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不能一味地讲实话，因为实话有些时候对人、对己、对事无益。既然真话会伤害别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真话？其实，制造一些谎言，只要于人于己有利，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制造。这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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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谎言的智慧
智慧往往与谎言相伴相随。翻开古代历史，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例子。
秦末，刘邦、项羽两人争斗多年，尚未决出胜负。项羽对刘邦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这么闹腾，不如彻底摆开阵势，一决胜负，不要因为我们，让天下老百姓老是受苦。”
刘邦说：“我宁可斗智，不愿斗力。”于是就列数了项羽的十条大罪。
项羽大怒，命令放箭。结果有一支箭射到了刘邦的胸部，刘邦咬着牙把箭拔下来，插到腿上，说：“敌军太可恶，竟然射中了我的腿。”
当时，项羽的军队强大，刘邦势力弱小，如果说伤到胸部，士气肯定会受影响。在这里，刘邦分明是在说谎，但这种谎言，却是智慧的体现。
其实最高境界的谎言就是一种智慧。南宋时，国都临安有一位神偷，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他每次作案后，必留下“我来也”三字，故其绰号叫“我来也”。他名气轰动整个临安，官府奈何他不得。
有一次，他失手被擒了，审讯时找不到赃证和人证，无法定罪，只好把他监禁起来慢慢侦查。“我来也”过着铁窗生活，遥遥无期。一天，他对狱卒说：“我做贼是确实的，却不是‘我来也’，官府误会我是，看来会把我终身监禁，出狱是无希望了，只可惜我藏在外面的金银无法使用。在这一段时间里，你对我的确好，我决定用那些金银来报答你，金银就藏在保俶塔顶层上，你去取用好了。”
狱卒将信将疑地往塔上巡视，果有一小包袱藏在尘埃中，打开一看，尽是黄金白银，他满心欢喜回来后，对“我来也”特别照顾。
过了几天，“我来也”又对狱卒说：“我还有一酒瓮放在侍郎桥下，装满金银，你可叫家人去那里洗衣服，取了酒瓮之后，把衣服盖在篮上，拿回家就是了。”
狱卒叫妻子去取，果然又得了金银，对“我来也”更加优待。
又过了几天，一晚，“我来也”又对狱卒说：“现在已是深夜二更了，我请你放我出去，料理一些私事，四更的时候，我一定回来，决不连累你的。”
狱卒因受了两次恩惠，不好意思不答应，同时认为他颇讲信用，只好放他去了，但心里还是不安，乃取酒独酌，借以消忧。到四更时，忽有人自檐间跃下，一看，原来是“我来也”依时回来了，狱卒大喜，将其套上刑具再锁起来。
次日，城内一名富户赴县府报案，说昨晚三更时分，被贼劫去黄金千两，门上写着“我来也”三字。
县太爷据报，抚案大惊说：“原来‘我来也’还逍遥法外，以前所捉之贼，并不是他，差点冤枉了人。”便下令提讯前贼，判为犯夜行罪，略施惩戒便放人。
“我来也”出狱后几天，狱卒返家，其妻对他说：“昨晚四更的时候，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并无人影，却有一包东西放在门口，并闻声说，‘此是酬谢你丈夫的，不要声扬出去。’”他打开一看，原来又是黄金和白银。狱卒此时才明白，那贼果真是“我来也”。
谎言，一旦成为智慧，它的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
八、谎言的罪与罚
可以这么说，人世间的大多数犯罪都是和谎言连在一起的。罪恶一旦犯下后，99％的人都会设法隐瞒真相，消灭罪证，让别人无法弄清底细，以便逍遥法外。有些犯罪，一开始就是和谎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诈骗罪。它是在全世界都广泛存在的一种犯罪行为，这种犯罪的基本方式，就是用谎言来诱人上当，骗取权力、钱财、感情，乃至身体。另外，伪证也是一种古老的罪恶，《圣经？摩西十诫》中就明确宣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由于谎言和犯罪密切相连，有人就对说谎过分苛责，而对犯罪却予以宽容。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道理，谎言人人都可能在说，而罪行却不是人人都在犯的。谎言与犯罪的分离带是道德、法律，善意的谎言并不违背道德，而智慧的谎言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比如我们安慰一位遭遇不幸的朋友时，会说：“别太伤心了，不幸的遭遇人人都有过，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的。”但是，不幸的遭遇并不是人人都有过；有过不幸遭遇的人结果很不一致，不少人也会就此一蹶不振，消沉下去。但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情和良好的祝愿在说谎，这样的谎言，不但是道德范围内容许的，而且按照道德标准衡量也是值得嘉许的。
有些谎言为道德所不容，但与法律并不冲突。撒谎的人受到的将是道德与良心的谴责，而不是法律的追究和惩处。
损害社会与他人利益的谎言才是犯罪。比如，假冒名牌产品商标，贩卖质量低劣的商品欺骗顾客的行径就是一种诈骗，就是犯罪。逃税行为也是谎言犯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靠谎报收入、谎报账目欺骗财税部门，每个国家政府历来都花费极大力气来制止这种犯罪行为，但却是屡禁不止。
那些利用谎言犯下滔天罪行却逃脱处罚的人也是为数不少的，他们的诀窍是同最高统治者斗智，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先例。
说到用谎言逢迎皇帝的心意，恐怕没有人比晚唐的大宦官仇士良做得更得心应手，听听他给其他太监们的经验传授，便可悉然。他说：“我们这些人侍奉皇上，不要让皇上有闲暇时间，他一有闲暇就会看书，进而去接纳儒臣，谋虑也随之深远。他不会再去追求吃喝玩乐了，也不会再宠幸我们这些人了。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设法积聚钱财，供皇帝挥霍，终日让他沉溺于声色犬马，极尽奢侈淫靡之能事，使他乐而忘忧，不去顾及其他的事，这样他就会厌弃和贬斥经书学问，万事即可操纵于我们手中。”所以，仇士良在四十多年的太监生涯中，侍候过六个皇帝，将每个皇帝都服侍得好好的。他专权二十余年，共有两个藩王、一个皇妃、四个宰相死于他的圈套之中，从中可以看出皇帝对他是多么的信任，也说明他的曲迎之术是多么的高明。
有意思的是，仇士良告老还乡，病死在家中，朝廷还下令厚葬他。
谎言与犯罪之间的距离有时大，有时小。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度。但有些时候，这个度也不是人们容易掌控的。古人说：“窃钩者贼，窃国者侯。”这度谁能把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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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沉着冷静，不动声色
不善于说谎的人，一说谎总是害怕被别人识破，所以撒谎时心里特别紧张，一紧张，表情就不自然，语言也结结巴巴、嗯嗯啊啊。更有甚者，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别人一见你这副样子，哪怕你说的是真话，也不敢相信了。
美国有句谚语说：“就想你正走着的这一步，别想下一步。”这对于说谎者来说，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法。说谎的时候，你只要想出你的谎言，其他一切你都不要再去牵挂。
拿破仑有一次检阅军队，按照惯例，值星官应在检阅前向他报告点名的情况。 军乐声中，拿破仑正步走上检阅台。这时候碰巧值星官忘记点名了，但是他跑步到拿破仑跟前，仍然以非常清晰的口齿报告：“报告将军。本部已全部集合完毕。本部官兵应到2344人，实到2438人。请你检阅。”
拿破仑非常满意地点点头，说：“很好！”回头对他的参谋说，“记住这个值星官的名字，数字记得这么准确的人应该受到重用。你们以后也得向他学习，给我汇报时尽量用精确的数字说话。不要用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这样的词。”
这位以谎言博得拿破仑好感的值星官说得干脆利落，一点顿也不打，显得异常沉着冷静。其实，真正要说谎，首先就得这样，才能给人以最基本的信任。
通常，我们对一个吞吞吐吐讲话的人会心里怀疑，认为他欲言又止是在编织借口与谎言，从而对他严加防范。而对于说话干净利落的人则抱有好感，好像他的不假思索是一种不藏心机、诚实坦率的作风，常常对以这种方式讲出的话深信不疑，认为那种脱口而出的话不像在撒谎。其实，高明的骗子不过就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而大撒其谎的。
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靠撒谎从一些难堪处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这种谎言是必须毫不犹豫、脱口而出的，否则人家就会对你的答案产生怀疑，使你难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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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
“一根链条的牢固程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那一环。”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从它所阐明的道理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谎言中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成为他人识破谎言的关键。所以，哪怕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应设计周密，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才行。
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推行变法，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极大的震惊与忌恨。六月十五日，慈禧太后为破坏变法和翦除光绪帝的羽翼，逼迫光绪帝下谕旨，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人物翁同龢免官回籍。同时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样，京师及近畿的清军主力全部落入荣禄的掌握之中。当顽固派正在为眼前的胜利暗自得意弹冠相庆之际，荣禄却煞有介事地演出了一场悲悲切切的“送别”戏。他赠给削官免职将回籍的翁同龢许多银两，并拉着翁同龢的手失声痛哭，问他是什么原因得罪了皇上，落到这步田地，同情悲切之情溢于言表。观其所为，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荣禄是十分同情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呢。
其实，荣禄的悲切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洒下的只是几滴麻痹维新派、欺骗世人的鳄鱼眼泪而已。当时，荣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已经准备对光绪帝及维新人士下毒手了。他们既定的阴谋是，在天津举行阅兵典礼，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到天津去阅兵。待慈禧太后进入荣禄的兵营以后，他立刻宣布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然后再捕杀维新派。在这种杀机已了然在胸的情况下，荣禄却能假惺惺地来一出“送别”，其心之歹毒即可见一斑了，而其制造谎言的技巧即可见技高一筹了。
同年九月初，顽固派大臣怀塔布、杨崇伊等与荣禄有两次秘密接触，密谈内容极为保密，然而，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完全可以证明荣禄已同这批顽固派核心人物商量好了对维新派的反扑。接着，荣禄便把他一手培植起来的董福祥军调到北京外围的长辛店。这一行动，矛头直指光绪帝和维新派，实际上等于已经开动了政变的机器。
在荣禄等顽固势力的进攻和重压之下，光绪帝极为恐惧焦灼，连降两道密谕，要康有为等人密筹办法救驾。维新派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站在光绪帝一边助行新政，想利用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跟荣禄对抗，并且提出派兵包围颐和园之议。结果，事情不但未成，反被袁世凯出卖。荣禄在得到袁世凯的密报时，表演得颇为出色。他装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声喊冤说：“荣禄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然而在打发走了袁世凯之后，却连夜赶往北京，直奔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
第二天，荣禄的一队卫兵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宣布再次训政，同时调兵遣将，捕杀维新派人士。四天后，就在谭嗣同等六人喋血菜市口之际，荣禄奉召入京，临行时还制造谎言：“誓死以保全皇上。”直到此时，他仍不忘要确保以前造的谎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不出细节上的失误。
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荣禄的顶戴花翎。政变后不到两个月，荣禄便升任军机大臣，同时受命执掌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一时间他权倾朝野，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宠信倚重的心腹近臣。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造谎本领强的不止荣禄一人，安禄山也是其中之一。
二、天衣无缝，滴水不漏（2）
安禄山原是唐朝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的胡人，玄宗天宝年间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他与史思明率十五万大军于范阳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这场长达七年多的武装叛乱，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给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大唐帝国的统治秩序陷于一片混乱，曾经强盛一时的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禄山反叛，也是“谋逆十余年”。但这个乱世奸雄在异志初萌、贼心始起时，就使出浑身解数，在唐玄宗面前大造谎言，把自己打扮成大唐的忠臣义士。他的谋反之心越是急不可耐，谎言就编织得越逼真，真是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了。
安禄山制造谎言、藏匿反迹的手法之一，是用“外若凝直”的表象来掩盖“内实狡黠”的居心。他利用自己的胡人身份，故意在玄宗面前装出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以装疯卖傻来骗取玄宗的宠信。
有一次，玄宗引他与太子李亨相见。安禄山故意直立不拜。左右催他行礼，他却故作糊涂地反问：“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
玄宗信以为真，便告诉他太子是储君，“朕百岁以后，传位于太子”。
安禄山这才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谢罪说：“臣愚，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一边说，一边对太子行礼。
玄宗见此，感叹不已，“尤嘉其纯诚”。
对玄宗极尽阿谀逢迎之巧以赚其情感是安禄山藏匿反迹的手法之二。他是个“腹垂过膝”的大胖子，走路都需要两人扶持才迈得动脚步，但在唐玄宗面前跳起旋舞时，却是“其疾如风”。他曾屡次对玄宗表*迹：“臣蕃戎贱臣，受之宠荣过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