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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就意味着在空间上放开了资金的扩张领域。
当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给予优化的时候，无疑可以让产业投资的空间广阔度提高，同时也令投资者的回报率得到提升，对于可投资渠道的狭窄现象，意味着巨大的改善。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现行的分税制与政绩考核标准进行修改。当这一点实施开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将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弊端彻底摧毁。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在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大为减少，而事权却反而增加，这就代表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变得明显不对称，呈现出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态势。由于受制于利益因素，使得地方政府绝不愿意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绝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因此，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使财权向地方财政倾斜，或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一部分归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改革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让地方政府在财权得到保障的同时，认真地落实中央的调控措施。
除此之外，只有对现行的政绩考核标准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保护心态。
我们知道，在初步满足了温饱，得尝利益果实之后，中国民众很快便接受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以金钱为核心利益的概念，社会基础也很快地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财富。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其中，对于国民经济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各地政府的“GDP”主义。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中，对于GDP的重视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即使在对官员进行考核的时候，也将GDP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标准。于是，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更高的GDP增速，便十分热衷于将地价、房价推往极不理性的高度，以此来提升其所辖区域内基础建设的动力与能力。
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学中，GDP只是一个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而已，GDP增长速度快、增幅高的国家，其民众幸福指数未必高，反之，GDP增速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其民众幸福指数未必就低。而当地方政府单一重视GDP，甚至在经济活动中极度热衷于“GDP”主义的时候，无疑相当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以上各种措施中的任何一条，都拥有着更长远的考虑，也拥有着更理想的效果，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末尾中所说的那样，许多积重难返的事情，并不会遵循着其他方面的期望，也不会考虑到自然存在的规律，一旦固定下来的事情，想要做出更改就会变得很艰难。
因此，上述建议中的大部分，在现时的条件下不被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许多建议可以不被重视，民生问题却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对于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大部分中国民众而言，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就意味着这种弱势处境的长期继续，所以，权衡到各个方面的因素，提出最具备可行性的方案，仍然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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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成为住房上的保障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住房的问题都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对于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而言，是没有什么能够战胜它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无不深谙安居乐业之道，自然也就将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给予明确。
比如说，西欧发达国家之一的荷兰，早在上世纪伊始，就颁布了专门的《住房法》，其中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在其宪法中，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
在1974年，荷兰又将这一政策贯彻到底，在著名的《租房与补贴白皮书》中，明确规定“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在这样的硬性规定下，荷兰政府总共建造了将近240万套公共住房，而直到今天，荷兰的总人口才不过1600万人，以这样的比例来看，240万套公共住房的数字，几乎可以保证每两个家庭当中，就可以有一个家庭享受到这种保障性政策的优惠。
同样的，作为老牌发达国家之一的英国，在这方面也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
早在1919年，英国就颁布了著名的《阿迪逊法》，在这部又被称为《住房和城镇规划法》的法律中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开始的6年时间里，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在这样的努力之下，由于战争破坏而造成的居民住房短缺问题很快便被解决。
在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的美国，政府对于住房的重视程度也自然更高。
在刚刚渡过经济危机之后的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便匆匆通过了《住房法案》，授权给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员会，专门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那些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低收入家庭，在入住的时候只需要支付很低的房租。而在1949年经过修订的《住房法案》，则以更大的力度直接批准政府建造公共住房。在这一次大规模公共建设中，全美一共建设了130万套公共住房，更重要的是，这些住房中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市中心交通便利的地区，而非像我们的经济适用房那样，总是选择在城乡结合地带。
从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想要在一个社会体系内实现住房保障这样的目标，仅仅依靠政府的主观意愿是万难达成的，只有在专门的立法机构选择以法律的形式，将政府的职责规定下来，才能够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会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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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终极出路
当我们的探寻进入到尾声的时候，有关如何拯救民生，如何拯救高房价下民众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默认高房价，转而寻求其他出路的问题。
那么，既然高房价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民众变得富裕起来，让富裕起来的民众能够承受这样的高房价。
按照这样的思路，想要让民众富裕的最佳办法，就是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让金融化的程度更高。
在过去的岁月中，每当我们谈到金融的时候，每当我们谈到与之相关证券市场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将其认定为企业层面的经济活动，将其认定为企业乃至政府的融资平台，而发展金融、发展资本市场的意义，也仅仅是为了能让企业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充裕的资金来源。
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说的是：对于任何一个普通民众而言，这种发展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类似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金融市场的繁荣程度、成熟程度决定了美国民众可以拥有许多投资渠道，而这就注定了拥有多种证券品种可以随便选择，需要考虑的只有怎么组合、搭配、排列这些已有的证券品种，以便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最大化地获取利益，妥善地安排退休、养老、规避生活中遭遇的各种突发情况。
巧的是，在现代金融学的理想模型中，恰恰总是假设已经有许多的证券品种，人们需要做的只是纯粹的数理分析，为适合自己的最优组合进行投资。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民众却很难得到这样的服务。
得不到，并不代表不需要，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除掉开发商的恶意炒作之外，民众的投资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民众之所以会顶住高房价的压力进入楼市，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将获利的希望寄托于房屋的升值上，选择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它是最优选择，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投资方式的收益风险比较高而已。
抛开民生问题不谈，单就经济效率的损失角度而言，金融的欠发达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由于缺乏良好的金融工具进行融资，使得政府不得不采用增加税费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依靠此种方式筹来的资金，将企业手中的资金吸引出来，除了酿成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发展失去持久力之外，更会令政府规模膨胀，最终造成诸如*、浪费等多种弊病。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禁止民间金融，长期漠视金融发展的国家来说，给予民众良好投资渠道的难度，丝毫不下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昂房价。而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之内，由于有垄断利益的存在，使得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长期存在。
从这一点上来看，想要实现金融化的目标，想要实现国内消费强劲的目标，最关键的问题还处在如何能够让收入分配变得均衡起来的层面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属于另外的一个话题，而这正是我们后面部分中所要进行的猜想——中国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