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慈溪到宁波到上海，是我久已考虑的事业三级跳。父亲常对我说，做大事，就要去掉小家子气。中国小农经济了几千年，搞得一般农民很容易满足现状，温饱则安。徐思众虽农民本色，但骨子里不安分的东西多着呢。
我这个农民就是要闯荡上海滩。
2000年3月12日早晨3点钟，我西装革履，开上心爱的桑塔纳上路了。天色灰蒙蒙，街道静悄悄。杨柳风扑面而来，干净清爽。沐浴其中，我非常惬意，希望也像东边刚刚出现的晨曦一样，越来越清晰。
慈溪到上海大约4个小时的路程。早晨7点钟，车已经在上海的地界驰骋了。城市已经苏醒过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沿途打听，我找到了上海市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室，信心百倍地走了进去。
一位工作人员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我想找位领导谈点事。那位工作人员直接说：“领导不在，有什么事和我说吧！”我委婉坚持：“那我还是等等领导吧，这种事还是直接和领导谈比较好办。”那人不耐烦了：你就等吧！
一个小时过后，社管办领导开完会走进办公室，我作了自我介绍。
他简单地看完我的材料，惊讶地问道：“你想在上海办学？”
我点点头。
“这是不可能的。外地人还没有在上海办过学。”
我给他解释：“我不是只顾专门办学滚钱滚粮票的那种。我想和上海的一些小学、幼儿园合作，让孩子学习珠心算，这对孩子的智力开发有很大的好处。”
那位领导不屑地对我说：“现在上海的孩子不学珠心算了，学英语和电脑。珠心算已经过时了，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怎么会这样想问题？“珠心算教育并没有过时。就说日本，儿童普遍学习珠心算，相当多的成人也在学；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年轻一代光会使用计算机不行，因为到后来人们已不知，这计算结果是怎么出来的了，所以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也在倡导学习中国的珠心算……”
拿出多年来各种证书、奖状告诉他，我慈溪和宁波办的珠心算培训班都很成功，家长们十分欢迎。
领导口气似乎松动了一下。他说，虽然你做出了这么多成绩，但你一个外地人到上海来办学，我们既没有先例，你也不具备办学资格。我们不能批。你去工商局那边批执照吧！
我悻悻地收起证书、奖状，赶到一个区工商局。工作人员告诉我，必须有上海###门或者科委出具的有关证明。
走出工商局大门，已是午饭时刻，我买了盒饭，边吃饭边仔细琢磨国家政策：既然国家都提倡社会力量办学，为什么上海的教育市场就这么顽固不化？我的倔劲又上来了，“嗖”地一下把未吃完的盒饭丢进垃圾桶，返回社管办，继续谈判。
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又来了？我们不可能轻易打破这个惯例的，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站在一旁继续说，工商局那边我去问了，需要你们###门开出证明才能登记。他嘴角一撇，冷笑一声：“我们怎么能给你出具证明？你又不是上海人，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我说自己有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的证明。他说，那算什么？要慈溪市教委的证明！
（13）“这个宁波小赤佬又来了！”
不畏刁难，找来省教委介绍信。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回慈溪教委开资历证明，拿着这张证明再去上海。社管办那位领导看后，说道：“你这证明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这是慈溪市教委的证明，小小慈溪教委不能证明你在上海办学的资格。
“那什么地方开的证明可以？宁波市的，行吗？”
“可以吧。”
“那好，我去宁波市教委开证明，希望你们再不要刁难我。”
然而，当我真正拿着宁波市教委的证明交到他手上时，他依然面无表情地说：“这个证明恐怕也不行，因为宁波毕竟不是和上海同级的城市，所以也没有资格证明你能在上海办学的。”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不就是办个培训吗，又不是走私贩毒！强按住心头之火，我提醒他：“你们不是说宁波的证明可以吗？”
没人搭理我。
“那我去浙江省教委开行不行？！”
那位领导看我的情绪很激动，转过身来说，你就去浙江省教委开吧！
沪甬高速公路上，桑塔纳风驰电掣。我拧开音响，舒缓的音乐缓缓流淌。在上海人眼里，我是什么？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一个异想天开的外地佬，一个想与本地人分教育市场一杯羹的狂妄之徒。但我比他们更知道我是谁。我是乡下人，但是不懂什么叫自卑，什么是退缩。这点屈辱、这点挫折就让我折戟沉沙，那就不是我。
我向浙江省教委领导汇报了我要去上海办学的想法，领导非常支持。浙江省教委副主任黄新茂亲自为我签署了意见。
拿到这张资格证明。我又一次来到上海，社管办终于答应集体研究后答复我。
……时间在等待中转瞬即逝。每次我打电话去询问，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事不好办，过段时间再说。”行，有这句话就好！
那些日子，我天天早晨3点起床，4点准时从慈溪市出发。8点，我的车已准时地停在上海社管办的停车场。
“喏，这个浙江小个子又来了！”
“呀，这个宁波小赤佬又来了！”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待都长出青苔了，依然音信渺茫。
最后答复终于来了：经过调研，上海想学珠心算的孩子不多，所以不予批准。
上海的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珠心算也是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东西，去上海科委有关部门出具证明也是可行的。我豁然开朗，忙昏了头，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又一次来到工商局，工商局同志告诉了我有关手续步骤。
曙光初露。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几天后，我来到上海有关区科委，科委领导迅速开出了证明。拿着这个证明，我到工商局注册了“上海徐思众珠心算服务有限公司”。
我长嘘了一口气。上海，我来了！
我决定先在长宁区打开缺口。长宁区有很多享誉全市的幼儿园，如长宁区实验幼儿园、世纪之门幼儿园、宋庆龄幼儿园。首选这些幼儿园，对我在上海建立口碑，打开局面，无疑是有利的。
实验幼儿园园长叫赵赫，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幼儿特级教师、幼儿教育专家。赵赫曾在慈溪亲眼目睹了我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0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登门拜访赵赫园长。她高兴地说：“我记得你，也知道你在珠心算领域很有名气，孩子教得不错。怎么现在才想起把这么个好东西带到上海来？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14）小赤佬震动大上海
历尽挫折，在上海落脚。
我告诉赵园长，想利用长宁幼儿园作为珠心算教育实验基地。园长一听，非常乐意，“但是，你要到我们幼儿园教珠心算，要有一个条件。”
我忙问：“什么条件？”
赵园长说：“先给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们讲几堂示范课。”“这里的老师都是名牌师范院校的高材生，我给他们上示范课不太合适吧？”
“合适。我听过你讲的课，完全符合儿童心理学，又有很多独创的东西。我们园里的老师应该多向你学点儿。”
恭敬不如从命。我精心地备课，几堂示范课受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欢迎。
长宁幼儿园门口很快挂上了我亲手做的牌子——“徐思众珠心算教学法实验基地”。
遇到赵园长，真是我的幸运。她很有心地介绍我到宋庆龄幼儿园搞珠心算教学。
宋庆龄幼儿园大部分是外国孩子，这些洋娃娃和他们的家长对中国文化反应不敏锐。所以，必须要制定一套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既要让孩子接受，也要让他们的家长接受。
我先从宁波请来几个小神算子现场表演。那些小神算子在台上自如飞速地加减乘除，台下的外国家长看得一愣一愣，啧啧称赏：“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表演完毕，我当场介绍了珠心算的技巧。一时间，所有的家长都拥到我面前，要求接纳他们的孩子学习珠心算。
一位美国父亲激动地用不大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中国有这么好的心算方法，应该早让我们的孩子学习，不要太保守。我连忙回答他：“OK，OK！”
宋庆龄幼儿园掀起了学习珠心算的热浪。从此，我与上海其他幼儿园的合作几乎也水到渠成。
徐思众珠心算的名气越来越大，合作的幼儿园越来越多，我已分身无术，开始着手在当地培养师资……
我的脉搏终于和上海的脉搏一起跳动了！一天晚上，完成教学任务，迎着黄浦江上的阵阵清风，我登上了东方明珠。俯视着上海璀璨的夜空，不由得一阵感慨。这座城市，开始仰头看它，总觉得它可望而不可即；现在看它，原来也是平易可亲，妩媚动人。
2002年10月1日，我与马来西亚政府终于签下了谈判多时的合同，成为他们###珠心算教育顾问，必须去马来西亚上班。但心里实在放不下慈溪、宁波、上海三地的珠心算培训工作，我矛盾极了，为难极了！
我去找了多年好友胡昌明，对他说；“现在，我三地的培训市场非常火爆，是放弃国内市场去国外打拼，还是继续留在国内把事业做大？”
胡昌明不容置疑地说：“你在马来西亚辗转七年，艰苦卓绝，不就是为了把中国的珠心算推到国外吗？马来西亚只是你进军国外市场的第一步，以后，还有更多的海外市场需要你去打开。至于国内的三个培训市场，运行得已经非常稳定了，就交给他人替你代管理。有了国际市场，何愁以后没有中国市场？”
胡昌明的话非常有道理，好男儿志在四方。那么找谁接替我，代我管理这些培训公司呢？我忽然想到了方国祥，多年相处使我对他的人品和才能非常了解。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方国祥后，他很爽快地说：“你放心地去马来西亚走马上任吧，宁波和上海的公司交给我打理。”
2002年9月6日，我踌躇满志，从上海转机前往马来西亚，担任马来西亚###珠心算顾问，年薪280万人民币。
……舷窗外，已经是热带雨林的天空，新的生活开始了。
（15）“不可以，我就要徐思众！”
佛家弟子李锦成。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进军大马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1995年酝酿合作到2002年达成意向，足足经过了漫长的7年。
1996年4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国外来信。原来是马来西亚PM2020教育机构的邀请函，邀请我到马来西亚培训小学珠心算教师。
好啊，珠心算事业走向海外市场的绝好契机来了！
从1995年2月至1996年8月，马哈蒂尔总理已三次接见我，一再诚恳地邀请我到马来西亚去教授中国的珠心算。他的知遇之恩深深地打动了我。
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还有一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滴水之恩都涌泉相报，何况，马哈蒂尔总理给我的岂止一滴水，那是一片海啊！我实在是三生有幸，怎能不拼力报答？
本以为有总理的亲力倡导和政府的行政命令，我在马来西亚的拓展、培训会一帆风顺；但是，孰料麻烦一桩接着一桩，坎坷一个接着一个。
很快遇到了第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如何出国。
……慈溪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同志拿着我的申请表格一行行地看过去，只挑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员？根据中组部1987年的一个文件，党员办理因私出国，需要先到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办理保留党籍手续。”
立刻赶往我的党组织关系所在地——浒山镇，镇党委为我出具了《关于同意批准徐思众同志出国期间保留党籍的批复》。
但是，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作最后审批时，认为我是一位“特殊人才”，要求慈溪市委组织部在浒山镇党委出具的证明上再加盖一个公章，保留党籍手续才算齐全。
我马不停蹄直奔市委组织部。一位姓周的副部长告诉我：“先把护照拿来，再办理保留党籍手续。”
一趟又一趟，我几乎磨破嘴皮，他就是不给我办手续，就是一句话：先去拿护照。我心里想，办理了出国护照，我还要保留党籍手续干什么？
我去找他们的上司——慈溪市分管组织部的一位市委副书记，但他也和周副部长持一个意见。
莫非是我一年前“民告官”的后遗症发作，有人就是设卡与我为难？
迫不得已，我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宁波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期望他能对下级说句公道话：此事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办。但这位副部长有些为难。他耐心地解释着：“下面已经拿出了意见，上级就不好干涉；真要我们来办的话，除非你把户口迁到宁波来，就可以直接给你出具证明了。”
户口迁移？那多难啊！难道真是“苍蝇碰在玻璃上――有光明无前途”？
马来西亚那边， 马哈蒂尔总理也询问李锦成先生：“徐老师的出国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李锦成是我与马哈蒂尔总理会面时的中文翻译，华裔马来西亚人，也是佛教的在家弟子。李锦成善解人意地告诉我：“国际长途电话费挺贵的。你不用打电话给我，我定期跟你联系。”
李锦成隔三岔五地为出国问题给我打电话，一打就是5个多月，费用高达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