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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秦始皇时代所确立的中央直辖地方、层级简洁明了的郡县制，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设立监察机构、中央派遣御史监督考核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汉代君主掌权、宰相使令的权能分立制度（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军人文人各司其职、地方贤能进入中央政府共论国是的察举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没有……同时代的罗马公民还只是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与汉代相比仍然显得原始粗糙。
不过，秦始皇时代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郡县制与指派御史巡视考核的监察制始终若隐若现地见之于后世历代王朝，其余也只是维持或修补；儒家治国理念独擅其尊之后两千余年也未被别家思想所撼动，但仍然只是拘囿其中，甚至变本加厉。与中国类似的是，西方国家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便掉进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封建领主的等级制度以及后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徘徊，基督教教会主导了一切：精神权利与道德权威。教权与王权之间拉锯抗争，经济凋敝，文化衰落，政治无序，民生涂炭。直到15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商业贸易蓬勃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擎举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大旗，点燃星星之火，彰显个人主义精神，以个人权利为特征的新的政治思想呼之欲出；而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又逐渐将个人权利观的余波推进到了世界各地。
强调集体社会伦理与崇尚个人进取精神是中西政治思想的一个分野。此后，西方的权利政治观在各种交错驳杂的撞击中顺延而下，繁衍出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而中国的道德治国理念也在儒家思想搭建的政府管理模式中穷尽其极，各代文官管理制度的成效得失都可以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出其大致的轮廓。不过，中国数千年来的文治武功虽然也难免有“鬼打墙”的轮回，但还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治国之术上领先了一步。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从极端的自负坠落到了极度自卑的一端。十年之后废除了科举制度，留洋学生从国外引进了新学，民主政治、政府管理等学说思潮也随之鱼贯而入。政治传统往往蕴含着数千年来的文化基因。发掘中国古代的政府管理智慧，吸纳西方近代以后的一些管理理念；既要做到洋为中用，也古为今用，才能够推陈出新，在大国经济崛起之时，新的政治文化才能够喷薄而出，免蹈历史的覆辙。
中国数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留下了丰富的国家管理经验。如果把治理国家看做是管理企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仍然在运作，历经改组、变换而其政府管理仍然在完善之中，尤其是其变化无穷的文官管理系统。中国先于西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文官官僚制度，将君主的权力经过中央传达到基层。许倬云先生将古代历届政府的治国之道类比于现代企业的几种管理模式，而将历朝历代的分崩离析近乎简单地归之于管理模式的失败。实际上，文官制度还仅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民生问题的缺失往往是皇权王朝覆灭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朝代轮替就是由流民或游民搅起的社会###所致，管理模式倒在其次。
孙中山先生曾经将政治简化为“管理众人之事”，仍然可见其治国方略中不可磨灭的传统文化色彩，而民生是其政治思想三足鼎立之其一，也是治国之道的根本。没有民生便无从奢谈民权，没有民权也就没有了民主政治的内涵。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政府的执政宣言较多地彰显了中国的人本政治文化传统，而对于西方的传统依然有所偏弱。在“和而不同”的旗帜下百川汇聚，概而言之，即为“和谐社会”，其用意不过如此。
管理治国，不外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几个方面。详细说来，更是一举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国防、外交等诸多层面……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有过一些率性而然、头脑发热的人为波折，几乎遮蔽甚至摧毁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薄弱根基，似乎“独尊儒术”的阴霾再度降临。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逐步得以回归。我们在回溯中外历史之流时，悉数将其找回，使其重见天日，可资镜鉴……
不过，既然每一个汉字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汉字都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歧义互见，所以对典籍的解读难免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印象，或切合原义，或离题万里。同样，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诠释也因为时代的眼光而有过俯仰之异，如果放松心态，既不高看也不低视，而是直面打量其瑕疵，景象或许更为开阔，可能接近于其本源。
中华新文明正在孕育，乃至崛起……
仲志远
2008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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