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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特坦然接受了这个判决。她绣了一个大大的红字Ａ，把它挂在胸前。在她眼里（即在霍桑眼里），这是一个美丽的饰物。红色，这种象征着危险、禁止的颜色在霍桑笔下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霍桑特意写到了监狱大墙外的一簇蓬勃生长的玫瑰，这一簇玟瑰毫不示弱地开放在文明社会的那朵黑花旁边。玟瑰的红色不同于普通的红色，它的红色中略带黑色，呈现出炽烈、旺盛的生命。“红字”之“红”在原文中不是ｒｅｄ，而是ｓｃａｒｌｅｔ 深红，猩红）。“通奸”这个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丑恶、耻辱的字眼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红字”（Ｓｃａｒｌｅｔ ｌｅｔｔｅｒ，直译是“猩红色的字母”）不再代表着通常意义的 Ａｄｕｌｔｅｒｙ（通奸），而是代表着 Ａｎｇｅｌ（天使）、Ａｄｍｉｒａｂｌｅ（可敬的）、Ａｍｂｉｔｉｏｎ（雄心）、Ａｄｖａｎｃｍｅｎｔ（一往无前）等等。海丝特给在监狱中出生的女儿取名为“珠儿”（Ｐｅａｒｌ），意在表明，她的珍贵、美丽来自于病痛和苦难，即“苦彻成珠”。她是活生生的“红字”，换言之，她是“天使”，是“可敬的”、是“雄心”，是“一往无前”。她是犯禁带来的希望，她的血液里混杂着红色与黑色，这使得她具有非同寻常的生命力。她诞生在新英格兰，与那个象征着专横跋扈、阴鸷、老迈的旧英格兰的齐灵渥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的身世就是美国诞生的秘史。一句话，她生于７月４日。
古希腊人以普洛米修斯盗火的神话表达了他们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文明始于一种偷窃行为。“偷窃”是对于垄断者、独裁者的触犯，偷窃者（普洛米修斯）必定要为他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然而没有这样的偷窃，就没有为类的文明和进步。
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出现“盗火者”的历史，一部偷窃者的痛苦与欢乐，耻辱与荣耀的历史。《红字》以文学的形式阐释了“偷”对于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的意义。
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黑客”。主机型电脑所拥有的信息垄断体系正像是一场正统的婚姻，它貌似合法、公正，其实是一桩专制、邪恶的婚姻。主机型电脑把信息封锁起来，把信息变成私有的玩偶。这种“婚姻”不过是“玩偶之家”的代名词。而黑客打破了这场婚姻的壁垒，把信息及信息设备从垄断体系中解放出来。从“正统”的角度来看，黑客进入到本来的封闭信息系统存取信息无异于一场邪恶的私通。然而正是从黑客与被闭锁宫中的信息的“偷情”中，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黑客的负面意义自不待言。但从积极的方面讲，黑客是引发一种新文明的“盗火者”。
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文明中，人们“自由地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少数权力饥饿的人不再能控制社会，合作代替脆弱的、中心化的垄断”。人们不是“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恐惧和无知”，每个人“可以存取丰富的信息，而不是保持在永远的匮乏和苟活的模式上”。（见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Ｎｅｗ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网址：）
一位黑客曾经说过，在赛柏空间的每一个入口处，永远写着这样一句话：“欢迎你来盗火！”（Ｙｏｕ
Ａｒｅ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Ｓｔｅ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ｒｅ！）黑客们从一个“天堂”（垄断信息的主机电脑）“偷”来了火，使人人都拥有了“火”，从而创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即赛柏空间。然而，在赛柏空间里，总有人想垄断信息，占有特权，自然而然就有层出不穷的黑客出来扮演着“天堂窃贼”的角色。在《红字》的结尾处，霍桑这样写道：“这传说实在阴惨，只有一点比阴影还要幽暗的永恒的光斑稍稍给人一点安慰：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Ａ字。”在赛柏空间这块由黑客开辟的土地同样是“一片墨黑的土地”，它的历史同样浓缩为“一个血红的Ａ字”。
第四章 “没有尽头的青春期”
４．１ 一切归功于“离经叛道”
我无意为黑客唱赞歌，正如你读完这本书就能看到的，我也无意为数字时代唱赞歌。我只是想说，数字时代是美国文化精神的特定产物，而使数字技术成为一种造就和主宰一个时代的技术方面，黑客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美国“自我依靠”伦理信奉者，是《独立宣言》所隐含的关于个人的独立性的体现者。数字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从具体化了的美国精神——黑客精神中去索解。
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现了四代黑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四代黑客有哪些共同之处。
第一代黑客出现于６０年代，他们几乎全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里不大守规矩的学生。他们把主机型电脑转化成了在实际效果等同于后来的个人电脑的电脑。他们采用一种被称为“时间共享”的技术提供了大范围进入电脑的可能。第二代电脑黑客出现于７０年代，他们发明并制造了个人电脑。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被称为“天才神童”的史蒂夫？乔布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嘻皮士，“犯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在里德学院因为不守校规而被开除后，与另一个不仅气味相投而且名字也相同的年轻人（史蒂夫？沃茨涅克）联手胡作非为。他在２１岁的时候，创办了如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脑企业之一的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的图形标志就颇有嘻皮士色彩——一个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据乔布斯本人解释，他这所以选定这个标志，是因为只有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才表示苹果公司是一家电脑公司而不是别的什么公司——“咬”的英文是ｂｉｔｅ，与“字节”（ｂｙｔｅ，即字符串，８个比特构成一个字符串）谐音近形。这个细节透露出ＰＣ文化的顽童气质。
乔布斯的反社会、反常规的性格导致了苹果公司的产生，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１９８５年被迫离开他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颇有意思的是，１９９７年年初他又重返苹果公司，最近他又重新成为苹果公司的总裁。第三代电脑黑客出现于８０年代，他们的贡献在于使个人电脑的力量更强大，使信息从玩偶之家“出走”后找到独立的空间——为个人电脑设计了许许多多应用、教育和娱乐软件，使个人电脑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他们当中，米奇？卡帕尔最为典型。他设计出 Ｌｏｔｕｓ１－２－３ 软件，确保了ＩＢＭ仿苹果的个人电脑的成功。（ＰＣ本来是一种技术品牌，专指ＩＢＭ
ＰＣ，在ＩＢＭ
ＰＣ广泛行销之前，供个人使用的电脑被称为“微型计算机”，汉语简称为“微机”。）
８０年代中期至今的电脑黑客是第四代黑客。他们对于ＰＣ产业和ＰＣ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使ＰＣ成为网络化的ＰＣ。勃兰德说：“他们仍然受惠于黑客伦理。这成千上万的网络高手已经创造出无数的电脑告示牌（ＢＢＳ）以及被称为 Ｕｓｅｎｅｔ 的非等级性连接系统。同时他们已经把美国国防部创办的ＡＲＰＡ网转化成环全球性的数字流行风潮（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即众所周知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今天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使用者在数量上有几千万，其平均年龄大约是３０岁。如同个人电脑塑造了８０年代，网络将塑造９０年代。”纵观这四代黑客，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的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年龄。他们几乎全是青少年，平均年龄在３０岁以下，在２０岁左右（上大学的年龄）的年龄上人数最为密集，年龄的下限大概是１５岁。单就此而论，把他们称为“技术牛仔”是相当准确的。他们像当年美国西部的牛仔一样在电脑领域里闯荡，战斗。冒险、战斗是西部牛仔的主要的生活内容，但“牛仔”并不同于以战作战为职业的“士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他们遵循的伦理准则的差异。
士兵所遵循的最高准则是服从，他需要别人来告诉他怎样行动，他的生活都是由别人安排好的——有军需官来为他提供给养，有司令官来为他下达命令。总之，他遵循的是“依靠他人”的伦理。而牛仔既是自己的“司令官”和“军需官”，又是自己的“士兵”，他的伦理是彻底的“自我依靠”伦理。这两种不同的伦理决定了牛仔是自己的主人，而士兵是别人手中的工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力量无法发挥出来，他只是服兵役而已。
在《自我依靠》中，爱默生这样说道：“我们以为战争的艺术得以进步靠的是科学的发展，然而拿破伦征服欧洲时靠的是军队的风餐露宿，这里只有对地地道道的勇敢的依赖和对任何外来借助的摒弃。拉？卡塞这样写道：拿破伦坚持认为，‘如果不废除我们的武器、军械库、军需官和军需车，直到我们的军队学着罗马军队的样子，让士兵们自己去寻找谷物，再用手磨谷物磨成粉，为自己烤出面包来’，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骁勇善战的军队。”
当牛仔闯入一个地界的时候，他没有同伴，没有向导，没有地图，也没有通讯工具，在杀机四伏的地界上，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和对于险情的敏感和反应能力。他是一个孤立无助的探险者，恰似我们科学幻想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只身在“地心”，在“海底”，在“月球”上从事科学控险的勇士。勃兰德在谈到黑客和嘻皮士的关系时，谈到了科幻小说，并且认为“我们的自我依靠伦理（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部分地来自科幻小说。”他说：我们读罗伯特？海因雷的史诗《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和他的自由主义的长篇小说《月球是一个粗野的情妇》。嘻皮士和怪客作为同一类人出现在海因雷的小说中，他们显示出对于中心化权威的极端蔑视。就当今的情况来看，电脑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几乎普遍是科幻小说迷。自从５０年代以来，出于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科幻小说从整体面貌上来看几乎普遍是自由主义的。由于勃兰德未能对嘻皮士、黑客的文化气质作深入的考察，他简单地把科幻小说看作是嘻皮士和电脑黑客的价值源头之一：这就好比因为一个人另一个人长相相似就断定他们是父子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是兄弟关系。无论是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麦尔维尔（《白鲸》的作者）、杰克？伦敦、海明威等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与嘻皮士和黑客有着共同的文化血缘，他们都是美国精神的体现者，至于他们是捕鲸人、拳击手、还是电脑黑客，只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科幻小说、嘻皮士文化和黑客现象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尽管他们在时间上先后之别，如同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不可能相同一样。
“把一切都归功于嘻皮士”这一主张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尽管勃兰德在很多局部问题上表现出独到的见解，但在解释电脑革命的整个过程时他不就不能自圆其说了。他自己注意到：“当然并非电脑国度里的每个人都认同６０年代的反文化根基。你很难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蒂，把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称为‘嘻皮士’。”
其实，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尼葛洛庞蒂，他们都以反权威、反成规的自我依靠伦理作为自己技术活动的行为规则。他们的技术成果是由他们的“创造性破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行为方式决定的，换言之，他们的成果本身就是对既有的技术形态和水准的“创造性破坏”。他们与嘻皮士出身的电脑革命者的不同只是他们反权威、反成规的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但在科班出身的人看来，他们的技术探索都是“野路子”，所不同的是“野”的方式和程度。
代替“我们把一切者应归功于嘻皮士”说法应该是：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七月四日。在那一天，与美国一起诞生的，是一种个人的独立性或个人的自我依靠的伦理。没有“自我依靠”精神，就不可能有个人电脑。
当尼葛洛庞蒂在１９８５年创办ＭＩＴ媒体实验实时，在正统计算机科学界看来，他纠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不懂得这个学科的基本规矩的外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少数计算机专家（也是在正统计算机科学界受排挤的）外，更多的是音乐家、视觉艺术家、建筑学家（尼氏本人就是学建筑出身）、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传媒学者。“就像１８６３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创始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然而他们相对于正统计算机专家的劣势恰恰是他们的优势——正因为他们对于某些“常规”的无知或漠然，他们才敢于异想天开。他们能够在技术上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主要在于他们对于计算和计算机的看法不同于就事论事的正统计算机界。他们相信计算机不会永远是一种辅助性设备，不会永远停留在人从事某种工作时充当助手（尽管是相能干的助手）的水平。尼氏把自己的媒体实验室称为“离经叛道者的沙龙”。他这样写道：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向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