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许知远有如下话要说：“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误解，是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传统，她两者都是。”我们总是太习惯于和自己的过去作比，惊叹于我们取得的蜕变。但我们更应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取决于这个参照系中的参照物，而且是较为全面的而非某个狭窄领域的比较。
6中国处于转型期，世界也处于转型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旁观者的最佳角度和位置上，韬光养晦了数十年，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矛盾和争端，同时给世界一份大国应有的贡献。
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里的大管家王熙凤所言极是：“大有大的难处。”中国方圆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这么大一个家每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或摩擦，比如矿难，比如……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中国也出现过很多很正面的大事和喜事，比如奥运，比如……为世界做出过大的贡献。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5）
不可否认，由于东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一样，对同一个问题的判断和思维也会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中国不喜欢一些人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体系。比如说，在《圣经》里煨大的西方人，一代又一代在“原罪论”的感召下，认为生来是有罪的，他们是在不断地赎罪中成长壮大的，因此显得比较谦卑，也比较济世……但中国在独有的儒家和佛道的启灵之下，更显得宽容大度，和合共生…… 萨缪尔·亨廷顿一部《文明的冲突》似乎道出了东西文明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就得热爱且是和谐地共存。
有人说，美国与中国最为本质的差别在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也难怪，美国的教堂本来就比中国的教堂要多，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我们信奉的是马列。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各种矛盾和争端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的效应，然后，中国像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师，望闻问切，对症下药，悬壶济世。按照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等等世界独有的中医学原理，开出一系列药方。中国这个虽有小恙的巨人，经过慢腾腾地调理与修养，康复起来，辅之以太极、气功等特有的中国功夫，逐步变得健壮起来。
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人的心态和中国的发展形态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也与毛泽东的著名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相吻合。
7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梦，或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梦。时间考验价值，历史证明价值。而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有时候，你就像是一群演员，终于排练好了，化好了妆，有点感觉了，准备轰轰烈烈大显身手了，散场的铃声却突然被拉响了。更多时候，你的的确确是在台上，但你究竟在演什么，为谁演，为什么演，你其实是昏昏然并不清楚或者虽然清楚但求糊涂的。
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酸楚！艾青他老人家说得好：“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也诚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试想，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地区，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那么，这种现代化有何意义？一个经济发达的都市，乞讨和流浪人员被赶得东躲西藏，那么，这种发达是不是一种畸形？
寻找并坚守这种价值观，并没有那么容易。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之最10 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这种偏失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弭。
人，应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一个国家和政府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不是相反。一切政府所追求的理想不仅应该“由于人”，而应该是“为了人”。
所有这些或悲或喜的开始，在不同的层面指向同一个终点：人之尊严与福祉的增进。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找到这种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堂堂正正地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题词时，美国的“*白皮书”会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恰如马丁·路德·金所言：“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他的国度和民族的命运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从刚刚成年的小伙子到年将不惑的成熟先生，我们都把他们视作我们这个社会最年轻最活跃的原动力——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身份认同，将是一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力量。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6）
同样，21世纪的舞台上的一幕幕正剧喜剧荒诞剧滑稽剧，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国家之兴旺，不取决于历史之悠久，不取决于地理之辽阔，而取决于人民的精神凝聚力。国家之安定，不取决于一日之政策，不取决于一人之英明，而取决于法治*的阳光普照。
8“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11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世界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际，关于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风行一时。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散发出特有的诱惑。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变成了一块希望之地。
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在为解决这场危机而做出了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用他们熟悉的英文写下了如许内容：“在2008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一个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
就在此时，与之遥相呼应的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或许代表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的感受：“美国曾是中国的榜样，但现在它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要再思考。”这场危机被形容成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政体和自由市场，被视作美国主导世界格局的两大支柱。因为布什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虚伪与失败，*的魅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华尔街的失败则使自由市场的理念遭遇重创，“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已经开始四处蔓延。
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力量，仅仅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站在历史的交叉口，我们会发现，2008年对于中国真正的考验，不仅是抗震救灾，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时的社会动员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
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能使中国更加成熟地走向未来。
波澜壮阔的2008年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样的将来我们不能应付？正是如此看清了自己，所以我们很高兴！己丑年仲春于蓉古少城得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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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一中国（1）
世界“三元”初长成相对于美元与欧元，人民币必须走自己的路人民币之变，怎样变？
迎击人民币世纪挑战人民币，从美元世界分一杯羹？
“三元竞流”已成雏形？
香港成为“人民币区”的四大理由“直通车”的铃声何时响起？
共和国总理说，这件事情“非常艰巨”港币与人民币的悖论就像一个隔山买“牛”的买卖人民币困局：橘子不是苹果人民币国际化还没有真正上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选之路，是人民币“完全自由化”诡异的美元在海啸中升值？
美元升值，对美国经济并不是什么好事美元，代表着美国3亿人口，即美元区所有人富强的根本利益；欧元，代表着欧元区13国人口的财富利益；人民币，则代表着这三种货币区域中最贫穷、全球最大人口规模区域、13亿人口生存的最大利益。假若能有一种“世界币”能融合这三种或更多国家的货币、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岂不是美哉地球、人类、天下的大好事！随着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国际大投资家罗杰斯等人看好人民币；放言未来唯有人民币可能替代美元。在此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竭力主张我国政府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是否已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准备？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概率和风险有多大？
什么样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现在可能是，谁的金融市场发达，谁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 中国采取尽可能打平“贸易逆差”策略之外，就是减少人民币与中国决策、欧元升值的内外压力，更重要的就是提高国内13亿公民的工资水平，与“外汇储备”同步比率增加、提高所有公民收入的水平。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逐步缩小与国际社会的差距，去尽量平衡、同步前进，才有可能一个又一个台阶、平稳地实践，走上国富民富之路，才能让中国人真正走上“财产性收入”的康庄大道。
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一中国21世纪，若真要实现一个强大中国崛起的话（中国“崛起”是唯一的大前提），那么人民币未来有两条必经之道：一是像美元那样形成人民币的货币区；二是像欧元那样成为另外一个货币区。
历史地看，人民币加入美元区或欧元区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只有建立一个能与美元、欧元并行的人民币区，才是中国及13亿人口的历史归属（否则会有另外一种“世界币”）。倘若中国与周边诸国家的经济贸易用人民币进行交割、支付，那么人民币走向国际就应该是水到渠成……2008年及未来的岁月里，全球进入美元、欧元与人民币等需要平衡、需要共赢、需要共生、精诚合作的历史新时期。
2008年9月15日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世界货币一花独放人类悖论的必然结果。
叩问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一些渊源和逻辑关系；透过历史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一国货币的地位变迁，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变迁。
很早以来，中国一直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长期停留在经济专家所说的“秤（称）量货币”阶段。所谓“秤量货币”，经济学上的解释，是指货币金属没有成为有固定重量的铸币，不是按枚流通，而是按重量计算，每次使用都要经过称量。中国的秤量货币白银，以两为计算单位，故也叫“银两制度”。有专家称之为“银本位”。
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一中国（2）
就世界范围而言，银两制度是一种相对落后的货币制度，同西方的差距很大。19世纪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时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叶世昌称，金本位制以英国实行得最早，开始于1816年。其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则实行于19世纪70年代后。
中国开始重视货币本位问题是在20世纪初，萌发于清廷分别和英、美、日订立通商续约之时。
起初，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货币标准不统一很不以为然。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史实，光绪二十八年，清朝和英国订立《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次年订立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有类似的条文。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个条约是促使中国考虑建立本位制度的重要推动因素。叶世昌教授也认为，中国称法定货币为“国币”即始于此。
中国近代百年金融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次改革，而其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最深远的当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中央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建立金融垄断的过程中，改革币制是个极为关键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历经6年酝酿，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5日颁布“废两改元布告”，标志着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银本位时期，使多年来因货币紊乱妨碍工商业发展的现象告一段落。
然而以银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操纵于外人之手，致使世界银价的涨跌，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影响。果然，“废两改元”后不久，1934年即发生了白银风潮，由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引起的世界银价上涨，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王允庭研究透露，当时海关统计，1934年所流出的白银共达25，99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走私白银。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据中国征信所统计，仅1935年中秋节前后10天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