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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数字都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今天再谈论起孟买的时候，能够提到的恐怕只有它超过2500万的人口，以及风味餐馆里的孟买飞饼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曾经喧嚣一时的国际化工业城市，最终沦为今日的面目呢？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还需要潜入历史的河流，将真相从河底打捞出来。
1914年的欧洲，爆发出一件令世人惊骇的大事——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一位暴躁的大公，被一个同样暴躁的年轻人打死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由此带来的是世界各国长达四年的混战，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争将千万欧洲人卷入灾难的同时，却给亚洲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效应，那就是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竞争于亚洲商业市场的精力，由此带给了亚洲民族工业一个独立发展的良好机会。
这的确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天赐良机，假如我们对中学的历史教育稍存记忆，就会想起课本中对这一段岁月的描述是“民族工业的春天”；事实也证明了此言非虚。在世界大战的四年以及此后几年的岁月中，西方国家的无暇东顾，使得当时亚洲主要工业城市的利润都成倍增长，我们所熟知的荣氏家族，正是在那一段时光中乘势而起，奠定了纺织业巨子的地位。
然而，当战争结束的之后，这些城市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日本的大阪由此实现了重大的工业突破，一跃而成为日本的“工业车间”，上海则得以跻身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其在工业领域的收益，更是维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孟买的发展，却随着和平的降临而就此消失。
这是一个令后世经济学家费解的谜题，同是作为亚洲工业城市，孟买的工业基础甚至还要好于上海和大阪，却落得截然不同的境地，更令人费解的是，当二十年代末全世界陷入战后经济的衰退期时，大阪和上海仍然保持了成长的势头，而孟买的纺织业产值却缩回了战前水平，市场占有率更是被大幅度挤压。
许多人在评论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到中日两国勤恳的企业精神上，然而这种说法只能解释上海和大阪的崛起，却无法成为孟买衰落的理由。那么，孟买这种急转直下，曲线诡异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简单说，只有两个字——技术。
我们知道，印度拥有庞大的铁路网，作为最大工业城市的孟买，自然由此获得铁路枢纽的地位，这诚然是它的优势所在。不过，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点，印度的铁路建设，完全是英国一手打造出来的。
为了让自己的资本得到输出，让国内的投资人寻找到着力点，在进行印度的铁路建设时，英国政府要求所有的铁路设备、工程技术、钢材都必须从英国进口，而身为殖民地的印度，自然无法对宗主国的决定予以反驳。于是，随着资本与技术的输入，随着一条条铁路在印度大陆上铺陈开来，英国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盈，而印度本土的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却丧失了最宝贵的发展机会。
没落的工业大都市：行业间的技术支持（2）
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当孟买的纺织工厂想要现代纺纱设备的时候，却根本无法从本土企业处得到，唯一的来源就只能依靠国外的厂商，从而被人将价格权柄牢牢地把持住。
对于一个企业的财务而言，利润的真实含义不仅仅意味着能够从市场行为中赚到多少钱，还包含了它到底能够节省下多少钱，当越来越多的资本被投入到设备更新这一部分中时，这些纺织企业就难免在其他方面捉襟见肘。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深层的原因，导致了后日局面的恶化。。
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是：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身份，使得它根本不需要由自己来提供国防，尽管在那段时期中，印度始终保持着数目巨大的本土军队，但这些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却是由英国政府所提供的，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这样的状况一直都没有任何变化。
武器装备不需要自行制造，也就没有建造兵工厂的必要，与之配套的煤矿、钢铁厂等相关设施，自然也就得不到成规模的建设。然而，这些工厂的存在，除了以国防为目的之外，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计划的重要一环，缺少了这些重型工业，轻工业的进展便不可能顺畅。
在一些观点看来，兵工厂以及相关设施的费用实在过于庞大，并不是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所能够承受的，除此之外，重工业的成长，无不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钢铁业来说，日本的几家大型钢铁厂，在接受了中国东北大量的资源之后，才得以在二战末期形成国际竞争力，而中国钢铁业的昌盛，则更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事实如此，然而历史却和理论家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出于战争的需要，兵工厂被大量地建立起来，这些一度曾被视为“挥霍”的行为，却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酝酿出完全不同的因子。
在1914到1918的连天战火中，当印度孟买的棉纺织工厂无法从欧洲获得技术输入，无法从欧洲制造商那里得到机器设备而陷入困顿的时候，中日两国却凭借着自行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使得轻工业获得了相当有力的技术支持。
就实际情况来说，尽管当时两国的军工水平还徘徊在极低的水平上，但是比起一筹莫展的印度人来说，上海和大阪的棉纺织工厂简直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
这种幸运还远未停止，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交战双方海军对海上交通线的交互骚扰，使得在那四年之中，欧洲人几乎彻底放弃了亚洲这一广大的市场。现在我们不妨想一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中，当外来竞争忽然消失之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答案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真空，进而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在任何一个时期，这样的情形都是生产者所最乐于看到的，因为无论生产成本有多高，只要产品一被生产出来，就势必会被抢购一空。当这种超额利润被累积下来的时候，就又会集结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让企业有能力获得更好的技术，进而在战后的时候也有能力继续占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技术充当了资本行进的动力，缺乏技术滋润的资本，很容易在固步自封中变得僵化。
反观中日两国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正是沿着技术的轨迹行进着。
反过来，由于没有（或很少有）技术支持，使得印度孟买的纺织厂在战争岁月中，只能靠增加人工而非机器设备的方法来增加产量，尽管这样做同样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但当战争消弭，外国资本重新卷土归来的时候，面对着强势资本的竞争，无奈的印度人就只有裁员一条路可选，与之伴随的则是整个棉纺织行业的萎缩。
一个小小的决定，有的时候可以引发巨大的改变，对于孟买来说，做什么样的决定，权力或许不在自己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的改变就此发生，而且是无比真切，无比残酷的。
那么，当我们理解了技术的独特内涵与重要性之后，一个新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中国人对于技术的歪曲心态，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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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资本增长的动力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老者在前往新疆伊犁的谪遣路上，接到了一封来自友人的信件。
这个老者叫作林则徐，而给他写信的则是魏源。
在这封信里，魏源提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大清海军和英国海军再次开战，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魏源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因为他预料到，由合约而换来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在不久的将来中英或者中西方之间，必定再次爆发一场大战，因此必须提早准备。而之所以要给林则徐写信，是因为林则徐曾有过与英国海军正面对抗的经验，也曾多次击退来犯的敌军，在和西方国家作战方面，他绝对是当时的权威人士。
现在大家来猜一下，林则徐会怎么说？
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必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肯定会说些鼓励、打气的话。
那么，这些答案统统都是错的。
林则徐的回答很简单——没办法。
这样的回答大概会令许多热血青年失望，怎么这么大一个民族英雄，至今都被视为民族栋梁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呢？横看竖看都像是投降派琦善③说出来的。
其实，这话还真是林则徐说出来的，而且他还附属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中英两国在武器方面的技术差别实在太大，大清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无法战胜英军。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英军的武器已经打到我们了，我们的兵器却还伤不到对方半分。只以清军现有的装备而论，就算是岳飞再世，也只能干瞪眼。
在林则徐看来，中国若想在未来战胜敌人，只有认真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条道路。
这样的想法的确被变成的事实，只不过遗憾的是，在对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技术，将技术当成工具的时候，我们却以迷信甚至崇拜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这种心态上的差别，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将技术看做是炫耀的本钱，绝不愿意让技术有着一丝一毫的推广。
当这种心态传承了百年之后，悲剧性的结果就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所引进的大多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的更多是一张张渔网而非编制渔网的技巧，尽管如林则徐所愿，师夷长技被当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长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低端位置就能够明白，那些最核心的先进技术，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在一条产业链博弈当中，我们只能依靠着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而这种外力便正是来自外部的技术授权。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当资本缺乏技术支持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露了出来，使得它只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腾挪，资本的经营者只能通过毫无变数的老招数折腾，主显然，技术的落后非常不利于经济主体对资产潜力的最大化开发使用。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资本拥有如此活力的源泉，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打造这一切的技术——互联网需要电子信息技术、快餐连锁模式需要营销学上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只有先进的技术，才是资本不断增长行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当技术落后，甚至被当做神迹来崇拜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的活力被彻底壅塞。
注释：
①索托：全名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自由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将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本人则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他曾为并正为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②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的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③琦善：满洲贵族，道光帝时期主要大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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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导读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的经历，实在是一个颇可言说的话题，因为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有学者专门以此成书，吴晓波先生的一本《激荡三十年》，在记载那些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激荡三十年之久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在过去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讨论中，始终围绕着商业模式、经济制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在这种规定好的范围内讨论，得出来的结果也是预定好的。用数学公式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Y=X这个简单方程的求解过程中，X的定义域决定了Y的值域；正如这个方程一样，有关改革的讨论，也会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域不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
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要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以其发展的状况而言，似乎能够以一定规模进行，但却始终难于实现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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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怎么来的
在发掘国进民退的历史渊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的领域中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有跑题的嫌疑。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无法进行下去，也无从对中国独有的经济大环境做出准确的解读。
那么，想要弄明白政府产生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从最早的起点开始。
这个起点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当私有制产生之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的自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