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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影响是：国际债权债务格局的变化；农业的扩张和崩溃；大规模进入美国的移民浪潮的结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而美国长期作为英国资本的接受国，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减少其国际债务。然而英国将其海外资产的大部分用于支持战争，并将其债务出售给美国，因此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14年，美国的净外债至少是35亿美元，而三年之后，美国变成了债权国，其净债权超过了70亿美元。虽然这里面有些重复计算的成分，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国际收支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战后，在经过了五年多的经济动荡之后，金本位得以重建。虽然和战前不完全一样，复兴的金本位仍旧将通货紧缩而不是货币贬值作为弥补外汇赤字的措施，而且金本位使得赤字国家承受的通货紧缩压力大于外汇盈余国家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改变了的国际债务格局确实和旧的汇率体系不配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以战前的汇率来重建金本位意味着将产生不平衡。英国和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它们陷入金融危机，并且没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些危机。
美国农业在战争期间非常繁荣，其产品出口到急需食物和衣服的欧洲。其他没有卷入战争冲突的国家也扩大农业生产能力，这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的农产品供应量。当和平时期来临，对这些农产品的军事需求下降，同时欧洲农产品也重新向市场供应。其后果就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以及20世纪20年代持续的农业灾难。农产品需求的下降随着战后通货紧缩而更加严重，这使得农场主负债累累。
美国农场主的负担随着边远地区土地的过度开垦而加重，这些地区从长期看是不适合耕种的。结果是造成了土壤流失，而不是大量的产出。农场主的负债问题非常尖锐，因为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连续几年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很多农场主大量举债以利用农产品的高价格获取收益。而农产品价格的降低给那些既扩大耕作面积又大量举债的农场主带来很大困难。
并非所有的农场主都陷入了困境。技术变化，尤其是在谷物生产领域，在20世纪20年代进步很快。使用汽油的拖拉机开始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始改变平原的面貌。虽然小麦的价格不高，但许多麦农却因规模经济而获得收益。但棉农，特别是租赁小农场的农民，却陷入赤贫。低廉的棉花价格加上新技术取代了这些农民。来自南部的黑人农民发现他们正陷入这样的境地，于是迁移到北方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2）
战后，外来移民实际上停止了进入美国，这是限制外来移民法律造成的结果。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战争的一部分，但限制移民的法律反映了同样的敌意，这种敌意也能加剧战争。移民法从政治角度和社会角度看都很重要，但并没有立即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战前，人口增长率就缓慢下降，而外来移民的结束则强化了一个已经存在的趋势。外来移民的下降部分地被黑人自南向北的迁移所弥补，这些黑人取代了那些如果没有限制移民的立法则可能来到美国的外来移民。因此，限制外来移民的立法的经济影响就很难说清楚了。
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恶化了。收入不平等在大萧条开始之前达到顶峰。这使得一些人认为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买不起工业产品，也就是所谓的“消费不足”是引起大萧条的原因。这种观点从如下观察中获得某些支持：工业生产下滑之前住宅投资就开始下滑，并且大萧条一开始汽车购买量就急剧下降。
这个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20世纪20年代，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达到国民收入的约5％。如果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工人低10％，那么由收入变化所造成的消费下降则仅仅占国民收入的。这在大萧条中根本算不上什么重要因素，以至于引起衰退。仅消费一项在1930年就下降了10％。住宅建设通常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而汽车销售的迅速下降则伴随着几乎所有的经济萧条。“消费不足”或对应的“过度生产”，在对大萧条的研究中是无用的概念。
工业生产在1929年开始下降。这次的衰退看起来并不像一次大规模萧条的开始，而是像1907年和1921年那样急剧而短暂的经济低迷。它是由1928年和1929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引起的。这次信用紧缩并非由国际压力造成，当时美国和法国已经积累了大部分世界黄金储备。联邦储备委员会曾试图抑止它所认为的股票市场上的投机热潮。经济学家们甚至争论20世纪20年代末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是否确实就是投机泡沫，目前还是没有定论。
信贷极度紧缩，这足以解释大萧条第一个阶段中生产和价格下降的大部分原因。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它可以抑制流向华尔街的信贷而不伤害经济体中的其他部分，但这是错误的。就像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原以为它可以运用货币政策来维持英镑的币值而不损害英国的国内经济一样，这也是错误的。
然而，这种政策最初对经济的冲击不大，不足以引起一次深入持久的萧条。没有迹象表明经济是如此脆弱，以至于6％的利率就可以引起经济的螺旋式下降。如果经济确实是那么脆弱，那么大萧条就应该从1921年那次短暂的急剧的衰退开始。
相反，在经济低迷时期还有其他的冲击，这就延续甚至加剧了通货紧缩。从1929年秋天到1930年底，有五个事件在大萧条的传播中起了显著作用。这五个事件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所说的“第一次银行危机”、全世界商品价格的崩溃，以及消费者信贷对消费所造成的影响。
大萧条起源于股票市场崩溃的学派思想没有得到历史的证明。自大萧条以来，股市上下起伏很多次，但对收入趋势并未产生像大萧条那样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7年秋天的股市波动。这和1929年的股市波动是极其相似的，股票市场下跌的量几乎相同，下跌的天数也几乎相同。
如果1929年的股市下跌是对经济的一个重要且独立的冲击，那么1987年的股市下跌也应该引起同样的灾难。在这之间的半个世纪中，股市发展壮大了，并且关于股市的消息也是普遍深入的。在1987年更多的人拥有股票，即使这样股票在个人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也比1929年小。而且国际经济上也有和1929年相似的压力，主要是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债务问题。而且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在1987年时比20世纪20年代末更接近同步运行。
尽管大众媒体充斥着有关经济将进入衰退的猜测，但世界经济在1987年秋天并未陷入低迷。已经持续了五年的工业生产景气继续快速发展。这就是说，股市大跌本身并不足以引起一次经济衰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3）
每一次的变化都不是很大。每次股市大跌后，股票市值的大部分仍旧保留下来。股票市值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因而也是很小的。1929年的股市大跌有助于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紧缩货币政策传导到整个经济中去，但其本身并非强有力的或独立的因素。1987年的股市大跌反映了对里根财政政策的担忧，但就像以前类似的股市大跌一样，它对经济支出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并不是说1929年的股市大跌对经济没有影响，作为信息传播机制的一部分，股市大跌有几个方面的影响。它使个人财富减少了10％；提高了消费者的财务杠杆，也就是说提高了消费者债务和资产的比率；毫无疑问，它也增加了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影响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减少消费者的开支，尤其是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美国经济在1930年经历了消费的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轻而易举地解释。而这些影响构成了部分解释。
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是引起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这一观念一直以来根深蒂固。当时就有人这么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反复提起，最近大众讨论的话题和一般的历史记载中，虽然这种观点很流行，但是其论据是缺乏理论依据和历史事实依据的。
关税，就像货币贬值一样，是一项扩张性的政策。它将对外国生产者的需求转向了国内生产者。这虽然可能产生低效率，但这只是其次要的影响。《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也可能伤害那些向美国出口的国家。然而流行的观点确实是该关税法引起了美国的大萧条。也就是说，外国关税对该关税法报复，减少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出口在1929年占GNP的7％，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出口减少了相当于1929年GNP的。考虑到这些年中世界需求的下降，这些下降并非全可归因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起的关税报复。即使是这样，实际GNP在这些年里下降了15％以上。考虑到所有可能的乘数效应，出口需求的下降只能是引起大萧条的一个小原因。而且关税法所引起的国内需求增长部分地弥补了出口需求的下降。因此，关税法造成的任何紧缩效应都是微小的。
银行破产和通货紧缩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他们经典的《美国货币史》（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提出，美国大萧条中主要的传播机制就是银行恐慌。大萧条中共有三次银行危机，他们认为发生在1930年12月的第一次银行危机和美国银行（the Bank of United States）的破产有关。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如果银行面临恐慌时采取限制支付的措施（这是19世纪的一个常规做法），那么大萧条可能就不会发生。他们争论说1893年和1907年的限制支付措施就迅速结束了银行的暂时停业，并促进了经济复苏。
1893年和1907年限制支付措施的结果表明当时的美国经济是非常稳定的。限制支付就相当于银行拒绝履行其职责，即按照面值将存款换成通货。当单独的一家银行拒绝按照面值支付存款时，从法律上讲这家银行就破产了。但是，当银行业都这么做时，就相当于存款相对于通货的有效贬值。
像所有的价格一样，存款的价格也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力量。那些担心存款价格下跌的人想卖掉存款，这就拉低了存款价格。而那些认为存款价格已经降低并且应当回升到面值的人想购买存款，这就抬升了存款价格。存款的市场价格就是想卖掉的人的存款供给正好等于想买进的人的存款需求的价格。1893年和1907年的通货升水从来没有超过4％，并且升水在一个月内就几乎消失，尽管全额支付稍后才恢复。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预期银行将会迅速恢复按面值支付存款。他们没有预期会出现大的经济萧条或进一步的银行危机。他们没有急匆匆地卖掉已经打折的存款。
因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1930年的银行危机采用了前后不一致的立场。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是不稳定的，一个微小的事件就可以引起大萧条。实际上他们将大萧条的原因追溯到1928年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去世。即使如此，他们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1930年的银行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含蓄地指出经济是非常稳定的，而限制支付措施将仅仅引起存款价格的微小变化，就像1893年和1907年的情况，只有2％或3％的变动。进而，这些变化将带领经济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他们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大萧条。要么是存在着比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首脑之死更为强有力的冲击，要么是1930年的经济远比1893年和1907年的经济更不稳定（从而银行存款的暂缓支付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如上所述，前种情形已经有所叙述。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4）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1930年12月的银行倒闭增加了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的需求，并增加了公众对现金的需求，从而减少了货币的供给。这进而影响了消费开支。如果这样，那么货币紧缩政策将通过金融市场影响收入。即使大萧条的进展最终导致了货币需求的降低以及低利率的出现，我们仍旧应该能够观察到在银行危机时期利率的上升，这是银行危机造成的任何影响都自然发展之前的事情。在1931年初我们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信用紧缩。
1930年11月和12月银行破产有所增加。但是这些破产银行所负债务增加额的绝大部分来自于两家银行的破产，即田纳西州的考德威尔（Caldwell）银行和纽约市的美国银行。这两家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无限制的增长，在逐渐形成的大萧条的压力下，这两个过度膨胀的金融帝国崩溃了。
如果将这两家银行破产形成的负债从那几个月中所有破产银行的总负债中减去，那将发现其他银行破产所造成的负债比重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规模却不如1931年夏天和秋天银行破产所造成的负债增加。银行破产的水平也回到了1930年末时的水平，这种状况持续了4个月。除了田纳西州的短期利率有短期的上升之外，短期信贷市场对此并未做出反应。1930年底的货币存量并没有下降，也不存在足以产生一场大的具有宏观经济后果的对货币量的冲击，也就是说“第一次银行危机”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
相反，公众手中增加通货持有量的趋势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和当时其他的事件关系很小。因此，从1930年“银行危机”开始出现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化被其他原因造成的变化所淹没，因此就没有理由预期利率将对这样的变化做出反应。
选择机制被提出以解释银行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所提出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