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含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波兰成功了
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推行市场经济，波兰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近20年来，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4％，被公认为是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波兰最早在包括俄罗斯内的东欧国家中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也就是广为人知的“休克疗法”。
1989年的波兰，经济形势严峻，商品极度匮乏，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1989年初在波兰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形势“极差”；85％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
“休克疗法”是与非（2）
1989年9月，在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巴尔采罗维奇的建议下，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建议，对经济采取了“休克疗法”，也被称作“巴尔采罗维奇纲领”。“纲领”指出，对波兰的经济必须进行根本的体制变革，主要措施包括：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国家财务制度；改革银行体制；开辟资金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贸易自由化等。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新的改革方案于1990年1月1日正式实行。波兰不仅开启了东欧经济转轨的先河，而且对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了东欧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
由于“休克疗法”几乎是将整个经济“大厦”推倒重建，“治疗”带来的阵痛是难免的，波兰1990—199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20％。萨克斯把这一阶段称作“充满眼泪的河谷”。但是波兰经济转型衰退期最短，仅仅持续了不到3年，1992年便实现了26％经济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恢复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从1992年至今，波兰经济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547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334美元。维也纳经济比较研究中心称波兰为“欧洲正在腾飞的雄鹰”。
波兰经济转型能够如此迅速有效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为经济转型奠定了社会基础。波兰实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先后进行过3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其中1986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意义尤为深远。因为它企图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框架，提出企业实行“独立自主、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方针，大胆引进了市场机制。但是这一改革设想未全面铺开就夭折了。改革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大方向有误，而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实际上，这是动员社会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有益尝试，为后来经济体制的转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在东欧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
其次，“休克疗法”的成功实施，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扫清了道路。“休克疗法”取得的积极成果是：第一，消除了短缺经济，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第二，消除了价格扭曲；第三，迅速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若没有“休克疗法”，波兰经济也许不会迅速走上发展道路。
最后，国营企业稳步实行私有化，私营经济开始发挥主力军作用。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波兰的私有化不但有序，而且彻底。从“小私有化”入手，将小型的商业和服务业首先实现私有化，而后全面铺开。同时采取了“靓女先嫁”的政策，把那些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在征得职工同意后，或拍卖，或转让，实现私有化。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兰经济腾飞的关键是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和行业实现了私有化，使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填补了放弃计划经济后出现的空白。当国营经济成分还在为克服严重亏损而苦恼时，私营经济却大显神通。另外，在苏联控制波兰期间，波兰的土地仍然一直保持着私有，当东欧一些国家难以驾驭农业私有化时，波兰农民已经对私营农业驾轻就熟。这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私有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波兰经济转型的成功与欧盟分不开。由于波兰处于中、东欧，与德国接壤，所以受中西欧国家的影响比较大。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波兰很快就恢复了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双方的关系瞬间升温。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波兰目前是东欧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成为刺激东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休克疗法”是与非（3）
波兰经济转型前，华沙满街都是苏式样板楼，这些楼房质量不高、颜色单调。现在，华沙的建筑风格丰富了起来。如今波兰采用了和德国一样的建筑标准，建筑材料和工艺都很先进。16年前波兰只有1/3的家庭有私家车，如今有车的家庭达到了2/3。1993年有73％的人感到日常生活拮据，现在这个数字不到1/3。存款超过18万美元的波兰人数每年增长10％，是全球平均数的2倍；存款超过3万美元的波兰人数每年增长15％，是全球平均数的3倍。
俄罗斯失败了吗？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从1991年全面铺开激进的改革方案到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下台，短短两年功夫，“休克疗法”在俄罗斯走完了从大红大紫到人人唾弃的过山车历程。隔着转轨国家10余年的辛苦路回头望，俄罗斯在壮士断腕之后，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和苦涩。
“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稳定经济而不是改变经济体制，这与现在把“休克疗法”泛称为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并不相同。现在看俄罗斯当时的经济改革，舆论都把“休克疗法”列为转轨过程中的第一大失误。但是，平心而论，当时难道还有更好选择？首先，彼时的俄罗斯刚刚成立，社会中蓄积着一股巨大的要求清算过去、否定过去的民众心理亟待释放，经济上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联盟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外债达800多亿美元，生产持续下降。经济失衡已经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遏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的的“休克疗法”大概谁都难以抵挡诱惑。像盖达尔说，“到了1990年秋，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整个制度已经成为碎片，我们生活在毫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之中。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就像布尔什维克和法国公民一样。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对付危机”。
其次，盖达尔的“休克疗法”也许确实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更好也很难得到证明。虽然波兰、捷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搞了激进改革取得很好的转型成果，但是没有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也不比俄罗斯好到哪里去。以波兰为例，1990年实行“休克疗法”，结果导致全国大*。瓦文萨以工人代言人姿态，获得743％的支持率上台，更换了不受欢迎的政府，结果却把“休克疗法”政策维持下来，成为东欧以反对“休克疗法”上台，上台后却大力推行“休克疗法”政策的第一人。以后东欧国家又不约而同地相继实行“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东欧遍地开花。
第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不是“万能药”，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有其特定的指向和发展逻辑。“休克疗法”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有独特的疗效，这是大家明明知道它是个火坑，偏偏还一个接一个往里面跳的原因。但这只是一项技术措施，对于经济社会转轨的体制性问题，“休克疗法”力有不逮。体制出了问题，“休克疗法”只能延缓矛盾，而不能根治矛盾，过一段时间，矛盾还会以更加严厉的形式暴露出来。经济社会转轨是涉及全面、综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短期内难以奏效。不加区别地将稳定宏观经济与完成经济社会转轨混为一谈，必然导致将解决前一任务的方法，误用来解决后一任务的结果。
第四，无论是激进还是渐进的改革方案，在执行上都应该从一而终，不能一会儿激进，一会儿保守，毫无逻辑可言。盖达尔上台后，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货币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但是到了1992年夏，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要知道，这时距离实施紧缩政策不过一年时间，俄国人们并未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反反复复，紧缩不彻底，放松也不彻底，都是几个月的事儿，“等于说从来没真正彻底搞休克疗法，但又始终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秦晖，2004）。
杰弗里？萨克斯在兜售“休克疗法”时，曾指出转轨主要是解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三个问题。自由化可以看作为市场经济建立一套竞争规则；私有化解决进入市场条件下的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稳定化是要解决原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对于这三项任务，一般认为顺序首先应该从私有化入手。只有解决私有化，市场解决才有竞争的基础，经济稳定才能持续。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中全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步骤。私有化的滞后，导致了改革后续难以推进，也引发了一系列改革设计者始料不及的后果，集中地表现为改革的“二度阵痛”。
如果把责任都推到“休克疗法”身上，就难免简单化了。把“休克疗法”视为一场西方国家搞跨俄罗斯的阴谋，也未免低估了俄罗斯人们的智慧，高估了西方国家那些阴谋家的水平！《货币战争》把“休克疗法”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阴谋，更是经不起推敲。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1）
很多美国的学院与大学都属于一些特别的联盟，每个联盟的学校在体育和学术的一定范围内，能够互相合作。“常春藤联盟”就是这类联盟中的一个。据称，因为美国最古老、最顶尖的学校建筑物往往被常春藤所覆盖，一位纽约撰稿人在1937年创造了“常春藤联盟”一词。1945年，美国东北部8所大学的体育教练签署首个“常春藤协议”，为8支参赛的橄榄球队设立了各种标准。这项协议在1954年被扩展到其他所有的运动，这一年被认为是“常春藤联盟”正式诞生的年份。
这8所大学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每所院校除了历史悠久的特点外，还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与师资的院校，因此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众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母校。目前，“常春藤联盟”被用来指代这些学府所共有的学生素质、教育价值观、质量标准、办学传统与特色等。所谓的哈佛人、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即意味着爱好运动、公正、勇敢、谦逊、富有人格魅力以及领导能力。
哈佛大学，“常春藤联盟”学校之一。
事实上，“常春藤联盟”校友在美国占据的不只是联邦最高法院，布什政府的许多在职、卸任官员以及国会议员都有“常春藤”的背景。布什总统父子都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小布什还取得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硕士）；副总统切尼也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候任主席伯南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除此以外，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校友，而2004年大选中败北的*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毕业于耶鲁，前副总统戈尔同样是“常春藤”打造的“精英人士”。除了政界，美国诸多跨国公司的总裁、华尔街经纪人、媒体主持、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无不与“常春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常春藤”校友驾驭了美国各个行业，统治了整个美国。这些名校校友都有强烈的“一荣俱荣”的互相照应心理。例如，阿利托昔日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日前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援阿利托。
在“二战”前，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被称为“瓦斯普”（WASP，是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当时的“常春藤联盟”，大多在美国东北部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从贵族寄宿学校到常春藤名校到“常春藤联盟”名校的“一条龙”教育体系。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履历就代表了当时名校的理想择生标准：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瓦斯普”世家，在私立贵族学校学习；更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课外活动和社交生活；考入大学后，热衷于进入学校的报社，参加一些秘密俱乐部（如“骷髅会”等），以此建立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春藤联盟”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使得“智力阶层”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