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过后，仍然是分分钟都让人倍感煎熬的等待。因为都是山东人，此时记者已经与杨枫成为朋友。在分配给杨枫当作宿舍的别墅内，记者只好与他一起抽烟、聊天、谈论《阳光灿烂的日子》。
关老的劝说帮了记者的大忙。据说关老知道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杨斌的人后，曾经帮忙说话：“既然是关系比较好的媒体，还是见一下面吧。”
而记者也向电话中的杨斌“急切”地表示：“杨总，您一定要见我一面，我有内部消息想跟您说，是关于荷兰大使馆和国家某部门的。”
或许这些带有“报料”色彩的话打动了杨斌。于是，下午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被接到了A9别墅。杨斌依然能笑得出来，使劲握了一下记者的手，又使劲拍了一下记者的肩膀：“小子，又来给我添麻烦了！”关老搭话：“小王还生病发烧呢。”杨斌说：“锲而不舍才能成功嘛。”
不过，见面之后的杨斌并没有立即答应接受采访。急促的电话和神情紧张的客人使得杨斌中断了与记者的寒暄，说晚上给记者安排时间，同时吩咐工作人员送客。
又是漫长的等待。晚上8：00过去了，打电话确认，杨斌秘书说，去沈阳市里开紧急会议了，可能要到12：00才能回来。
杨枫先是陪记者苦等，之后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而记者借此时间再次翻阅带来的资料，梳理着问题。
深夜12：00，再次电话催问，同时再次强调记者掌握着对杨斌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方答复说：快回来了，到A9来等吧。
于是，一辆轿车将记者接到了A9。整个荷兰村沉寂异常，杨斌别墅外的狼狗在深夜中凄厉地咆哮，保安耀眼的手电筒在黑暗中扫来扫去。
6。第三次采访杨斌
2002年7月18日，深夜1：00左右，对杨斌的第三次专访开始。访谈的文字稿经杨斌亲笔修改。7月20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版发表《“杨斌逃跑事件”独家调查》——
实际上，杨斌是晚上12：50左右才回到别墅。
一进门，杨斌便疲惫地躺上了别墅大厅内的沙发，点上一支“555”香烟。等候一边的男按摩师随即替他换上拖鞋，随后为其做腿部按摩。
记得杨斌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有什么消息告诉我？”
记者随即将两条“独家”消息：一条是，国家某部委已经关注杨斌，并已经通知宣传部门；一条是，荷兰大使馆已经发出了照会，提示荷兰商人与杨斌做生意要小心。
“第一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杨斌说，“我跟荷兰大使馆的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
他随即安排手下拨通荷兰大使馆一位处长的电话，“XXX啊，你们已经针对我发出了照会吗？”
随后，杨将电话递给记者：“没有的事，不信你自己问。”
其实，这样的消息也只是记者道听途说，讲给杨斌听，不过是为了“引诱”其接受采访。对方自然否认，记者确认没有后，杨斌随即挂断了电话。
采访正式开始。时间大概是7月18日深夜的1：00。杨斌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有这么大的资产在这里（荷兰村），几十亿，你拿枪赶我走我都不会走，我能跑吗？”
之后的问题则是一一求证外界的疑点。大致包括：此次去朝鲜、日本考察的目的是什么？工程队拖欠欠款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建房地产的土地是否有合法的耕地用途变更证件？欧亚农业的利润问题？银行贷款究竟有多少？等等。
因为之前记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当时采访的问题应该非常细致，基本上都是细节的求证。杨枫也同时在现场，他开玩笑说：“你的问题像是在审问。”
也有气氛缓和的一刻。因为记者的高烧依然没有全退，为了压制发炎的喉咙的脓痛，记者只好与杨斌一起抢着抽他喜欢的“555”烟（记者带的烟早就已经抽光），杨斌嘿嘿地笑，指示手下：“给小王拿一包烟！”
采访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访谈中，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杨斌总是情绪激动：“这个问题要好好澄清一下，不是这样的……”记得最后，杨斌主动说：“有一个问题我要声明一下，XX媒体说我要去朝鲜开赌场。我是个守法的企业家，我可能开赌场吗？绝对没有这回事！”
采访结束后，吸取上次在荷兰村写稿要受到限制的教训，记者要求杨斌派车将记者送回了所住的南湖酒店。
实际上，在记者出发之前，考虑我时间的紧张与身体因素，编辑部已经安排北京新闻中心的资深记者韦三水（现在已经是《今日东方》杂志的编辑总监）与实习生宋怡（现在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专从事旅游行业报道的记者）在北京协助我的采访。
从后来发表的报道看，韦与宋进行了大量的边缘采访，而一些重要的信息，譬如荷兰村获批3300土地的背景，譬如建筑队追讨欠款的情形，等等。
回到酒店赶紧与韦通电话。这时候，靠记者写稿显然已经来等不及了，韦三水已经在北京提前打起了草稿。而等记者的访谈完毕，他就可以整理成文。“我不睡觉，你一整理完录音马上打电话给我！”韦说。
依然发烧得厉害。在7月的沈阳，记者在酒店中裹着被子用手提电脑整理录音。凌晨4：00左右，录音整理完了。给韦三水发过邮件，记者倒头就睡。
7月19日上午，记者再次赶回荷兰村，录音的打印稿交由杨斌修改，因为接受采访时，杨斌坚持要他看过后签字，否则就不接受采访。记得当时杨斌改动了10来处，最重要的是信息是，杨斌将银行贷款的数字订正为“工商银行4个亿，农业银行3000万”。
那应该是非常“有料”的一份采访稿，整整5页纸，记录了杨斌1个小时的谈话而内容，全部是关键的细节问题。可惜，记者后来再也无法找到这份资料，否则现在它将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不过，就在记者采访的前的7月17日，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子墨也对杨斌进行了专访。从后来播出的节目看，涉及的内容与记者“英雄相见略同”。在整个杨斌案的过程中，曾子墨也是仅有的多次专访过杨斌本人的记者之一。不妨将她的节目文字稿摘录在这里，该报道更加详细和精彩，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见附文10）
7月19日凌晨，由韦三水执笔的稿件发回总部。7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印刷上市（实际标注的出版日期是7月22日）。很惭愧，出于谦虚，韦将记者的名字署在了第一位（见附文9）。
附文9 “杨斌逃跑事件”独家调查
（《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7月22日第一版）
□本报记者 王玉德 韦三水 实习记者 宋怡 沈阳、北京报道
“我在国内有这么大的资产，你拿枪赶我我都不会走，我可能跑吗？”
7月18日，午夜的沈阳。欧亚集团总裁杨斌终于坐到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面前。
杨斌此前一周的行程至此可以确认：12日，他从日本回到沈阳，亲自接待了来自香港的15名基金经理。14日，飞抵香港，对相关报道内容作出解释，之后返回沈阳。
但是，颇有杀伤力的媒体质疑，已经使杨斌及其欧亚集团第二次面对巨大的信誉危机，媒体质疑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荷兰村”的土地使用权，被指以农业用地来运作房地产项目；二是怀疑欧亚实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以致“荷兰村”项目运作被迫停顿。
欧亚集团提供的资料显示，沈阳的荷兰村基本上是阿姆斯特丹同名主题公园的翻版，其中包括50幢住宅楼房，面积达30万平方米。
在向记者透露日本之行的目的时，杨斌说：“我们的农产品，想通过朝鲜出口到日本。”他进一步解释，在农产品进口方面，日本对亚洲许多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中国的西红柿、黄瓜、青椒之类果菜很难直接出口到日本。杨斌称，朝鲜半岛则是特例，日本的政策允许其农产品进口。
杨斌说，1公斤西红柿的生产成本，在荷兰村为元人民币，在荷兰为元，在日本则为4元。
他的意思是，其“荷兰村”所产农产品的理想市场终端是日本，因此他想选择距离东北较近的朝鲜，建立加工基地，做转口贸易。
但“荷兰村”土地使用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
杨斌先给了一个概括的说法：杨斌个人控制的欧亚实业在沈阳用地总数是6000亩，集中在小韩村和八家子村两地，当时的购买方式有好几种，农民是一部分，政府是一部分。
“总体的价钱是2个亿左右，主要是农民这一方面。政府的钱是以现金方式缴交的，在3…4亿之间。”
有媒体披露：有几个村庄的农民未获得土地出让金，杨斌的解释是：“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只是跟村集体买地，当然不可能把钱给每个农民。”他告知记者，钱交给了小韩村的企业靓马公司。
杨斌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在沈阳征用了这么多的土地，究竟有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正式批准？
杨斌的解释是，在1999年1月1日新《土地法》实施前，“荷兰村”首批3300亩土地是依据旧《土地法》，由辽宁省政府审批的，性质是综合用地。
为核实这一点，7月18日，记者拨通了辽宁省一位深知内情的官员的电话。对方十分肯定，这幺大规模的土地征用，“肯定没有经过国土部门的报批，只是有关领导的书面或口头首肯”。
这位官员证实，杨斌建设荷兰村的想法，当时曾获政府高层的充分肯定及大力支持。1998年9月，在辽宁省一位高层官员的亲自主持下，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破土动工。
“那时侯，辽宁省极力想摆脱国企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思路，而杨斌无疑给其提供了一个新的亮点，这本无可厚非，但那个时期也正是沈阳‘批条子’盛行的时期”。
“慕马大案”被查处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沈阳市从1997年至2000年期间，行政划拨供地竟占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77％。与此相对应，2000年，沈阳这个特大城市批租土地收回的出让金仅为人民币7000万元，而附近一个批地量远不及沈阳的中等城市，同年收回的出让金却高达人民币亿元。
“土地开发中应收的上千万元的税费，当时的政府有关领导说免就免，根本不经集体讨论决定，常常以批条子的形式解决。”
沈阳一位房地产商的部门经理这样告诉记者：公司的一幢住宅大楼单靠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口头同意就获取了二类工建用地，并没有经过市国土规划部门批准，但楼却已经盖的差不多了，“这样的事，在沈阳并不奇怪，因为还有很多”。
“楼盖起来了，也不能一下子拆掉，土地规划部门也无可奈何，只能给我们补办相关手续。”这位经理最后补充说道。
这个说法得到了那位辽宁省政府官员的证实：“用补办手续的形式来解决当时简单行政决策所造成的后遗症，已经在当地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记者从欧亚集团获得的消息显示：欧亚的土地征用正在补办相关的手续。
另一个事实是，辽政发〔2000〕9号《关于辽宁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实施意见》（2000年2月24日）明确表示全省要重点实施“3310”计划。而杨斌“荷兰村”的项目写进了该计划中。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资金。目前媒体怀疑欧亚资金链断裂有两个证据：一是荷兰村的建设已停工，二是施工方南通三建称其大笔工程款被拖欠，以致于有劳南通海门市的书记市长远赴沈阳讨债。
对于后一个问题，杨斌的回答是：“中国所有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从来不会付100％的施工款，都是先付70…80％的款，还有20…30％要等工程结算之后才结款。”杨斌说，“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而对于荷兰村停工，杨斌认为责任在于“战略合作伙伴”：“我们没有停，但是我们的旅游项目要与国外合作，他们要提出他们的方案，所以需要放慢建设速度重新设计方案。”
杨斌承认，荷兰村主题公园的建成时间将被推迟至明年夏天，他同时透露，在旅游项目上，国外合作伙伴将占40％的股份。
关于荷兰村的投资额度，杨斌给出了一些详细数字：“主题公园需要18个亿左右，农业投资总体上是1亿美元（8亿人民币）左右，房地产总体投资也是1亿美元。房地产是分两期投资的，一期投入大概5000万美金，以一期销售的滚动来发展二期，二期的投资实际上是一期的销售收入，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主题公园的雏形也基本形成了，完成了70％。”
他否认欧亚实业与欧亚农业之间存在关联交易。“辽宁省和沈阳市各大银行，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的融资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好企业，有信誉。资金短缺情况下我们可以融资来解决，不会用欧亚农业的钱。”
杨斌同时否认了欧亚实业向农行贷款贷款5亿的传言，“只有3000万人民币。”他确认，欧亚实业还向工行贷款4个亿左右，主要用在地产上。
“但两项贷款都没有到还款期。农行的钱是1999年贷的，到2002年还，期限三年，目前还没有到时间；工行的是2000年和2001年贷的，要到2005年才还，所以也不到期。”
与此相应的事实是，今年5月底，杨斌抵押持有的欧亚农业36％的股份，从一家投资银行获得短期贷款亿港元。
对于欧亚农业赢利能力问题，杨斌再次强调其花卉和蔬菜种苗生产利润非常高，同时他提到了西红柿出口日本的话题，“日本超市的西红柿价格一般是一公斤5…10美元，谁不相信可以去日本看一下。”
对于杨斌所述转口贸易的可行性，记者随后作了一些求证。日本贸易振兴会北京办事处一位女士回答：中国的果菜出口到日本，一是中国企业要获得进出口资格权，二是要在日本能找到“对家”。如果具备两个条件，出口就没有问题。
但更多的人还是表示了怀疑。“我总感觉到杨斌要惹出很多麻烦。”一位消息人士的看法是，杨斌搞资本运作来钱太容易了，难免“荒废了做实业”。
“坦白地讲，杨斌太冒进了，并且过于招摇。”
附文10 杨斌神话破灭之谜
（凤凰卫视2003年2月27日首播，主持人为曾子墨）
串场：回顾001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杨斌绝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这个曾经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