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下，都绝对不能当面顶撞和干预领导的决策。所以，最好在执行之前给领导留一个缓冲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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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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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某日
一上班，科长他们都出去办事了，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十点左右，我正在整理档案，姜总来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我进门一看，姜总像是刚跟谁吵过架似的，脸色非常难看。
“小于”，姜总说，“我现在口述一封给河南大新公司钱经理的回信，你打印好后，马上给我发出去！”
姜总回信的大意是这样的：钱经理，你我两家公司打交道打了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能这么背信弃义，做出这种事来呢？我们公司决定断绝我们两家公司的一切关系，并且，我还要将你这封信公之于众，让你没办法在这个行业再混下去！
我回到座位上，按姜总的意思很快将信写好并打印出来。
要不要按姜总的意思将信马上发出去？我心里犹豫着。
很显然，姜总今天是有些情绪化，这么处理问题肯定有不妥的地方。这个钱经理上个月初还来过北京一次，姜总请他吃饭，还是我安排的。他长得很精神，性格似乎也挺豪爽的。听贸易部的小郭说，大新公司是我们公司产品在河南、山东等几个省的总代理。每年的合同金额都接近一个亿，是我们公司屈指可数的大客户。如果信就这么寄走，那可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要再找一个像大新公司这样的代理商，容易吗？
可是，作为秘书，我能阳奉阴违，抗“旨”不遵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同样，无条件执行领导的指令，也是每一个职业秘书必须严格遵守的职业操守。军人不执行命令可以就地“正法”，我不按姜总的指示办，那会是种什么后果呢？
到底该怎么办？是将信寄走，还是冒着挨训斥的危险去劝劝姜总，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前几天吃午饭时，姜总自己不是也说过“做生意求财不求气”的话吗？
正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孟姐和托尼回来了。我立即将事情的经过对他俩说了一遍。托尼马上跟我要过信，转身就要去找姜总。
“这事我得去跟姜总说说，怎么能这么办事呢？上次钱经理来北京，我就听他抱怨过几次，说我们经常发货不及时。这事我们也有责任嘛，怎能全怪他呢？为公司着想，我不怕得罪姜总！”
孟姐拦住了托尼：
“托尼，你别性急，把信还给小于，让她在下班前再去问一下姜总。如果姜总说还是要寄走，那就寄走”。
托尼愣了一下，似乎又马上明白了什么，不好意思地拍了一下脑门，说：
“孟姐，还是你想得周到，我这急性子毛病恐怕一辈子也改不了啦！”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孟姐：
“姜总让我打好信后马上就寄走，你为什么要我下班前还去问一下姜总？”
孟姐也似乎知道我迟早要问她这个问题，所以没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我：
“小于，你认为百分之百地执行领导的指示，就算是一个好秘书吗？”
我说不是。对于一个秘书来说，没有“忠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秘书，但仅有“忠诚”，也不是一个好秘书；一个优秀的秘书不仅要有贯彻执行领导指示的能力，也应该清楚哪些指示应无条件地执行，哪些指示不能执行。
“那么，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不怕挨训斥，甚至当面去顶撞领导，就对吗？”孟姐又问。
这当然不行。
“如果当面顶撞领导，对于一个职业秘书来说，是一个绝对不能饶恕的错误。因为秘书作为领导的助手，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干预领导的决策。你既不能对领导的指示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又不能当面去顶撞领导，干预他们的决策，所以，我让你下班之前再去问一下姜总，就是为了留一个缓冲的余地。”
孟姐喝了一口西红柿蛋汤，接着说：“你想想，姜总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当他火气消下去之后，他肯定会反思让你给钱经理写信的事。通过反思，也许他会觉得自己做对了，也许他会觉得自己过于情绪化。所以，你在下班前去问问他，要不要把信寄走，这就给他创造了一个重新决策的机会。我们做秘书的，不就是为了给领导创造一个最好的决策环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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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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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钦佩地朝孟姐点点头。姜毕竟还是老的辣。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做秘书的应该经常了解领导的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孟姐似乎没注意我在想什么，继续说：
“姜总作为公司的最高领导人，他肯定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他肯定在经常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就比方说河南这个钱经理吧。我们两家公司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可能早就积累了许多恩恩怨怨，只不过是你我作为秘书不知道罢了。托尼说钱经理抱怨我们经常交货不及时，也可能姜总抱怨过钱经理经常不执行我们公司统一的价格政策，打乱了我们的市场总体部署。总而言之，我们公司与大新公司之间矛盾，肯定不是今天上午才发生的，姜总想这个问题肯定也不止一两天了，所以钱经理的来信，也可能仅仅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索而已。我们做秘书的，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新的设想时，应当及时向领导提出来，但是，在我们提出自己的设想或忠告时，应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不明白领导的真正想法之前，我们这些做秘书的，也仅仅是领导的助手，不要去想当然，更不能去顶撞领导，干预领导的决策。小于，你要记住，我们做秘书的，既不是公司政策的制定者，更不是公司最后决策人。”
作为公司的一名员工，秘书在工作中必须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并将公司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但是，秘书不是一位普通的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和职权都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有些秘书由于忽视对自己工作和职权的界定，“积极主动”过头，经常出现“越位”现象：有时是表态越位，超越自己的身份，胡乱表态；有时是工作越位，有些事，如一些重要文件的批复和审阅，本来应由领导来处理，有些秘书以减轻领导负担为由自己抢先去作，从而造成工作越位；有些场合，如与客人应酬、参加宴会，有的秘书，张罗过于积极，比如同客人认识，抢先上前打招呼。在工作中，秘书热情过高造成工作越位，只要不是“武大郎”式的领导，一般还不会过于计较，但秘书必须严格把握好自己，因热情过高而造成工作越位，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干预领导的决策，对于领导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秘书经常犯这样的毛病，领导就会设法来“制裁”你，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请你另谋高就。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到姜总办公室，问姜总要不要把给钱经理的信寄走。姜总当时正在打电话，只是挥手示意让我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姜总用手捂住话筒，笑着对我说：“小于，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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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上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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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某日
从早晨开始就下起了蒙蒙细雨。
今天轮到我值班。上午十点不到，一个金发碧眼、身高近２米的外国人来到公司。
我起身跟他打招呼。
“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Sｉｒ．ＭａｙＩｈｅｌｐｙｏｕ？”
“Ｉ＇ｄｌｉｋｅｔｏｓｅｅＭｒ．Ｓｕｎ．”
“Ｅｘｃｕｓｅｍｅ；ｂｕｔｍａｙＩａｓｋｙｏｕｒｎａｍｅｐｌｅａｓｅ？”
“ＭｙｎａｍｅｉｓＴｏｍｆｒｏｍＧＥ．”
我立即打开电脑中ＷＰＳＯｆｆｉｃｅ，查阅孙总日程安排表，还挺准时。我打电话告诉孙总Ｔｏｍ先生来了。放下电话，我把Ｔｏｍ先生领到会客室。
Ｔｏｍ先生从会客室出来时，对我说了几句“Ｔｈｉｎｋｓ”。我笑着问自己，他到底是谢我英语流利，还是谢我态度热情。
中午，欧阳科长要我下午一点赶到长城饭店，下午陪史密斯太太游览天坛公园。
史密斯先生是美国ＡＴ公司的ＣＥＯ，来公司讨论合作开发ＣＲＧ仪项目。他们是大前天到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位刚退休的中学校长，顺便与史密斯先生来中国旅游。这几天一直是玛丽陪史密斯太太观光，她们已去过长城、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方。中午玛丽来电话，说两三天下来，不仅体力有些吃不消了，而且她的英语水平也开始应付不了史密斯太太了。从万里长城到烤鸭，从孔夫子到京剧，史密斯太太似乎什么都感兴趣，而且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玛丽说她简直就是来招聘的。
下午四点多钟，我陪史密斯太太从天坛公园出来。可能是连续几天的观光让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感到了疲劳，一上车，她就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
“于小姐，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快到宾馆的时候，史密斯太太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
“你相信上帝吗？”
看来史密斯太太一点也不感到累，刚才只不过是被天坛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所感染。
“不。”
我接着说：“不过，我很喜欢上帝。”
“为什么？”
史密斯太太睁大双眼看着我，那神态不像个中学校长，倒像一个稚气未尽的女中学生。
我告诉她，小时候我家旁边有座小教堂，放学之后，特别是星期天，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教堂里去玩。我非常喜欢听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声，因为它们是那样悠扬清脆；我喜欢看教堂里的壁画和雕塑，它们是那样精致而神秘；还有，我喜欢教堂里那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尽可能找一些比较适当的词汇表达我的意思。
“不过，你从来就没有做过祷告？”史密斯太太问。
我回答说：“是的。”
“那么，你实际上还是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
我礼貌地点点头。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到底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想过这类形而上方面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想这么复杂深奥的问题呢？
史密斯太太慈祥地笑了笑之后，说：“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开始慢慢相信上帝了，相信上帝确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越容易相信神灵？不仅史密斯太太，中外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写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名句的李叔同先生，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年时候，他也是个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新新人类”，到了中年以后，就削发为僧，皈依佛门，其心志之坚，让人感慨万分。按理讲，人的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把这世事看得越透，为什么反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呢？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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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上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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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城饭店大堂，我与史密斯太太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准备返回公司。道完别，她突然问我：
“于小姐，你会玩桥牌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会玩一点点，但很久没玩了，不过，如果她很想玩的话，我可以帮她的忙。读书的时候，爸爸喜欢打桥牌，经常请朋友来家里玩，我耳濡目染，偶尔也跟他们玩一玩。
史密斯太太告诉我，她这次来中国之前，她与史密斯先生打了两个赌，一是爬到长城的最高处（其实没有），做一回“好汉”；二是在中国玩一次桥牌，带个“大满贯”回去。我马上补充说，一定是个“ｒｅｄｏｕｂｌｅ”的“大满贯”。听我这么一说，史密斯太太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俩心灵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回到家里都快九点了，爸妈都还在看电视。我一进门，妈就兴奋地告诉我，我舅买了辆帕萨特，今晚他自己开车来我们家了。爸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住的地点离公司才几步路远，买车纯粹是让钱烧的，想摆摆阔气而已。我不想听他们议论这个，到爸的书架上找了几本原版的英文桥牌书。尽管我平时也利用金山词霸，读一些英文和日文的原版书，不轻易放弃外语的学习，但是现在不看看桥牌方面的书，恐怕连ｃｌｕｂ、ｄｉａｍｏｍｄ、ｈｅａｒｔ和ｓｔａｒ这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家庭轿车早已不是财富的象征。同样，英语也不再是可用来炫耀的资本。英语，对于现在公司里的秘书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工具。打电话，上网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接待外国客人，哪样不需要英语？不懂外语的秘书，就像囊中羞涩的人走在王府井一样，永远会有自卑感。
但是，家庭轿车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作用远不是一种日常代步工具。有了轿车，可以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空间的半径，增加更多的交流时间，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英语也是一样，它不单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它是一种你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进行交流的语言；特别是从互联网上，你能结识更多的朋友，获取更多的信息，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有些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机会。
上个月，日本大阪山田公司的竹下先生来我们公司，商讨合资在西北某省会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事。一开始竹下先生非常挑剔，说工业园区这个不行，那个不够，孙总告诉他必须得适应现实。几天下来，进展不是很大。孙总认为竹下先生固然有压价的考虑，但也与竹下先生为人相当固执有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用日语问竹下先生，他的老家是不是东京的，他很警惕地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听他说话的口音猜的。我说日本人发音的口音与我们中国有些相像，中国江浙一带的人说话声音轻而清；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则重而浊，很容易分辨；日本关西地区的人说话也是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