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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工作，1917年，他在《普鲁士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题为《广义相对论宇宙观》。尽管其中的结论已被抛弃，但这篇论文开辟了理论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爱因斯坦指出，“义相对论能为我们的宇宙结构……问题带来希望之光”。科学的宇宙学研究由此创立，它把宇宙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转变为物理学和天文物理学的一部分（英费尔德1950，72；“论爱因斯坦和宇宙学”，见佩斯1982，&15）。
英国无文学家A．爱丁顿在战时研究了爱因斯坦的著作（见第25章），并很快成为爱因斯坦思想的忠实信徒和热情宣传者。他后来写了大量著作，包括权威性的《引力相对论理论报告》（1918），学术著作《相对论的数学理论》（1923），两部通俗著作《空间，时间和引力》（1920）以及《物质世界的本质》（1928），此外还有大量的演讲，文章和小册子。P．A．M．狄拉克回忆说，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读书时，就是通过爱丁顿的著作才最初接触到相对论的。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爱丁顿立即在1919年组织了一支英国日蚀观测队，去检测星光经过日全蚀太阳时将发生偏转的预言。与预言相符观测结果立即震撼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公众。
今天很难想像1919年世界科学界的无限兴奋之情。两支观测队分别出发，一个派往巴西的索布拉尔，另一个由爱丁顿率领来到西班牙所属圭那亚海岸附近的普林西比岛。1919年秋，观测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后，在11月6日召开的英国皇家天文学学会和皇家学会的联席会议上天文学家们宣布：“星光确实按照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预言发生了偏折。”皇家天文学会的侧察部杂志和《皇家学会会刊》都对历史性的会议作了充分报道。著名科学家J．J．汤姆森是会议主席，他宣称：这是“自牛顿以来引力理论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类思想的最伟大的成就”。第二天，1919年11月7日，历来严谨的英国《泰晤士报》赫然出现了醒目的标题：“科学中的革命”，两个副标题是“宇宙新理论”，“牛顿观念被推翻”。11月8日，《泰晤士报》又发表了另一篇论述革命的文章，标题为“科学革命”，“爱因斯坦挑战牛顿”，“杰出物理学家的观点”。文章告诉读者，“这件事成了下议院热烈讨论的话题”；卓越的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J．拉莫尔教授“受到围攻，要求对牛顿是否被击败，剑桥大学是否垮台做出答复”。荷兰的报纸也迅速刊登了这一消息。H．A．洛伦兹在11月9日的《鹿特丹报》上发表文章，《纽约时报》立即翻译转载。11月23日，M．玻恩也在《法兰克福大众报》上发表文章。12月14日，爱因斯坦的照片刊登在《柏林画报》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宣称：爱因斯坦开创了“人类自然观的一场革命”；他的洞察力堪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比（佩斯1982，308）。在12月4日《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E．昆宁翰指出：爱因斯坦的“思想是革命性的”。
A．佩斯（1982，309）曾核查了自1919年11月9日开始《纽约时报》索引中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标题或传奇故事。“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与“十二智者书”连接在一起（其中谈到爱因斯坦警告出版商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再多的人懂得它”）。该报不仅刊登传奇故事，而且还发表了社论，相关文章持续见报，直至当年12月佩斯发现，从那以后直到爱因斯坦去世，《纽约时报》没有一年不刊登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章，爱因斯坦成了一位传奇人物。当爱因斯坦1921年去伦敦时，霍尔丹勋爵在皇家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把爱因斯坦引见给了大家。爱因斯坦住在霍尔丹的别墅里，当爱因斯坦来到他家时，霍尔丹的女儿见到这位著名的客人后，竟“激动得昏了过去”（佩斯1982，312）。霍尔丹在皇家科学院介绍爱因斯坦时，谈到在这次演讲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到西敏寺大教堂瞻仰了牛顿的墓地”。
自那时起直至现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撰写的著作都把（广义和狭义）相对论与“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1912年，霍尔丹在他的著作《相对论时代》（第4章）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爱因斯坦开创了我们关于物理学观念的革命”。对于哲学家K．波普尔（惠特罗1967，25）来说，爱因斯坦使“物理学革命化”。物理学家M．玻恩（1962，2）和S．伯吉亚（1979，82）的表述分别是：爱因斯坦的“革命时空观”和“爱因斯坦革命”。玻恩（1965，2）还说：“IM年的狭义相对论”是标志物理学“古典时期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的一件大事。S．温伯格（1979，22）认为，爱因斯坦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第一次把时间和空间纳入了物理学的体系，从而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束缚”。按照数学家A．玻莱尔（1960，3）的说法，爱因斯坦“不仅带给我们新的物理学理论，而且教给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新方法”。因此，“凡是学习过他的理论的人，不可能再按他们过去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了”。西班牙哲学家J．0．伽塞特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使用革命一词，但他却宣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当今最重要的智慧成果”。因此，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开创物理学革命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哲学革命。
事实表明，广义相对论比狭义相对论更能满足本书第3章提出的科学革命的检验标准。但是，广义相对论的发展史比起狭义相对论来更显得艰难曲折。很长一个时期，只有天文学家（而且只是那些研究宇宙学的天文学家）对广义相对论感兴趣，物理学家则不然，S．温伯格（1981，20）指出：“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物理学的全部现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大支柱”，一是“狭义相对论”，一是“量子力学”。塞格尔（1976，93）在回顾2O年代和30年代物理学家们的活动时，也特别指出：“与狭义相对论相对应的广义相对论，目前尚不是物理学家们感兴趣的前沿课题”。这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不同，它对于当时主要的研究课题如物质理论和辐射理论并不是必须的。例如，在我30年代末攻读物理学研究生时，几乎所有的课程如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甚至一些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涉及到狭义相对论，但只有少数数学家（在G．D．伯克霍夫的激发下）研究广义相对论。另外，广义相对论暗示，建立得最为成功的理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或说它并不完整，而且广义相对论还引进了“四维时空的弯曲”这一奇特的概念来解释引力。我们应当懂得，伟大的1919年日蚀实验只是定性地说明了光线传播将受引力场的影响，更精确的日蚀实验则是以后的事了。但是，在爱因斯坦最初提出的三项检验方法之外，再找到新的方法可能又要过去数十年。温伯格曾指出，只有在“爱因斯坦建立他的理论40年之后”（温伯格1981，21），才能构想出并完成新的更精确的实验，证实广义相对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验室进行精确的验证实验已经成为现实。于是，人们对引力的本质，引力与自然界的其它几种基本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庞大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工业”日益兴起，集中研究广义相对论及其在宇宙学和宇宙论研究中的应用。其他的物理学分支也是如此。结果正如S．温伯格所预言的，人们一项重要的共识是，为了“弄懂超短距离的万有引力”，还需要“另一次伟大的飞跃”（1981，24），另一次革命，“建立更加普遍适用的原理”，而目前我们对此还没有任何概念。一句话，广义相对论今天已成为科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课题，热情之高或许是前所未有的。
量子论的创立：普朗克和爱因斯坦
量子论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相对论有所不同。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说过相对论和他的创立者A．爱因斯坦，但只有科学家和少数非科学家（他们不是学过科学，就是对科学感兴趣。）知道量子论。然而，几乎每一个涉及到物理学某一方面的人（不仅是物理学家，也包括化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冶金学家等）都会在他们各自的工作中经常性地应用量子论及其成果。在这方面，广义相对论远远不能望其项背。量子论不仅广泛渗透到许多学科中，而且也和相对论一样，使我们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发生了根本变革。相对论和量子论的革命性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但两者都长时间处在理论革命阶段。
量子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古典量子论（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索未菲，康普顿），量子力学（德布罗意，薛定谔，海森伯，约尔丹，玻恩）以及最新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或量子场论，前两个阶段均被视为革命。事实上，物理学家们感到很难找到足够有力的言词表述量子革命的深度和广度。W．维斯考普夫（1973，441）认为，“M．普朗克发现量子这一壮举，…创立了一门最富成果的学科，也是自然科学最具革命性的发展”。他补充说，在普朗克做出发现后的三十年间，“我们关于物质特性和行为的知识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变革”，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能与之相比。P．戴维斯（1980，9）写道：“本世纪初，关于物质的量子论的出现导致科学和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他指出，“耐人寻味的是，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被一般人所注意”，他认为这是由于“革命所蕴含的摧枯拉朽之力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一甚至超过了科学革命本身。”（p．11）
量子论通常被视为创立于1900年，这一年，普朗克发表了他的“作用量子”的概念。普朗克不像爱因斯坦五年后所做的那样，他没有涉及光或辐射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探讨的仅仅是容器壁上振动粒子的能量交换和黑体辐射问题。他通过研究发现，能量的交换是以跳跃的方式进行的，大小与能量值hv有关，这里的h是普朗克首次引入的自然界的普遍恒量。正如T．S．库恩所指出的，普朗克在1900年仅仅作了这样的假定：能够以频率v振动的振荡体（有形体，而非以太振动）的总能量可能是由一组与它们的频率成正比的单元能量子的集合。与后来的光量子概念相比，这个假定是非常克制的。而光量子概念则指出，光是有一个个具有确定性质的分立实体组成的，每一个实体（即光量子）具有的能量为hv。
我们很容易理解普朗克为什么没有，哪怕是设想进一步做出更为实质性的假设：光是由分立的粒子或能量小球“组成的”。首先，这样的假设对他的黑体辐射公式来说并不必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它与19世纪建立的最为完善的物理学分支之———光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由麦克斯韦，赫兹以及其他人建立起来的光学理论表明，光（和各种电磁辐射）是一种波动现象，在空间传播过程中始终振荡着，显然这与所谓的分立粒子的概念是绝对不相容的。事实上，当爱因斯坦五年后公布他的光量子假说时，它本身就包含着概念上的困难。因为按照这个假说，光量子的能量取决于光的频率，光的频率又是通过测定波长换算的，而测定波长必须使用“干涉”技术，而这恰恰是几十年前波动光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实验基础。
普朗克后来谈到他大胆建立能量子概念时说，这是“孤注一掷的行动”（佩斯1982，370）。按照佩斯的说法，他的推理“是疯狂的”，但这种“疯狂却是神圣的”，“只有最伟大的划时代的人物才能把这种神圣的疯狂引人科学”。这种精神使他做出“第一次伟大的观念上的突破”，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学与全部经典物理学区分开来；这种精神把一个非常保守的思想家“改造成一个有些犹豫不决的革命者”。尽管普朗克通常被描绘成一个违背自己意愿，被迫迈出通向量子论关键性一步的物理学家，但他在许多场合下却流露出对爱因斯坦和他自己工作所体现出的革命性的由衷称赞。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极尽赞美之辞（见霍尔顿1981，14），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远远高于理论科学研究，甚至知识论研究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对普朗克来说，“相对论引发的一场物理学观念的革命，在深度与广度上只有哥白尼体系引发的天文学革命可与之相比”。普朗克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所作的讲演中说，“要么作用量子是一个虚构的量，辐射定律的全部推导也是虚构的，不过是空洞而毫无意义的算术游戏；要么辐射定律的推导是以正确的物理概念为基础”。他解释说，如果是后者，那么作用量子将“在物理学中起根本性的作用”。原因是，它“是一种崭新的，前所未闻的事物，它要求从根本上修改我们自从牛顿和莱布尼兹在一切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基础上，创立了微积分以来的全部物理学概念”。在这篇演讲中，谨慎的普朗克在谈自己的工作时，没有明确使用“革命”术语。爱因斯坦充分认识到普朗克在开创全新的物理学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1918年，爱因斯坦推荐普朗克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以表彰他“奠定了量子论的基础，丰富了全部物理学，这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佩斯1982，371）。
M．玻恩在皇家学院为普朗克写的悼词中，描述了1900至1905年整个知识界的疾风暴雨之势。玻恩“毫不怀疑”普朗克有关“作用量子的发现”，是“堪与伽利略和牛顿，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开创的科学革命相媲美”的一件大事。他在早些时候曾写道，“量子理论可以追溯到1900）年，那一年，普朗克宣布了他的能量子或量子这一革命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