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一个低效率、脆弱的金融体系，直接妨碍一个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从而对该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一个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系统性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的信心，从而危及一国经济稳定，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并触发全面的政治危机。苏哈托政权铁腕统治印尼三十余载，但却在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下瓦解了。从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1999—2000年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危机，历史一再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其金融体系不稳健，就难以享受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7）
因此，从金融体系稳健的角度，从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角度，来关注所谓的“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不能以“金融安全”为名，对中国银行改革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一基本取向加以排斥和抵制。那种以为只要继续强化对银行的国有控股、抑制外资参与就能解决中国银行体系根深蒂固的问题与风险，就能保障“金融安全”的意见纯系自欺欺人。如果这种没有实证支撑的观点一旦变成了政策，则将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不但保障不了所谓的“金融安全”，而且会降低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系数”。
近年来，大量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机理和传播机制的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健性与其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造成或加剧了一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事实恰好相反。世界上一些最发达和最富有效率的金融 体系是一些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而一些经济上最封闭的国家金融体系也最落后，其效率也最 低、风险管理最薄弱、不良资产率最高，从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就最高。
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外资参与度无论按持股比例还是市场份额来衡量都非常之低。但是危机后这些国家痛定思痛，为了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恢复市场信心，才不得不下定决心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体系，如波兰、捷克、墨西哥、阿根廷、韩国、日本和德国等。
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也可能最有启发性。在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之前，韩国是世界上本国金融机构最受保护的国家之一，外资在韩国金融体系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199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锁国”状态中惊醒。从1998年金大中总统金融改革开始，历届韩国政府皆采取了更开放、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外资参与度不断上升。到2005年，韩国前七大银行中的Koram和Korean First Bank分别被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全额收购，Hana和Korea Exchange Bank由外国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公司控股，且外资持股比例分别为78％和74％。如果计入外资在公开交易股中的持股，则外资在两家最大银行——韩国国民银行和Shinhan中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了75％和85％。前七家中只有一家（WOORI）由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政府机构）暂时绝对控股（80％），外资持股比率仅为12％。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不但没有危及韩国的金融体系安全，而且通过其资本和专业资源的投入，韩国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以及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由于大部分银行机构在经营上更有效率，在财务上更为健康，韩国的整体金融稳定性也就相应有了明显的改善。2000—2002年出现的“消费信用泡沫”最终对韩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甚微，也证明韩国的金融体系在开放后的抗风险和防震能力有所加强。
中国金融体系脆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国有产权、政府干预、信用文化和风险管理不善等国内机制上的原因，可以说与外部因素——包括外资银行的影响关联不大。无论是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还是证券业的普遍性财务告急，皆难以牵强附会地归结为外资的参与。至今为止，外资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参与度依然很低。即使近两年来中国银行体系成功地吸引了150亿美元的巨额直接投资（战略投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也尚不到10％，远低于世界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股权实际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按资产或存款负债比重计算外资商业银行在华份额占中国银行市场份额尚不到区区2％，远低于外资银行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平均3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应忽略的事实是，银行业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如果一个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国都不害怕外资控制和垄断这一重要而敏感的行业，那么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泱泱大国，又何须担心引进国际战略投资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即使全资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开业也必须无条件地遵从中国的法律和监管政策，何况国际战略投资者只是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未来对参股银行的实际影响和控制力非常之小。因此，担忧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其操纵或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企图，实在是杞人忧天。
但这种非理性的恐惧一旦影响到政策层面，则可能真正地损害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如果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有可能失去一个千载良机，即有效利用国际战略投资来加快推进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重组改革，从而帮助中国金融体系变得更健康，更有效率和更有国际竞争力。
正因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宏伟胆略和英明远见，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在制造行业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参股中国企业或与之合资合作，全球最大最强的跨国公司和中国港台企业向中国制造业转移了先进技术和最佳国际商业模式，其结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
中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规模宏大的金融改革，其成败与否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政治的长治久安。这是一项无比重要，但又充满巨大挑战的战略使命，比起整顿改造低效率的国有工业企业难度更大。在银行改革的一整套完整思路中，中国政府非常明智地下出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这一步高棋。通过充实资本金，保障银行IPO的成功，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持续地促进银行内部改革，国际战略投资将为中国的银行机构增添和创造价值，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特殊而重要的 作用。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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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1）
入世五周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而中国银行体系的变化更是显著，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人们当初最为乐观的预期。中国银行改革在短短五年间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中国迎难而进、锐意改革的体现，归功于内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为WTO的成员国以及与之相应的义务和承诺，也是推动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外因。WTO五年过渡期与2006年底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成为了提醒中国政府、监管当局与银行管理层的“倒计时”，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国银行改革的进程。
今天，中国举足轻重的银行机构，包括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等，其财务和盈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为稳健，其业务经营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国际竞争力。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信心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中国在近期与中期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了显著性的降低。这些可慰可庆的成就与中国入世这一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之一的确密不可分。
银行体系脆弱是中国经济最大隐忧
在中国入世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谓千疮百孔，脆弱无比，成为了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长远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
首先，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在1997—2000年间，由于中国缺乏严格统一的银行会计财务披露与贷款分类标准，曾经有过对中国不良贷款水平的不同估计。在较低端，有政府官方按所谓“三级分类”所估算的不良贷款率，为26％。在中端，有独立研究人员包括笔者本人依照微观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并参照国际可比数据所估计的结果，认为中国的NPL率在30％～40％之间。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的估计也大约处于这一区间。而在最高端，有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声称的高于50％的NPL水平。
如果人们接受中国银行业的NPL率在30％～40％之间，那么，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无论如何，即使较保守的官方NPL估计也印证了这么一个不幸的基本事实，即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其次，作为长年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中国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文化压抑了商业文化，公司治理薄弱，经营水平低下，尤其是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与内控能力上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相去甚远。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健全，包括信用文化、监管与透明度的欠缺，中国的银行*贪污案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严重动摇了存款者、社会公众与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前者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包袱（存量问题），后者所不断引发的新增不良贷款（增量问题），中国的银行体系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全面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为艰难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
入世成为银行改革之锚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展现了远见、勇气与智慧，就银行业的开放作出了大胆果断而又切实可行的承诺。从2001年12月11日入世之日起的三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再放开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2）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经济日趋外向，中国才见证并切身感受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才如梦方醒，真正意识到了中国自身银行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当时的广国投、粤海企业与海南发展银行等资不抵债事件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1997年底，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银行改革列入国家战略重点。
1998年春，中国发行了2 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2000年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接收了面值达万亿人民币的巨额不良资产，部分减轻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坏账负担。
但是，银行改革伊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其中两个最大的阻力，一是银行体系历史包袱过重，大规模财务重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直接与当期的经济成本，这个成本谁来负担？二是为了控制流量问题，银行必须采取更为严格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意味着经营不善的国企从此再也得不到信贷补贴支持，有可能增加企业破产与员工失业，从而造成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主要贸易伙伴国坚持把银行业开放作为中国入世的前提条件之一。银行业的开放将会加剧竞争，至少在短期有可能加大银行不稳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承诺银行开放，中国将无法如期入世，银行改革步伐也将太慢，过程太长，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终，中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分步骤地开放银行业，扫除了入世的一个主要路障。
中国的入世，是*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与延伸，通过入世协议与条约，把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更加制度化和永久化。
结果表明，入世达到了“一石双鸟”之效，即成为国内结构改革的催化剂，通过开放促进深化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市场化改革。
雄厚的外汇储备为大规模财务重组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入世和银行业开放五年过渡期等于为银行改革设定了期限。这种即将背水一战的压力更加强化了中国加快银行改革的意志与决心。显然，要在短短五年间使一个庞大脆弱的银行体系恢复健康，小打小闹的游击战难以奏效，集中大量资源强势攻关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大规模财务重组正是中国入世后银行改革的第一役。
入世后两周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破天荒地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票据，对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财务重组，使这两家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焕然一新，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财务指标顷刻间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在紧接下来的两年，即2004—2005年期间，汇金公司与人民银行、财政部、社保基金一道先后分别对交通银行与工商银行进行注资与剥离不良贷款，使交行与工行相继摆脱了历史沉重包袱，在财务上变得远为健康。
在过去几年中，银行体系大规模财务重组，包括注资与划拨不良资产，累计近3 000亿美元之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直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正是入世后开放银行业的承诺，促使了中国下定决心加快银行改革，而持续的成功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盈余与外资净流入累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入世后的几年中急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