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阶层多半出身微贱，既然要从田野市井之间跻身于卿相士大夫之列，谈何容易！春秋时代，周朝的世卿制度虽然已经崩溃，但阶层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满口仁义道德之言恐怕也就无法吸引弱肉强食的诸侯君主，难与法家门下的功利之士匹敌，更不能赳赳于战国七雄之间。直到汉代有了察举制度，唐代以后有了科举制度，儒生的命运才终于有了显著改观。
反观墨学，正是因为它的平民色彩，导致了它最终消亡的宿命。有人说，墨学亡于秦朝末年，因为法家得势，儒墨两家都靠边站了；到了汉代初年，只有儒道法三家互争高低。也有人说，墨学直到汉武帝时才没有了显学的地位，退出了功利之士间的角逐。实际上，墨学一派独自消亡，是因为秦代吞并天下，诸侯都已被消灭，皇帝一人独尊，没有了战争，那它的尚同非攻之说派不上用场了；而且秦始皇逐个消灭诸侯之时，搜罗的金银财宝、美女都搬进了自己的后宫，骄奢淫逸大享其乐，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等一套主张也被抛进了垃圾堆；此外，封建宗法社会崩溃，世卿将相随之绝迹，力除阶层界限破格启用能人的尚贤之举也成了摆设……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墨家之学一成不变，所谓“墨守成规”就是这样来的，至少与此脱不了瓜葛；再加上它自身的平民色彩而不自绝于世才怪呢！ 。 想看书来
一、儒家：教化为上（5）
儒墨两家思想偶有混杂之处，往往也被后世学者相提并举。坦率地说，墨学中的兼爱尚贤等论也依附在儒学的身上得以流传，儒学可以与时俱进，与世俯仰，或者说，它可以随波逐浪而没有愧色。既然师门有训要做“君子儒”，农桑之事乃小人所为，那么儒家的君子政治鄙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在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潜隐而庞大的游民社会。他们不仅与儒家传统无缘际会，也与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共戴天。他们流窜于民间，不仅随时随地主宰了整个中国，甚至鲜血淋漓地改写了中国的大半部历史，而且时不时地跳将出来一统天下。历朝历代，被游民撼动王权根基，改朝换代的事太多了。
游民社会在君子政治之外，当然不可能见之于历代官史和传世的文献之中，但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恰恰就暗藏于此。游民意识杂乱无章，与儒家道德也完全两样，因为游民没有身份，也没有社会地位。更主要的还在于，既没有什么本钱读书做官，又缺少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而且还没有特别像样的谋生技能；但游民本身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于世上，一点也不比士卿官宦的历史短。游民总是以被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甚至可以说，没有游民就没有了政府管理，治国之道更是无从谈起。不过，《礼记》还是最早提到了“游民”，《管子》又称游民为“游食”，商鞅则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就是说他管辖下的民众里面种田的少而游手好闲混饭吃的人太多了。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都有家国同构的传统。也就是说，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父系血缘为主的家族制度也就成了国家的组织原则。先秦以后，郡县制就使得王朝政权成了组织型的等级社会，朝廷命官也往往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就是民间社会了。组织型社会的管理成本太高，所以县以下就由家长统治和血缘联系为主的宗法制度包揽了一切。如此一来，皇权王朝统治者就大致对整个社会实现了较为有效的国家控制。
儒家文化全面安排了人生秩序的进阶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不过总有许多读书人一辈子失意于仕途，布衣卿相之梦遥不可及；而除了一点知识学问，道德上并无太大的长进，又没有什么谋生技能。一旦天灾人祸爆发，稍微被人鼓动一下，他们迟早也会加入到流民或者游民的群体中去，就成了游民中的文化人，摇羽毛扇的角色。游民中的领袖人物与脱离了仕途的文化人携手结盟，社会###就足以摧毁一切皇朝专制政权了。
周文王时代的法律就已经规定了要对流亡者（大多数是奴隶）大加搜捕的律条，而且严格处置。――看来名声较好的所谓贤明君主也不过如此，那么先秦以后的皇权专制变本加厉的暴虐程度就更不用提了。如果君主不肯自我约束，或者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那这种暴君政治就会派生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官吏腐败、严刑峻法……诸多问题，一旦民不聊生之时，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游民、流民就会啸聚山林，揭竿而起，国家陷入暴民乱治的局面。
毫无疑问，以往的制度被砸碎之后，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随之主导一切。若干年的派系混战之后，人口剧减，土地荒芜，新的朝代再度开始，然而暴君专制并没有多少改变，重复前朝的所作所为，直到暴民乱治再度上演。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王朝就一直深陷在“暴君政治——暴民乱治——暴君专制”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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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1）
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很不得志，一生的事迹不外乎教书、做官、编著三项，大半辈子还只是一介学问中人。据他自己说，教书是从30岁开始的。教了几年就有了一点名气，特别想弄个官来做做，也可能是平生偏偏有齐家治国的情结。第一次周游列国，运气不好没人理睬，只好回到家里继续打理自己的老本行。一直教到了50岁，终于有人上门邀请了，尽管聘礼只是一头小猪。孔子矜持了一下，就顺水推舟做了4年，算得上进了士大夫之列。做了几年官可能有了一点个性，刚刚有了一点擅自做主的职权，结果却把职位弄丢了，只好再次周游列国，四处寻找做官的机会。这次奔走在几个国家之间，疲累倒不算，小命还差点丢掉了，最后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在孔子自己看来，空有一身本事却得不到明主的青睐，真是老天没长眼。不过，极其短暂的做官生涯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少言寡语、谨慎于行。――这多半体现在他对弟子颜回的表扬上，而且表扬得几乎毫无道理可言。
礼仪行止，复古从周
“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怅怅乎其何所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礼记·仲尼燕居》
周代周天子最初对各诸侯小国还是有一点道义上的牵制，所以有一套祭祀传统和交往礼仪――“周礼”――来宣示他与各个诸侯之间的亲疏、上下等级差别。相互间也可能有一些约定，譬如定期的朝贡，以及危急时的“尊王攘夷”……借此来协调彼此，但它究竟对诸侯还有多大的束缚力就很难说了，一开始皇亲国戚之间肯定还得讲一点面子，两三代之后恐怕就没人买账了，否则就不会有后来诸侯群起、自己遭受挟持和羞辱而苟延残喘的结局。
春秋之末，天下大乱。周天子大权旁落，没人理睬，诸侯们纷起争霸，当然也就不管什么伦理纲常了。孔子很想替人重整乾坤，自己也觉得有一套治国施政的理念，而且特别不想甘居平民，混同于一般的市井小民，想以道德学问取得晋身之阶。所以他对仕进致用之术下过一番苦功，事事不耻下问。实际上，孔子的这一套就像现在的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业务那样，可以帮助王权提升政府机构的管理水平；只不过自己并不是收点咨询费就算了，而是想谋得一官半职。
孔子既然标榜自己是殷商的后代，想必也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托词。商周时代以来官府就有的史官文化传统，到了春秋战国已经无人维系，散落到了民间，――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饱读史书而又不耻下问的孔子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如鱼得水，开创了民间办学的先声，将先前官家一手把持的王学转变成了私学，传授给弟子们的都是一些君子必备的礼仪。既然周代王朝已经分崩离析，现成的规矩又无从说起，那周代的王室礼仪就成了孔子布道的教材范本了。
按照儒家自己的说法，当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立论之初似乎就有了禁锢思想的先天基因。当年周公所制定而推崇的周礼，除了鲁国，恐怕就没有多少诸侯小国真正懂得它的玄妙了。不过，恰恰因为各国都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传统、语言和文字，才会有春秋战国时代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现在看来，礼崩乐坏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诸子百家之中，儒家主张复古，推崇周礼，认为周初才是人类最美好的时光。孔子力图抬高周礼的身价与影响，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好写照。
儒家一心要推崇周礼。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有过一次“夹谷之会”，孔子刚刚做官不久，以大司寇的身份列席双方的礼节。齐国表演的是胶东半岛部落的土著舞，孔子指责说齐国不该让野蛮人表演，而应该使用传统的周代宫廷舞。齐国人自知理亏，立刻演出传统的宫廷舞，不过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被孔子一声断喝，认为“匹夫戏诸侯者，罪当死！”让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赶下了台，砍去手脚。与鲁国不相上下的齐国不仅接受了孔子的羞辱，还割地给鲁国。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自恃秉承周礼，当然看不惯诸侯各国的自由发挥，其政治思想也是如此。
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2）
周礼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亲礼法的一种形式。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争雄，车未同轨，书不同文，各地方言互不相通。供奉周室，共尊周礼，就成了诸侯各国之间的共识和规矩，借此互相认同，否则整个周朝还能以什么统领天下？“礼者，政之本也。”――儒家最注重这套礼节，并以此睥睨诸子百家，认为等级和礼法是任何时代都必需的，而儒家能提供最丰富、最全面、既有历史文化基础又有民众尊信的礼仪，所以被汉武帝以及后世的专制王朝采纳，这大概不是历史偶然的选择。尤其是一个专制政权落定之后，上下就有了等级，宾主也有尊卑之分，所以，儒家是最好的选择。
自孔子以降，真正还想以周礼为行事准则和治国之道的大概也就是王莽一人。王莽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不过，王莽这样的复辟没有搞成，在后世儒者的眼中也成了绝顶的反面人物，甚至是笑料。从政治思想的内核与精神来说，周礼是封建时代祭拜天地、敬事鬼神的把戏，而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是专制的；封建的精神是横向的，几乎就是平等的，封土建侯是分权的，而君主专制的精神是由上而下纵向的，是集权的，一切号令统统归于君主。推崇周礼本身是一个复古的举动，复古本身就意味着思想禁锢。儒家对于异见一贯都是排斥的。如果后世王朝只能将一个三千年前的所谓礼法一代代地重复下去，那历史岂不是在倒退？
幸好官学式微，孔子借私学传授之便，将自己的治国理想灌注于其中，尽情阐发。当时官府的史书文献流落到了社会，成为大家的共同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六经异传”（六经缺乐，也就是五经），孔门又是第一家私学，编纂删改“五经”就成了儒家的一家专利和独门秘籍――这也像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借此阐发孔子的政治思想，儒学与经学合二为一塑造了后世两千多年的基本文化风貌。《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修订《诗经》时，纯粹按他个人的取舍标准，只保存了他自己认为有价值、“思无邪”、有标本意义的三百首，其他的统统都被抛弃——这可能是中国上古文化最大的损失。
君臣父子，名正言顺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尽管孔子称自己是殷人，祖上做过高官，有贵族的血统，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将周代政治奉为典范，所提及的制度都是周朝的政制，殷商时代的倒很少。当然，周朝肯定因袭了殷商的制度。其实，孔子的政制主张比较守旧，――有可能是真的想不出别的好手段，或者说他不敢太冒进――当时并不被人看重，汉武帝以后倒是容易被历代专制帝王所借用。
孔子所处的时代，封土建国制度和宗法社会已经崩溃，天下诸侯纵横。孔子主张“正名”，仍然是按照周代的制度来设计的，就是要厘清君臣上下之间的各自的名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大概是指君臣父子只有名正言顺才能各据其位各谋其政。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会井井有条，百废可举，万民相安。不过，孔子的“正名”之说与“正衣冠”几乎是同一个道理，勇猛的子路本来对这一套是满不在乎的，向孔子发问之后还受了一点奚落，孔子一些熏陶之后他倒很在意起来，在去救他的东家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偶尔一闪念而失了手，被乱臣贼子群起剁为肉酱的。可见，正名这一行径多少还有点迂腐。
孔子依据的是盛周时代的制度，他提出来的朝廷策略还是相当的笼统，譬如文武之政是“宪章文武”；总的制度是周朝的典章，归结到一点就是“礼”，礼就是一个社会的全部制度。所谓“周礼”，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的冠婚丧祭仪式，而是社会的全部制度，也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他认为，如此方可使士大夫返回公堂，恭敬守礼；而诸侯各国才能听命于天子，不敢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