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恰恰是茅先生这种独具价值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茅先生过去不见容于极左斗士，现在则开始不见容于某些自由派斗士。这不仅是茅先生个人语境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语境的变化——在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愈演愈烈之当下，言论很可能走向极端。极左极右两种极端言论很可能成为时尚，而共同挤压像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的言论空间。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很可能两头不讨好，愈来愈被边缘化、妖魔化，而最终归于消音。就跟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一样。
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危机，某些时评家是有责任的。没有独立的立场，没有原创的思想，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永远只是来料加工，永远只看市场的脸色说话，市场流行什么，就马上在流水线上生产什么。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不择手段，不惜为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火上加油，对可能爆炸的社会非理性情绪根本不管不顾。生命不息，做秀不止。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所谓时评家，说到底不过是言论流水线上的承包商而已。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导致的种种历史悲剧，吸取教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展开中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1）
我为批评笑蜀写了两篇不短的文章。老实说，多年靠卖文为生，这种不挣钱的义务劳动实在很少做。所希望的，还是这些掌握着媒体上话语权力的编辑，能够有所反省。我不坚持认为我一定对。我发现错误后，马上会承认，而且道歉。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几次，有目共睹。在批评茅于轼的问题上，我当然可能犯错误，也希望有人证明我是错了。当年林达批评我关于麻省理工日本版画事件的言论，另有几个网友对我的攻击也极其激烈，是我们任何报纸所不容的。但是，我发现自己错了，立即道歉，而且对几位“骂”我最凶的人表示感谢。好在现在有博客，几度交手的记录都在那里，大家查一下就知道了。
可惜，关于茅于轼的问题，并没有人能说服我，大部分老百姓也没有被说服。这是护茅派必须面对的现实。对此不能面对，突然转向对我人格的攻击，就有些“走火”了。所以，读了笑蜀《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一文，不免吃惊。当然，如同我一向说的，我并不介意这种人身攻击。事实上，我在国内发表了许多文章，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也得罪了许多人。可是，对我的回应，几乎全是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此我并不抱怨。当个哪怕是小小的公共人物，都必须承担这些。我只是遗憾：除了这些人身攻击外，你们还有别的吗？而且，人身攻击是否可以高明点，有效点呢？
请看，这就是笑蜀的文章的开篇：
薛涌据说是个学者。他如果真成了学者，那只能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做学问，尤其做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功就是求证的基本功，要做到胡适说的那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个基本功薛涌只能得零分，他说话基本上是不要证据的，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他说我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我就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了。至于证据呢？他当然无须呈供。
把我说成《南方周末》的言论主持人，当然不是要抬举我，而是为了进一步论证我没有权利就他跟《南方都市报》的冲突发言。既然是主持人，用他的话说，我的态度就间接等于南方集团的态度，我说的每一句话，就差不多都等于南方集团说的话。这个问题上《南方周末》的普通员工有没有言论自由？能不能以个人身份发言？答案不言而喻，薛涌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把我说成《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而并非普通员工，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我就活该闭嘴，活该被薛涌剥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只有他说话的份，没有我以个人立场发言的份。
首先，如果你不是学者的话（即没有写出重要的学术论文，并且没有经过学术的职业训练，一般而言是博士课程），就不要对学术界和历史学指手画脚。你哪里有这个资格？拿学术说事，一张嘴就证明你不严格。我就从不在报纸上谈学术。至于你是否是《南方周末》的言论主持人，这是大家理解的问题。毕竟“言论主持人”不是个固定的头衔，而是个对你工作性质的描述。XX走后，你接手“视点”栏目，还给我和其他几个作者写过信，告之自己上任，希望大家支持。至少在我这个作者看来，“视点”是个很重要的言论栏目。怎么不是言论主持人呢？我当然不是说你是唯一的言论主持人。但你也主持过一些吧。如果你现在换了工作，看我这么写，就痛痛快快告诉我一声：老兄你错了，我换工作了。这样也算澄清事实。驳斥我的文章，上来拿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炒作，企图证明我不应该当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你这是拿读者开玩笑，还是拿自己开玩笑？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2）
这还不算，笑蜀继续写道：
这个笑话，不过是薛涌系列笑话中的一个。
另一个更大的笑话，是他口口声声所称的他跟《南方都市报》之间的所谓“君子协定”。姑且退一万步，承认彻底放弃编辑权、来稿不拒的专栏作家制度美国确实有，而且不过三流写手的薛涌分量也确实够——或者《南方都市报》花了眼，误以为他够。那么接下来的致命细节是：那个“君子协定”在哪？薛涌号称“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那么编辑部“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文本到底何在？薛涌什么时候拿出来给我们看过？总不能说，薛涌给《南方都市报》写了那份他要求做《纽约时报》那种专栏作家的信，那份“君子协定”就马上成立了吧？“君子协定”必须以双方同等的承诺为条件。那么，薛涌何时出示过《南方都市报》同等承诺的原件？为什么他给《南方都市报》的信他可以主动公布，《南方都市报》解释何以拒稿的信他也可以主动公布，独独就一直不公布《南方都市报》“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回函原件呢？让我们看看那个回函原件，对薛涌有什么不方便吗？
答案很可能是，其实《南方都市报》并未给他同等承诺。《南方都市报》一方面确实需要一些三流写手的稿子，毕竟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每篇文章都是第一流的，所以像薛涌那种三流写手的文章，《南方都市报》确实也有需求；另一方面，《南方都市报》也是出于人道立场。薛涌虽然口口声声以自己迁居美国为最得意之事，为其最大优势，而从来动不动就“你们国内的人怎么怎么的”，比如他就可以仅仅因为自己迁居美国而把几乎所有国内编辑一棍子打死：“我和国内的编辑打交道，常常有些不适应。有时觉得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似乎自己吃了几年洋面包就真的成了白皮肤蓝眼睛，就有足够的资格瞧不起和教训国内同胞，但他其实一直没本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一直没办法在美国赚钱糊口，主要经济来源一直靠国内媒体，国内媒体如果不给他特殊待遇，尽可能多用他一点稿，稿费尽可能开高一点，他在美国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这种情况下，薛涌要做《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南方都市报》自然不可能回绝。但是不是做他说的那种专栏作家，《南方都市报》则未必认可，很可能的应对方法是，一方面同意他做专栏作家，另一方面，不对他所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制度做正面答复，不给具体承诺，而仅仅答复：我们会给你尽可能宽的言论尺度。这样的答复既不会伤害他，但实际上因过于弹性，南方都市报也就有了回旋空间。
这些文字我实在希望笑蜀自己读几遍再贴出来，免得在公众面前给自己带来耻辱。老实说，我确实不是个好脾气的人，2007年和《南都》合作时，还无缘无故冲撞过一位编辑，非常后悔，还道了半天歉。这次决裂，双方都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不过，大家彼此道虽不同，毕竟还是有个基本的尊重。你和他们很熟吧？问一下有无“君子协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问一问他们当年是否把我当“三流写手”来约稿，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如果想澄清，写个简单的帖子说我讲的事情不存在不就完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胡搅蛮缠？老实说，开始我还真以为你是为他们说话，是他们的人。现在估计大概不是。《南都》那几位编辑，比你年轻至少10岁。我虽然这次对他们一肚子气，但他们做人和工作的基本素质还是可靠的。让他们说出你这种话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作为这么一个大报的编辑，居然说“他（薛涌）其实一直没本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一直没办法在美国赚钱糊口，主要经济来源一直靠国内媒体，国内媒体如果不给他特殊待遇，尽可能多用他一点稿，稿费尽可能开高一点，他在美国就会面临生存危机。”《南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给我的专栏。看看，你的文章是以攻击我讲话没有证据开篇的，现在你自己是否在给我示范怎么用证据说话呢？不错，我在美国当一个普通的大学文科教授，挣钱不多。不过，一个大学教授不属于美国主流社会吗？什么是主流社会呢？难道我因为皮肤的颜色不对，就不是主流社会的一员吗？我真进不了主流社会，怎么会第一次给《纽约时报》投稿就被刊用，而且还是刊在评论版的头条呢？
我最近批评主流们造出“仇富”一词来污蔑老百姓，童大焕则写了篇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仇穷”。看你这些议论，大概你就是“仇穷”的一个吧？我在国内写作，确实碰到了一些在美国碰不到的事情。比如，我博客中的一些留言，集中攻击我的是我在美国“混得不怎么样”，其标准就是工资肯定不高，所以我不配有发言权。更可笑的是，一次我说我晚上参加个宴会没有吃饱，回家赶紧冲了碗方便面。马上有人留言说：“他还吃方便面，可见混得多惨！”如今你也加入进来，说我在美国没有办法糊口。请问：如果我真在美国无法糊口的话，是否在你看来就不配讨论问题，也不配谈美国呢？是否只有比尔·盖茨才有资格？你主持言论栏目，是否也是这个标准？
可见，像你这样的人，潜意识里还是被财富奴化，以金钱的身价来衡量人的言论价值。你本能为“保护富人论”辩护，也就不奇怪了。我确实有时会说些“国内人如何如何”。这并不是什么优越感，而是事实。你能找出一个美国大报的编辑像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是40多岁的中年人，不是孩子。还是好好面对自己写出来的文字，看看自己在写文章给别人上做人的启蒙课时，自己是怎么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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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1）
笑蜀
薛涌据说是个学者。他如果真成了学者，那只能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做学问，尤其做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功就是求证的基本功，要做到胡适说的那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个基本功薛涌只能得零分，他说话基本上是不要证据的，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他说我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我就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了。至于证据呢？他当然无须呈供。
把我说成《南方周末》的言论主持人，当然不是要抬举我，而是为了进一步论证我没有权利就他跟《南方都市报》的冲突发言。既然是主持人，用他的话说，我的态度就间接等于南方集团的态度，我说的每一句话，就差不多都等于南方集团说的话。这个问题上《南方周末》的普通员工有没有言论自由？能不能以个人身份发言？答案不言而喻，薛涌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把我说成《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而并非普通员工，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我就活该闭嘴，活该被薛涌剥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只有他说话的份，没有我以个人立场发言的份。
这个笑话，不过是薛涌系列笑话中的一个。
另一个更大的笑话，是他口口声声所称的他跟《南方都市报》之间的所谓“君子协定”。姑且退一万步，承认彻底放弃编辑权、来稿不拒的专栏作家制度美国确实有，而且不过三流写手的薛涌分量也确实够——或者《南方都市报》花了眼，误以为他够。那么接下来的致命细节是：那个“君子协定”在哪？薛涌号称“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那么编辑部“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文本到底何在？薛涌什么时候拿出来给我们看过？总不能说，薛涌给《南方都市报》写了那份他要求做《纽约时报》那种专栏作家的信，那份“君子协定”就马上成立了吧？“君子协定”必须以双方同等的承诺为条件。那么，薛涌何时出示过《南方都市报》同等承诺的原件？为什么他给《南方都市报》的信他可以主动公布，《南方都市报》解释何以拒稿的信他也可以主动公布，独独就一直不公布《南方都市报》“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回函原件呢？让我们看看那个回函原件，对薛涌有什么不方便吗？
答案很可能是，其实《南方都市报》并未给他同等承诺。《南方都市报》一方面确实需要一些三流写手的稿子，毕竟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每篇文章都是第一流的，所以像薛涌那种三流写手的文章，《南方都市报》确实也有需求；另一方面，《南方都市报》也是出于人道立场。薛涌虽然口口声声以自己迁居美国为最得意之事，为其最大优势，而从来动不动就“你们国内的人怎么怎么的”，比如他就可以仅仅因为自己迁居美国而把几乎所有国内编辑一棍子打死：“我和国内的编辑打交道，常常有些不适应。有时觉得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似乎自己吃了几年洋面包就真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