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权是更聪明的做法，因为那样可以让别人来支付研发费用，此时，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低于每股1美元了。不过，最终伯科威茨取得了胜利。因为，有人问道，“如果这个做法不起作用的话，谁来承担责任”，这时，他举起了自己的手。2001年9月11日一大早，他谈成了生意，以4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Teoma。后来看来，这是笔非常合算的交易，不过当时这可是比Ask Jeeves公司股票市值的1/10还高的金额。这笔交易是在恐怖袭击之前一点点达成并向外宣布的。开发出Teoma计算的希腊天才既没有表达达成协议的喜悦，也没有表达因为那场悲剧产生的绝望，而是开始了写作。“阿波斯托洛斯写了一首诗献给当时他还不认识的公司全体人员，”兰佐尼说，“然后他开始问我们要如何应对到Ask Jeeves网站来了解9 · 11事件情况的用户。其实这时候他大可以好好算算自己能拿到多少钱，置身事外。可是，他却因为对创造和发明的热情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2001年12月，Ask Jeeves搜索开始在Teoma技术的基础上运行了，这让伯科威茨看到了公司的未来。“这是Ask Jeeves重生的时刻，”伯科威茨说，“它定义了本公司用户的搜索体验。”
虽然伯科威茨从根本上强化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又改进了搜索技术，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重要的生财之道。这时Google出现了。2002年春天，Ask Jeeves同另外一家公司的搜索广告合同到期了。伯科威茨感觉这是一个可以同Google进行接触的时机，他打算同Google商讨合作事宜，由Google向Ask Jeeves提供广告，然后双方分享广告点击的收入。
“因为收购了Teoma，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自由代理人的位置上，”伯科威茨说，“我们将Google看做是一家广告代理商。大部分人借重Google，因为他们需要Google的算法搜索技术。而我们现在可以使自己处于不同的地位。”除了一个诱人的收入共享协议，伯科威茨愿意同Google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为Ask Jeeves的用户提供同搜索结果相关的广告，而这是额外的收获。他同Google的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会面，试图搞清楚双方建立合作的可能性。
这个合作案Google一方的领导者，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 · 施米特以及其全球销售主管奥米德 · 科德斯塔尼。这样的高层接触表明双方对这笔交易都寄予了厚望。“我同埃里克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伯科威茨说，“他表达了对这笔交易的期待之情，同时也指出我们的商业基础与他们的不同。他说，在一个迅速成长的市场上，同心协力培育市场比将竞争对手赶尽杀绝而造成市场缩水要明智得多。”Google还允许Ask Jeeves在谈判过程开始之前，以试用的方式测试Google的广告传送体系。伯科威茨对结果非常满意，并开始将Google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不过在他看来，谈判拖的时间太长了，他更习惯以更干脆利落的方式达成交易。而这部分上是因为在合同谈判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条款必须经过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的认可。
尽管业内有些人警告说，Google会从Ask Jeeves偷走它的用户，2002年7月，伯科威茨还是同搜索行业的领头羊Google签署了一份长达数年的合同。在签约前的最后一分钟，合同期又被延长了一年，因为合同的金额是按年累计的，延长这一年，合同的总金额就可以达到1亿美元，这样宣布合作公告的时候可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然而这份合作协议对许多行业观察家而言却非常可笑，因为Google和Ask Jeeves都是寻求用户的搜索引擎。伯科威茨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理念是可以同时进行竞争与合作。我们希望同Google一起做的就是这个。我把这称为‘合作竞争’。另外，Ask Jeeves只有出险招，才有制胜的可能。”
Google经济（4）
事实上，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对于Ask Jeeves来说，这为他们带来了急需的收入。而对Google来说，这可以证明其他网站和搜索引擎同Google合作的时候不必担心自己的访问流量会被Google窃取。
“这个协议可以将我们的广告商介绍给数百万名新用户，同时，这些属于Ask Jeeves的用户还具备独特的特征，”埃里克 · 施米特说，“Google和Ask Jeeves拥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帮助人们实现简单快捷的网络搜索。通过合作，我们会促进整个搜索市场的发育。”
Google经济为伯科威茨带来了他期待的广告和收入。Ask Jeeves渡过了难关，并从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盈利。同时，它也为Google带来了其从别的渠道无法获得的客户。这两家搜索引擎的用户重合得非常小，所以这次合作对双方都很有意义。Google还利用同Ask Jeeves的合作来促进自己的广告合作网络开发，签下了各种规模的合作网站加入Google经济来发布Google广告。
Google又相继把自己的搜索和广告服务推销到了《纽约时报》网络版、亚马逊网站，以及其他一些访问流量非常大的网站上，Google经济因此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Google广告发布的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出价竞拍这些发布位置，并且他们愿意出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而鼎盛的Google经济也有自我强化的作用：点击Google广告的用户越多，这些网站的主人获得的收益就越高。他们获益越多，急于将Google搜索和广告技术添加到自己网站服务项目中的人就越多。而这个网络体系的规模越大，其他人挑战这一体系的困难就越大。正如主流电视网络是希望寻求广大受众群的广告商最好的选择一样，Google现在也成为发布网络广告的首选。
想要量化Google经济的威力，我们可以看看Ask Jeeves的财务业绩，因为它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通过Google获得的。2002年它还是亏损的，而2003年他的收入达到了1？郾07亿美元，而2004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到2？郾61亿美元，其中利润额高达5 000余万美元。双方的合作非常成功，因此他们后来决定将合作延长至2007年。Ask Jeeves成为了健全管理和Google经济的最大获益者。“我们期待同Google继续保持合作，在继续向我们的用户提供良好的搜索经验的同时，开发付费搜索的巨大商机。”伯科威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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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1）
克利什纳 · 伯哈拉特（Krishna Bharat）是一名来自印度的31岁的Google软件工程师。2001年9月11日，他正待在新奥尔良一间旅馆房间里，观看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报道，心中充满恐惧。伯哈拉特不断地转换电视频道，疯狂地搜索网络，希望尽可能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为自己的家人担心，同时也担心自己的旅行计划泡汤，因为所有的航班都被联邦政府停航了。他很快就把自己专程到新奥尔良来参加关于信息提取的论坛的事抛在脑后，那些聚集到他的旅馆房间来的其他与会人员也忘了开会的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次继珍珠港事件以来对美国本土最严重的一次袭击上来。有时候伟大的创意就诞生在这样巨大的危机和灾难时刻。而对伯哈拉特来说，“9 · 11”就标志着这样一个新的开始。
用这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自己的说法来讲，他是个“新闻瘾君子”。他阅读印度的报纸，观看印度的电视节目，同时也阅读《时代周刊》，还会跟与他同住的爷爷一起收听来自BBC广播台的新闻报道。伯哈拉特发现新闻检查制度和一些文化因素常常会妨碍新闻自由，很快他就形成这样的认识——如果想要理解某个事件，就必须了解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尤其是，当这些新闻与印度有关的时候。有一些话题对印度的新闻机构来说太敏感，他们不能公开讨论或是全面地报道这些事件，所以，每个星期伯哈拉特都焦急地等待《时代周刊》的到来。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祖父随时了解当地和世界新闻的方式而着迷，而年轻时代的热情最终影响了他对自己成年之后要做什么的想法。
从佐治亚技术学院博士毕业之后，伯哈拉特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开始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DEC（数字设备公司）工作，在那里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为AltaVista做顾问。这份工作加强了他对网络搜索的兴趣，这份兴趣是建立在他信息提取的教育背景之上的。在此期间，他遇见了Google的创办者。“我理解Google的技术和AltaVista的技术，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拉里和谢尔盖以及他们的态度。”伯哈拉特回忆说。1999年他加入了Google，与同样来自DEC的一位同事一起创办了Google的研发团队。
在新的职位上，伯哈拉特需要负责多项工作，因为搜索引擎的许多领域还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在研发团队中工作，也使他有机会将重点放在一些更长期性的项目上去，而他在Google的其他同事则需要完成一些现实性更强的任务。“我的研究工作是要了解数百万用户如何使用Google以及他们在使用Google时的行为。”
Google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伯哈拉特特别欣赏的：Google规定软件工程师要将自己时间的20％，也就是每周一个工作日，用在任何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上。这条20％原则是一种鼓励创新的方式。布林和佩奇都认为必须要建立和保持恰当的文化，创造出适宜的氛围，使有才华的技术人员愿意在其中工作，并能够激发他们产生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意。其他公司通常都不鼓励对边缘项目和想法的自主开发，这使那些有开拓精神的雇员想尽办法瞒着老板来偷偷进行研究。而在Google，这条20％原则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尽管将每周的一个工作日拿出来做一件你（而不是你的老板）热切想要做的事情，不用担心诸如这个项目会不会赚钱、会不会变成成功的产品之类的庸俗问题。换句话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研发。
这条20％原则在现代企业中并不常见，不过也并非没有先例。很多年前，3M公司，也就是消费品牌Scotch胶带的母公司，发明了一条15％原则来鼓励创新，规定它的工程师将工作时间的15％投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去。对于3M公司而言，这些时间是产生梦想的时间。比如，即时贴的创意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发明的。而更直接促使布林和佩奇为自己的工程师们每周留出一天自由时间的原因还是他们在大学中的见闻。大学教师们经常是每周花4天在办公室里，而在第5天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因为谢尔盖和拉里离开斯坦福创建Google公司以前，一直都在大学的环境中生活，所以他们将大学中自由和自主的学术氛围移植到自己的公司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20％的时间是专门留出来让人们进行探索的，”伯哈拉特说，“人们在进行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研发，或者为一些自己充满热情的东西努力的时候，会更有创造力。这也为取得根本性的创新创造了机遇。”工程师们既可以选择每周用掉20％的时间，也可以选择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开发一个项目。“人们在午餐时间讨论自己正在开发的东西，就好像他们是自己的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旦想法成熟一些，他们就会到一个更开放的论坛来讨论它——当然，也可以只在公司内部。”伯哈拉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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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2）
让大家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Google内部计算机网络上的公告栏发布信息。不过，公司还设置了专门的同行评审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工程师们可以把自己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拿出来，接受大家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意味着其他人愿意和你一起努力，而此时你就具备了将这个想法变成项目的先决条件。然后你就可以着手建设这个项目了。Google提供专门的渠道来促使这些创意在20％的时间内萌芽并在创意论坛中开花结果。然后，会有一些创意得到资金支持，而公司管理层会关注它的进展以确保其见到阳光。”伯哈特拉说。Google不会让它的员工在月光下自己在家里进行开发。这种做法的危险是，要么这个项目会因为缺乏资源而流产，要么项目成功而开发它的员工会离开公司，全心开发自己的项目。于是，Google将自由和资源都放在了员工手中。“从根本上讲，这是个非常棒的范例，它帮助许多Google的工程师完成了自己的创造。”伯哈拉特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伯哈拉特还在佐治亚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新闻的热情继续高涨，并发明了一种新的“读报”方式。他希望看看能不能发明一个像网页捕获器或者网络吸尘器之类的东西，把分散的网站中类似的新闻报道集中到一个地方，重新打包，以方便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这是我对在线新闻的首次尝试，而当时并没有多少在线网络新闻来源。”他说。另外，伯哈拉特对于信息有着非常敏锐的注意力，他还擅长将信息按照容易读取的方式组织起来。他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可以根据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调整的新闻组织方式，而不是为所有读者提供单一的新闻内容和设计。“我最初的想法是要设计出更好的新闻版式，我知道如何为顾客度身定做产品。网络新闻通常的格式是，你必须点击链接察看新闻，然后再返回。我对自己说，‘我能设计出更好的版式。’然后，我意识到，可以先观察人们的行为方式，再根据观察的结果，按照用户的喜好提前安排好明天的新闻版面。”
而在9 · 11事件后，时机成熟了——伯哈拉特在印度被各种新闻来源包围的成长环境，他就读于佐治亚技术学院期间对新闻的研究，还有Google 对20％自由支配的研究时间和创新的重视，为他展开研究提供了支持。当获得可靠信息开始变得重要的时候，他开始着手开发一个更好、更快、更简便的方法，帮助普通计算机用户，特别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