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的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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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1）
3。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
一、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是学堂主持人逄飞给我出的题目，而〃震灾中的思考〃是我主动要讲的。原因也很简单：自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以来，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是此刻我们唯一愿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话题。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正像震灾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贾国伟在他的日记里所说：〃世界变了，原来的一切都变了。〃（见2008年5月20日《北京青年报》）我们也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切都变了〃的感觉：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应该感谢的，首先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恢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青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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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2）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在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青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二、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适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置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青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适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青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到我写作本文时为止，我们从废墟里救出的六千条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救出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指的也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说〃为人的生命负责〃，其含义也是明确的，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这在救灾中好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因此，鲁迅等先驱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个〃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观念，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从此得到了确认。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却不断发生用抽象的群体价值、利益否认个体价值、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的偏差。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就出现了〃我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样的误解。问题更在于这样的抽象的〃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变成为自称〃人民代表公仆〃的官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