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却出奇地对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报》非常严肃负责，理由之一就是主编是个经济学博士。另一个理由，是人家监督政府，但“决不会对政府官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官员大都是她个人的好朋友”。这家报纸知道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而且和一个未成年人有某种关系，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报道。
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成为个人层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员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媒体帮助掩盖！这样媒体还能监督谁呢？大家还记得克林顿的性丑闻吧。那还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体连篇累牍。许多美国的老百姓反对因为这种私生活而弹劾总统，但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不该报道。耶鲁一位大教授，因为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被媒体追踪报道，而且现在还在联邦监狱服刑。李教授等于公开提倡媒体要保护罪犯！仿佛一个人只要是个官，犯了罪也属于私生活。
从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权利，来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来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右翼专制主义的寡头模式。
哈耶克认为，从右翼专制向*过渡，比从左翼专制向*过渡要容易些。看看战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专制也是专制。*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的左倾势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碍，所以那时反左是我们首要的历史使命。如今，当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右翼专制主义正在成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人们对左派的恐惧，口口声声地说要“骗出一个好的制度”。我孤陋寡闻，见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骗”，还没有见过“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骗”。既然要骗，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人家？看来，他们要骗的并不是左派。他们是通过声称骗左派来让老百姓闭嘴，让追求*的人们放松警惕。这样他们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建立右翼专制主义的体制。这才是骗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们这些梦想着一个经济发达、政治*的中国的人，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我在博客中写了一篇《财阀学阀，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评房产大亨任志强和北师大教授董藩关于房地产业不能公布成本的理论，立即引来两人的连手反击，在网上闹得颇为热闹。可是，两人的反击，回避了我的中心问题，董教授更是诉诸歪曲谩骂的手段，颇能表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心态。
本来，我的批评最初还不是针对任志强。他是个生意人，要说对生意有利的话。这样做合法也合情。我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过去对穷人侮辱性的言论。这次之所以站出来说话，主要的导火索还是董藩先生发明了公布房地产成本是创造“国耻”的理论。我的观点很清楚：中国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够购买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积蓄用来购房，他们当然有权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购来的房子的造价和成本是多少，而且这种造价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并不因此反对市场逻辑。相反，我明确提出公布成本和房地产公司的自由定价权是两回事。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受政府的有关规定的约束，商品房的利润率则不受这个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价格越高，说明你的经营越有效率。这是市场逻辑。不过，市场越透明，消费者对产品越有知情权，市场的运行才越健康。
对此，任志强出来反驳，说我不懂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不懂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美国是私有，不懂公司经营成本与项目开发成本的区别等等。其实，我从来没有说中美土地所有权是一样的，更没有说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场是，尽管有不同种类的成本，土地所有权也影响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但这些成本核算应该公开，让消费者看清楚自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反驳，说明了任志强的心态。他文章开篇就说：“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论，似乎已成为任何想引起人们关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阶梯。于是不管是从事此行业、研究此行业的人；还是根本就对此行业一无所知，或研究领域与此行业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认为是‘专家’、‘学者’，也都长篇大论地参与了与房地产业发展有关的各种讨论。”他要证明的是，他是专家，我不是，所以我应该闭嘴。或者说：“见过马跑的人，并不知道骑马的滋味，也不等于会骑马。看别人骑马跑得很快，你却可能骑上马还没跑就掉下来摔个半死。别以为看过骑马就懂骑马了，仅仅看过骑马的人如果也都有资格去评论马术那才是真正的笑话呢。”顺着这样的逻辑一推就明白：在房地产上，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说话权。一般消费者最多见过马跑，甚至有连马跑都没有见过的，根本没有资格说话。
任先生大概忘了，仅看过马跑的人并非不能评论马术。赛马也好，马术也好，骑师再专业，他们也要表演给看马跑的人看。看马跑的人是骑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见过哪个骑师会像任先生这样对观众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们这些没有骑过马的蠢货！还不给我闭嘴。我到时候告诉你们谁赢就行了。”
买房的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就去经营房地产，就像仅看过马跑的人贸然骑马一样，多半会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钱买房，就有权知道钱花在哪里。这就像花钱进了跑马场的人，有权亲眼看看比赛究竟是怎么分出胜负并且在看台上品头论足一样。否则人家凭什么买票？房地产商有经营的专长，但不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垄断关于房地产的公共辩论。所以，我写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专家、学者。相反，我坦诚交代我是个没有买过房、也不懂房地产的“白丁”。但是，我有问题要问，有观点要表达。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权利。不管你是什么专家，也别想挡住我。
这种垄断公共辩论的心态和图谋，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驳文章，题为《薛涌的无耻、无知与放肆》，竟从我对北大的批评讲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言下之意，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无论干什么都不应该公开批评，有话内部说，别让外人知道；或者要非常客气地说话。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可以今天说人家是“国耻”，明天说人家是“无耻”呢？按他的逻辑，只要人家过去给了你好处，你就应该把公共利益抛到一边，“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公共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难道不是公开为既得利益张目吗？
任志强和董藩，一个是生意人，一个是学者，但有着同一种心态：排斥老百姓参与公共辩论。我说他们欺行霸市，看来并没有委屈他们。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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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