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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地球村”里的居民来说，从前“远在天边”的人和事物全都“近在眼前”。这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远方”，没有“旅途”，人在其中不会忍受分离之苦（天涯已化作毗邻）的世界。
自古以来，与他人（尤其是与亲人、朋友）的分离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除了饥寒之外的最大的痛苦之源。比如在佛经中，“与不亲者合”和“与亲者离”被认为是“苦”的重要根源。正是由于人类都害怕、逃避这种痛苦，通过剥夺人与他人交往、共在的权利——将人投入监牢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成了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都认可和采用的主要的刑罚方式（读者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本书第二部中那一段假定你自己身陷囹圄的文学性想象）。我们对于自己终究要来临的死亡的恐惧和因亲人、朋友死去而陷入的极度的悲痛，都表明分离（尤其是永久的分离）可能给人造成多大的痛苦。人类不约而同地设立节日，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人们对于“离”的状态的逃避和对于“合”的状态的珍视。节日总是与“合”的状态、团圆的状态（“离”的状态的结束）相关联——与家人的团圆、与死去亲人以特殊的方式共在、与众人的共在、与神灵的共在，等等。“离愁别恨”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
在《诗经》中，比较有名的篇什差不多都是表达处于与所慕、所爱之人分离时的感情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关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瞻望无及，伫立以泣。”（《燕燕》）、“自伯至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在后世的诗歌中，尤其是在宋词中，“离别”成了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主题——写词就是写“愁”（“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愁就是“离愁”（“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事实了，在中国文学中，文学就意味着表现“悲欢离合”。作为中国文学顶峰的《红楼梦》，也可以看作是表现人所遭遇的恒常的命运——“一个是水中月”与“一个是镜中花”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可避免“分离”——的表现。
书中特意提到一幅横批为“情天恨海”的对联——“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可以看作是对于“分离”主题的凝炼的表达。
当代诗人余光中写过一首题为《乡愁》诗。在这首诗中，诗人哀叹的别离状态，既有“生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又有“死别”：
小时候，
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故乡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水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在数字时代，纵然两个“知交”一个在“天之涯”，一个在“地之角”，但他们不会有知交零落之感。“地球村”消除了“故乡”与“他乡”的分别，同处“地球村”，何人再起故园情？
唐代诗人张籍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在那个时代，彼此分离的亲人、朋友能得到对方的音讯是一件极偶然因而也极幸运、极“奢侈”的事。极不发达的交通、通信条件（“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兵”）自然而然地使一封家书“抵万金”。薄薄的一张纸上，负载着“讯息”和“信息”实在是太重了。
是什么使“轻”的东西变得异常沉重了呢？是极难消除的空间距离（俗语“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距离与讯息分量的反比关系）。当然也可以说，是人极难克服的自身的“重”——如果人能像鸿雁一样轻，自由地飞翔，家书也就不再沉重，甚至都不用写家书。在那种情况下，彼此分离常常意味着杳无音讯。人们只能在梦中相见，（如诗云：“可怜无定河边骨，正是春闺梦里人”，“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或者以文学的形式排遣思念之苦。从杜甫的《梦李白二首》中我们可能具体体会到诗人欲寄思念无从寄的沉重心情：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今君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辑恐失坠。……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空间的距离障碍（“路远不可测”）使人万难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如同陷在一个无形的大网——“罗网”，“恢恢”之“网”，使人倍感孤独——“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在数字时代里，人不用再幻想自己“何以有羽翼”，因为今天的人身处一个不是束缚他而是给他极大自由，让他以光一般的速度四处“行走”的“恢恢”之“网”－－互联网，光的速度勾销了空间距离，穿越了空间障碍。
过去经常困挠着人们的离别之苦，对于身居地球村的村民来说实在是太隔膜了。讯息因为光速而“失重”，变得异常地“轻”。当我们发送一个Ｅ－ｍａｉｌ时，我们不会有“意万重”的感受，不会“临发又开封”。用不着“还将两行泪，遥寄西海头”。我们也不必问远方的朋友的“归期”，在“巴山夜雨时”，我们可以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的可视电话，与对方“共剪西窗烛”。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我们可以与生活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任何我们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对弈，决不会体会到那种“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落寞之感。一“０”一“１”之“道”使地球村的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得道成仙”。他们虽然不能免除对于“死别”的恐惧（对于“死别”，照样是“吞声”），却大大减少了“生离”带来的痛苦——对于“生别”，我们不用“常恻恻”。在很多时候，他们像神仙一般过快活——快如光速地活。
１８．３ 生命中必不可少之“重”
尼葛洛庞蒂对于人类将要进入的这个新的交往共同体的乐观态度溢于言表。尼氏本人真不愧为数字时代的“福音传道士”。
然而哪怕我们十二分地相信“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一定要实现”，我们也禁不住要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实现就意味着神话成为现实吗？在赛柏空间里人真的能像神仙一样自由地飞翔吗？“数字化生存”真的意味着“神话化生存”？
一句话，“轻”就一定意味着福音吗？
在一通常情况下，生活在一个由原子构成，受重力吸引的世界里，“拈轻怕重”、“避重就轻”是人之常情。人们不愿（虽然又不得不）负重，人们自然地向往往“驾轻就熟”、“身轻若燕”的自由状态。
然而，成为人“负担”的不仅仅是“重”，纯粹的“轻”与纯粹的“重”一样，都会令人苦不堪言。在摆脱了地球引力的太空中，“轻”不仅没有使人感受到自由，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奴役性力量。一旦“轻”成为现实，那么如果没有否定、节制这种现实的力——“重”，人的力量在“轻”的现实中就会大而无当，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将陷入失调的状态。
以我们都熟悉的《三国演义》里张飞为例。这个人自恃臂力超群，但他无法把一根鸡毛扔到指定的地方。令人寻味的是这位莽汉的名字（名“飞”字“翼德”）与他性格形成的反讽关系。他始终只拥有一种极其片面的力量－－力大无比又常常大而无当。他的力量能克服“重”，对于“轻”却完全失效。他是与柏修斯完全不同的“英难”。在卡尔维诺看来，“因为穿了长有翅膀的鞋而善飞翔”的柏修斯象征着一种健全的力量－－既能克服“重”又能克服“轻”，使“重”和“轻”成为相互克制、相互为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飞翔”中最能体现出来－－光有“重”和光有“轻”都不能飞翔。
生活在一个由原子构成，“重”的力量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的世界里，合宜的态度当然不是逃避“重”，而是以迂回的方法来克服、战胜“重”。卡尔维诺看到，“柏修斯的力量一向在于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观看，而不是在于他拒斥他命定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承担着现实，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特殊负荷来接受。”
人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轻”的世界，不是为了逃避我们眼前这个“重”的世界，而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被这个“重”的世界同化为寸步难移、没有感觉的石头之身。“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地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境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的方式。我所寻求的轻捷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溶，像梦一样消失……”
在一个“轻”的世界里，我们的确变得轻了。但这“轻”应该只是一种否定意义的轻，即与“笨重”相对意义上的“轻”，“失重”只意味着“失去笨重”。这种“轻”意味着像鲲鹏那样展翅一飞九万里的自由状态，而不是象一根羽毛一样随风而逝。卡尔维诺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瓦勒里的话说：“我们应该像一只鸟儿一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所以说，“轻”的意义并不总是积极的，正如“重”的意义并不总是消极的一样。甚至在日常语言中，在“驾轻就熟”、“身轻若燕”之外，“轻”这个字常常与负面的意义相关联：“轻薄”、“轻浮”、“轻蔑”、“轻于鸿毛”……而“重”这个字常常与正面的意义相关联：“稳重”、“厚重”、“重大”、“看重”、“重于泰山……。人从来都受到“重”和“轻”的双重威胁——人既有变成石头的危险，又有变成羽毛的危险。石头所处的状态与羽毛所处的状态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状态－－身不由己，全然失去自由。只不过前者是全然的静止中失去自由，后者在完全居无定所中失去自由。自由的状态是同时包含着轻与重，轻与重相互谐调的状态，而“飞翔”的状态是这种状态的最好的象征。那么在赛柏空间里我们会是怎样的？－－我们是自由地飞翔还是随风而逝？没有重量的比特是否会使我们也变得“无足轻重”？在赛柏空间里，是否会出现一派“疯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局面？看似神话般的时代的数字时代是否可能是一个充满滑稽意味，让人类都变成事奉电脑、被电脑玩耍的弄臣、小丑的时代？是否可能是一个充斥着刚开始让人惊叹，很快又令人失望的诸种奇迹的时代？
这一切取决于人如何能反抗比特的“暴政”——将我们的生存状态变得过分的“轻”。
即反抗“数字化存在”（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ｅｉｎｇ，即通常所译的“数字化生存”）中“不可承受的轻”。
的确，在数字时代里，昆德拉所提出的“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ｔｈｅｕｎｂｅａｒａ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为数字（比特）是在人类乞今为止的历史中最能给人带来“辉煌的轻松”的东西。
在以《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这样写道：
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的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可是，重（ｈｅａｖｉｎｅｓｓ）便真的的悲惨，而轻（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便真的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溃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被压在男人的身体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人们就变得越是实在和真实。
相反，全然没有负担，人就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飘飞起来，远离大地（ｅａｒｔｈ）和他的血肉之躯的状态（ｅａｒｔｈｌｙ ｂｅｉｎｇ），变得亦真亦幻，他的运动状态变得自由，因而也变得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重还是轻？昆德拉提到了关于两种关于“轻”与“重”关系的观点。一种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是：“轻为积极，重为消极。”另一种是贝多芬的观点。“与巴门尼德不同，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必然性，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唯有必然性，方能有重；而一个东西唯有是重的，方能有价值。”
昆德拉显然趋向于后一种观点：“我们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拉斯（Ａｔｌａｓ，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掮天的巨人——引者）承受（ｂｅａｒ）他的命运，人的伟大方能勃发出来。贝多芬的英雄就是一个举起形而上的重负的人（ａ ｌｉｆｔｅ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ｓ）。”与阿特拉斯和贝多芬的英雄相反的，是不承担重负，极度轻松、自在地生活着的人。昆德拉用一个德语词——ｋｉｔｓｃｈ——来描述这种人的生存状态。ｋｉ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