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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人：中产阶层的上升空间（2）
长安俱乐部毗邻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商业街，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成立于1993年，现有会员700名，入会费为万美元，是“四大俱乐部”里收费最高的一个，由亚洲联谊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督管理。亚洲联谊总部设在香港，旗下拥有30多家尊贵豪华的私人会所，分布在亚洲、澳洲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心城市。 京城俱乐部位于京城大厦50层，由美国会所管理集团管理。这家私人会所旗下的250余家“城市俱乐部”分布在全球各大繁华城市，且都在城市高层建筑的顶层。京城俱乐部现有会员1000余名。 美洲俱乐部在北京东二环路边上，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员350…400人，微软、惠普这样的大公司是美洲的主要会员，张朝阳就是其会员之一。美洲俱乐部的入会费为每人万美元。
链接：上海金领丽人在北京
上海香奈公司董事唐丽的自述 我住在现代城，就是潘石屹搞的那几栋高层公寓。因为外墙刷了些彩色涂料，就成了CBD的标志性住宅项目。这种花花绿绿的建筑我在南方城市见得多了，到了北京怎么就成了稀罕物？我还见过一个叫凤凰城的项目，也是这么涂着，怎么看怎么像是大学生宿舍，很幼稚地热闹着，但开价不低，均价该1万了吧，有吗？ 我是“北大荒”（北京大龄单身女性）。谁取了这么个该死的外号？一个人住，150平方米，少于这个平方米数我就觉得堵得慌。除了这所房子和里面的一应家什，我什么也没有，连车也没有。房子是一次性付款，之后再没有钱买车，也不打算买。这是在CBD，全天24小时都有出租车，办公室在国贸，两站之遥，还要私家车做什么？ 用通俗的说法形容，我是金领丽人，就是钞票多的女人。不是钞票多，干嘛要从上海来北京，江南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舍弃上海奔北京的？上海我也有房，爹妈留下来的花园洋房，在衡山路上，当然与人合住，但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我那一套算是两房一厅，三四户人家一幢小楼，楼下还有花园。深秋的时候，梧桐叶落下来，在贴着地面的微风里打转，不像北京那样粗鲁地翻飞。 因为是“北大荒”，所以要在CBD置业，这样才会显得热闹些。从家里出来，只要走几百米，就到了三环路，就是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的富贵乡，而且这里无论酒吧、饭馆还是行人的步姿，总比别处显得高级和纯粹，尽管并不代表北京的平均水平。我的生活完全局限在CBD：上班在国贸A座，购物在国贸地下，健身在中体倍力，娱乐在三里屯，交际就在现代城里的星巴克。在京三年，我只去过一次城市西区，因为要去颐和园。之后，就再也不肯去了，那里太像个大农村。 我是个彻底的城市动物，城市动物就住在CBD。当然只有中国的CBD才能住，外国的CBD一到夜晚和周末就是死城。我到过一次伦敦的city，整整1小时的辰光，只看见过两个人，还是大白天，多吓人。回国后，见到的CBD都这么和蔼可亲，就决定把家安在这里了。 都说只有小资才爱住CBD，那我也算一个吧。小资喜欢享乐和人云亦云，CBD就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这里崇洋，享乐主义盛行，我住150平方米已经不小了，《时尚》杂志还在宣扬一个女人独住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公寓。 住在CBD的苦恼之一是不能开窗睡觉，外面的噪音和污染太厉害。苦恼之二是没有散步的地方。有时为了散步，我还得打车到使馆区。但好处是这些受到影响的生活质量可以在别处弥补，比如方便和快捷。 选择住在哪里说到底还是个心态问题。商旅人士为什么住在这里的多，就因为它顺应了人们的“过客心态”。反正是过客，那就抓紧时间提高效率看热闹。哪里效率最高又最热闹？当然是CBD。你看那些“海归”就住CBD，因为他们在国外有个郊外别墅留着养老，自己反而成了祖国的过客，那就住在CBD吧，想要过饭后百步走的惬意生活就回国外的别墅去。外国人就不用说了，有几个是真爱别人国家的？都是任期一满就走人。我也一样，真要找家的感觉，哪怕是一个人的家，也要回上海衡山路去。现代城嘛，我先住两年，再转让出去，一笔不错的投资，已经涨了近10万了。白住几年还能挣钱，也算CBD的另一大好处吧。 （节选自2002年10月15日《经济观察报》）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未来的中产（1）
■一个由中级职员、中级官员、专门科技人员等职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中产阶层——白领阶层，成为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中间阶层。他们是被雇佣者，却占据着社会运转的控制部门，行使着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职能，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生产管理的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 ■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国外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分别是工龄、行业与地区，工龄越长，工资越高。但现在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 新老中产阶级的产生背景 美国左派运动之父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是“小企业家的世界”，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悉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工作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资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老式中产阶级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则是指挣工资的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 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给了工业界的首领。老式中产阶级比例急剧下降，新中产阶级迅速上升，美国成为了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生产资料）。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 由于财产集中化，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雇员的数量增加，工业结构的改变，导致了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中原来构成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村中的中小有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冲击下明显减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分层的加深，管理、情报、信息活动作用的增长，国家行政和企业管理机构膨胀，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雇佣者。1984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表明，独立经营的经理已由1957年的57％降到1970年的27％，再降到1983年的9％，领薪和被雇佣的经理比例大大增加。 米尔斯对美国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我国中产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层，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部门经理，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权力寻租者、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是我国所特有的。 “知本”等于“中产”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拥有知识就是拥有财富，拥有知识资本的“知本家”群体所组成的生产力将成为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的关键因素。目前全国有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也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载体。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工作，并具有专门的从业资格，从而能够获得高出其他人的经济收入，其职业地位得到社会的肯定。知识分子是专业领域中的专家，知识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基本前提。 国家统计局《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财产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家庭财产最多，户均财产为万元人民币；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户均财产为万元人民币。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财产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显示以人力资本为主进行分配的格局初步形成。 若干年前人们热烈谈论过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消失，而今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比重迅速扩大。这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技术市场化的结果。 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和社会地位。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是“自由漂浮者”——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隶属于某一个阶级，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经典阐释。但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成为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
未来的中产（2）
有人以为中国现在的中产者是改革初期的那些暴发户。事实上，中国的分配格局已经由当初靠“胆量”和“投机”获取财富，转型为以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为主导。 中国各大城市正在形成一个具有高文化层次、工作稳定、收入丰厚、生活质量较好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现代社会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点。 职业知识分子是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据调查，约40％的职业知识分子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加上拥有房产，把他们划归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是名副其实的。 。 想看书来
非典型路线（1）
制定合理的路线图，选择恰当的财富增长方式，是能否中产的关键。中产有三条典型路线——职业、自由职业、创业。 除这三条路线之外，也并非别无他途。 1．婚姻。自古至今，婚姻一直是改变自身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的重要方式。攀龙附凤、乘龙快婿、嫁给有钱人、女白领金老公，都是吸引眼球的关键词。 2．遗产。对于独生子女结成夫妇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可以继承双方父母的遗产。我国自1994年提出开征遗产税，至今尚未实行。但是，征收遗产税的周边环境（如储蓄实名制）已日渐成熟，遗产税呼之欲出。遗产税的特点是起征点高，税率累进。也就是说，继承得来的钱财越多，纳税比例也越高。我国以中产家庭的财产标准作为起征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3．彩票。彩民成为百万富翁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 “2001年山东省的福利彩票销量达16亿元人民币，共产生百万元以上的大奖193个。” “‘重庆风采’电脑福利彩票自去年4月开始发行以来，已经产生了50位百万富翁。” “今年，沪上两种电脑彩票8个月开出了36个百万元以上大奖，每5天产生1个百万富翁。” “佛山即开型彩票半天产生3个百万富翁。” ……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先后推出了福利彩票、体育彩票、足球彩票，平均每一个省市区、每一种彩票、每一个星期，都有可能产生一个甚至更多百万富翁。 4．权力寻租。不合法的和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使得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形成一个数额巨大的非法高收入阶层。据估计，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人民币。 财富转移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已有社会财富的转移。这主要是指通过各种途径使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向个人手中，这是过去20年中影响社会贫富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主要是“价差”，仅1988年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的方式是“圈地”，也是几千亿元。最近几年，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 20世纪80年代，虽然也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但当时的贪污腐败还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产生根本的影响。但现在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当中发生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能数量更大，计算起来更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 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途径，就是在居民获得收入后的财富转移。这种转移往往是以“随礼”、“人情”的名义进行的。正因为看起来是一种人情往来，人们往往不予注意。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民间财富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一，发生的频次高。在一些地方，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是生病、迁居、孩子结婚、父母祝寿，都可能收到可观的钱财。一个县委书记说，他因病住院，光在病床下发现的钱就达30多万元，想退都无法退。第二，牵涉的面广。据媒体报道，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收受贿赂150多万元，审查的结果是，全县没有一个单位不向他行贿的，全县科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