宾：龚方雄，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芮成钢：说到这次全球金融峰会，大家有很多期待，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开始，至少是开始讨论未来游戏规则的一个开端。既然旧的游戏规则已经被打破，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被制订出来，这时候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里就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当中，我们自然想到，美元这么多年是全球单一的货币，未来人民币有没有可能也有一定的机会？
龚方雄：应该会。这次峰会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可能会确立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它的货币在未来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格局当中的地位。现在的金融格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协定。现在的金融危机百年不遇，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家都在思考，未来全球的金融格局会是怎样。大家知道，最近只有三个货币非常强，美元、日元和人民币，但实际上美元和日元的走强不是因为它经济本身的基本层面很强，而是它资本层面很弱造成的。真正走强的货币只有人民币，是唯一跟它基本层面配合的一个货币。
芮成钢：自从中国抛出4万亿元大单出来之后，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多做一些事情，稳定世界经济局势，让美国经济、欧洲经济尽快复苏，当然这对中国自身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贡献得更多，我们在新的游戏规则制订过程中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上次游戏规则的制订，但这次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我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龚方雄：我觉得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的恢复，同时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我们应得的地位和权利。在新兴格局中，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现在中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让中国出钱出力，但是西方国家每次提到中国要参与全球性的经济事务的时候，总是把中国和其他很多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扯在一起，实际上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其应有的地位，应该得到八国集团应有的认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出了钱，可能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要不然你钱拿出去了，话语权不在你的手上，这个钱怎么用，你没有影响力，再就是这个钱将来能否拿回来，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争取。
芮成钢：你认为中国这个时候应该积极地为世界的经济恢复做贡献，但是与之相匹配的是，在贡献的同时我们应该拿到符合我们贡献的话语权。
◇欢◇迎访◇问◇BOOK。◇
第46节：直击华尔街风暴2（46）
龚方雄：对。
美国每次有金融危机，压迫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升值的时候，就动用国际安全来威胁逼迫它们升值，所以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维持美国经济的基本力量。
【专家观点】枪杆子里出政权
（CCTV2：11月30日《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
访谈嘉宾：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主持人：这次4万亿元大单扩大内需，方方面面都透露着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在使用这么多钱的时候，有意把很多力量放在比如新能源领域，未来不仅可以更好的帮我们解决目前的瓶颈问题，同时可以让中国以后在这个领域成为全世界的引领者和领导者？
陈平：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这里要解决一个问题，中国技术领军人物实际对世界前沿的方向，比如电动车、节水工程，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要把这个变成新的主导产业，必须要有价格结构配套改革，使得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比维持老技术的省钱，这样才能让新产业起来。如果我们不改革现有保护高耗能、多费水的技术价格结构，如果不动它的话，即使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效果也是不显著的。
主持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愿景、政策都在，但具体要实施还需要很多技术细节的配合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陈平：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要和价格结构改革配套。
主持人：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扩散的情况下，上海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开工了，我们现在看浦东的样子越来越像纽约的曼哈顿。这个高楼能算基础设施建设吗？是不是更像形象工程？
陈平：这对打造上海国际中心品牌形象有好处，但要谨慎。盖几个高楼没问题，盖多了会加大金融风险。
主持人：为什么会加大金融风险？
陈平：楼太高以后，成本高、租金高，经济好的时候租得出去，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有空置率，就会赔钱。
主持人：要把这些建设项目，目前的投入跟营收预期考虑进去？
陈平：要有一个配套，这样的形象工程要做几个，不能做多，但也不能没有。
主持人：中国的财政政策跟欧美的财政政策相比，我们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政策见效如此之快，而欧美的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陈平：中国的财政政策有效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大部分是工科出身的，他们在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非常有意识地运用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更新技术，改变已有的经济结构。而西方财政政策只是刺激消费，没有进行结构分析到底刺激谁的消费。比如搞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一搞基础设施建设，立刻会创造农民工的就业。但是在美国很多重要工程都让大批非法的墨西哥移民来干，财政政策没办法造福于本国人民。如果动用货币政策刺激消费，美国、欧洲的情形是越穷越要买进口货，因为进口货便宜，而进口的主要是中国货，又创造了中国的就业，而不是创造美国和欧洲的就业。这是美国和欧洲比中国改革困难多的原因。简单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还维持现有的过度消费结构的话，对它们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加大它们调整的困难。
主持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很多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包括基础设施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投资空间比较大，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项目已经不多了。
陈平：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因素。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快呢？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统一的大国，政策实施效率非常高。例如中央政府在决定地区发展的时候，确定先发展沿海，再发展西北，只要全国老百姓都接受，此项政策就能迅速启动。但在欧洲就不行，如果财政政策往西欧投，西欧基础设施已经不错了，效果会不好。就像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停滞的时候，日本政府往公共设施投了很多钱，但效果非常微弱。如果将财政投在东欧，东欧经济起来了，西欧企业就会关闭转移到东欧去，这样导致西欧国家选举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反对。所以，所谓的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在进行结构转型时候的困难实际上要比社会主义中国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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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直击华尔街风暴2（47）
主持人：转型的效率也会低很多。美国有一本非常时髦的书，书中提到美国最好能够变成三天中国，有中国这样的效率，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你是不是也赞成这么一种观点，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场危机中，中国机会非常多，挑战主要来自国内，是不是这样？
陈平：我赞成这种看法。危机最主要是西方福利社会的危机，也是美国军事过度扩张的危机。但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机会，为什么？西方国家越是不能维持现有福利社会的结构，就越需要消费相对便宜的进口货，而进口货主要来自中国。
主持人：在2009年初，出口贸易是否会有非常明显的回升，我们的价格优势又会重新回来吗？
陈平：我现在感觉中国出口总量可能会维持，不一定会增加，也可能会缩减，但是中国市场占有率会增加，尤其是我们的中端产品，比如家电、汽车，我认为会更有竞争力，更能穿透美国和欧洲的市场。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美国消费者担心工资性收入预期和失业问题，所以不敢消费？
陈平：他们现在面临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失业的危险，不仅是以前的蓝领工人，现在白领工人也面临着失业；第二是美国的退休基金投在股票市场，退休基金大幅度缩水，而美国、欧洲是老龄化社会，退休的人非常紧张，不敢消费。
主持人：你觉得信用卡危机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吗？
陈平：是的。因为原来美国人手上好多张信用卡，只要能够付得出利息就消费，现在发现有破产风险，所以很多人就会削减用信用卡消费，甚至放弃一些信用卡。
主持人：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的消费，虽然我们消费一直在增长，但增速也在放缓，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消费者的工资性收入预期下降，如果房子价格、股票价格继续下降的话，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是不是也会很勉强？
陈平：中国在经济速度放缓的时候，对房子和汽车的消费可能会放缓，但中国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中国越穷的阶层越进行储蓄，他们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是最大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