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把高薪经济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则更是无稽之谈。看看高薪的发达国家，哪个是计划经济？这些国家的历史表明，高薪往往来源于社会文化中的自发因素，并把这些因素转化成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人的工资高，当然受“新政”以来政府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影响。但是，美国工人的工资并非是“新政”以后才高起来的，而是在内战前甚至殖民地时代就高过欧洲。有几个社会文化的动力推高了工人的工资。比如，美国一直有着“生产者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是生产者，而非资本的拥有者。另外，“共和主义”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即认为共和体制的基础是自立的公民。当一个劳动者无法得到能使他在经济上充分自立的报酬，或者他为了这一报酬必须超长时间地工作，乃至无法参与社会其他面向的活动时，他就走向了被奴役的道路。自立的公民被奴役，共和体制就有了生存危机。所以，一个老板不管怎样在市场上竞争，他必须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其足以在经济上自立和发展，并且不能以超长的工时占据工人作为和老板一样平等、自主的个人的时间（这包括享受家庭生活，参加各种社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时间）。一个老板不给工人这样的待遇，就是不仁，就会为社会所唾弃。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工资方面的“分数线”一直相当高。
历史证明，这种社会文化的力量，看上去和市场对立甚至冲突，实际上则不仅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关键时刻捍卫了市场经济。在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计划经济成为大潮流，但在美国则一直无法成势。这种“美国例外”的关键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上述这些社会文化力量自行遏制了市场运行所释放出来的负面力量，大致解决了社会公平的问题，不需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市场进行修正。
中国的市场经济要在未来长盛不衰地发展，就必须培植类似的社会文化基因。这包括个人的道德情操、邻里之间的友爱、对他人的责任和同情等等。产权固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但仅有产权还远远不够。把市场经济简单地化约为产权，是对市场经济的庸俗化。欧洲以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一直认为：健康的政治体制应该从社会的传统和习俗中自发生成。其实，市场体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抽象的制度离开滋养它的文化和习俗，就成了无本之木，当然也就无法根深叶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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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1）
——兼论自由与平等
我和茅于轼的辩论，虽然在纸媒上基本不容讨论，但是，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人们的私下议论中，都是个重要的主题。这一题目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最近在“天涯”上读到邝海炎先生的文章《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成熟”》，提及徐友渔先生对我和茅于轼辩论的看法：“他认为，这次的争论起因是茅于轼的文章标题和内容出现了矛盾，从内容上看，他的观点与薛涌应该是一致的，只是标题确实有问题，‘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而薛涌呢，他只是把茅老的文章标题做了无限的夸张，有炒作之嫌，其实媒体也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邝文另外还提到“杨奎松却撰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党政官员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然后概述徐的观点：“事实上，杨奎松的研究也可以用来回答薛涌，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惊人的程度，但造成这种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延续至今的特权制度。官员和垄断部门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无数社会财富；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都大捞好处，贪腐也愈演愈烈。”
读到这些，我感到应该对徐友渔做出回应。因为他的话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而且反映着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预设。这种思想预设是：自由和平等有着本质的冲突。自由必然带来和加剧贫富分化。茅于轼要保护富人，实际上是想保护自由，即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在新左派中，甘阳也提出改革前三十年的传统是平等，改革的传统则是自由，两者应该结合。
这其实是我要批判的一个深层原则。我批评茅于轼，也绝不是立足于一个标题。茅文的标题，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当然的那样改成“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因为那样只能是说废话。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实，承认自己有侧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题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文章中，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话，同样被我拿出来批判，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的不平等做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
这段话不仅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对立起来，把两者说成是反比的“必然”关系。我希望自由派都来面对这段话，看看你们怎样为之辩护。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都是以具体的数据为基础对之进行驳斥。一篇引用了联合国的基尼系数，指出世界所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即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度都低于中国。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之一。而这30几个国家，基本都是非洲那些战乱不止、*不堪的穷国，以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还有就是尼泊尔这样贫困和*的角落。如果你拿世界各国基尼系数的排行表对一下，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等的国家、政治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比较平等。而那些*不平等的国家、政治不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都比较不平等。当然，这里面不乏特例。比如美国，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则十分不平等（虽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但大体相当）。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基尼系数无法说明的问题。比如，美国富人的巨额捐款是基尼系数无法计算的。中国官僚阶层所享受的一些无法货币化的政治特权，以及各种*收入，基尼系数也很难算。这也是美国社会比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平等得多的原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拿美国这个经济最不平等市场经济的数据计算，美国工人创造的价值，大部分（大致60％左右）变成了自己的薪金和福利。如果按这个比例根据中国的数据计算，中国工人目前的月薪，至少在3000块以上，外加家庭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但如今中国工人的收入远在这个水平之下。可见，自由会带来一些不平等。但是，不自由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平等。以茅于轼为代表的自由派或者市场派，对前者强调，对后者回避。在我看来，这就是粉饰太平。他们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八十年代的“歌德派”，谁一批判现实，就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恶意攻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2）
杨奎松的研究我没有读过。但是，从邝文的描述看，他的研究并不是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证明了我始终如一的观点：改革以前的中国，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也不平等。我用这一点批评了茅于轼，也批评了甘阳。我始终不明白，这两位都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得比我长得多，怎么觉得那个部长楼、特供店、司机班、文工团女孩子陪舞的时代比现在更平等？家父在北京是个司局级干部。记得八十年代初他出差回来，我到北京站接他。在软卧车厢门口，他的几个同事在那里议论纷纷，仿佛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仔细一听才明白，原来农民进了软卧车厢！这是市场改革的结果；但也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人可以坐软卧，什么人可以乘飞机，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买票要单位开证明才行。这叫平等吗？如今美国的ＣＥＯ，年收入是一般职工的364倍，引起舆论大哗，克林顿时代的劳工部长最近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一系列民调，证明美国各阶层都对这一现实不满。他因此要求给富人加税。看看计划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年月，那时饿死的人和住在部长楼里的人的贫富差距，岂止是364倍？这个账应该是怎么个算法？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的开篇就说，美国比起欧洲来，不仅有着惊人的自由，还有着更惊人的平等。这种平等，既是政治平等，又是经济平等。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这种平等，是人类的方向。换句话说，他讲的实际上不是美国，而是一种现代性。
中国缺乏自由的传统，对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缺乏理解，所以才有了“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类的奇怪概念。我那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谈的就是这种误解的来源：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胁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徐友渔觉得我对茅于轼的批评属于炒作，媒体不值得重视。大概我被*也属于正当的了。这未免太士大夫气了（士大夫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对超出自己生存环境的问题往往丧失了思维能力。比如，如果你说终身教授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徐先生一定拥护；但如果我说专栏制度保证专栏作家的言论自由，他就可以说我是炒作）。媒体要报道社会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根据几个精英的意志，今天说老百姓应该听这些，明天又说老百姓应该听那些。在*社会，老百姓的一票和你的一票一样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老百姓兜里的一块钱和你兜里的一块钱也一样值钱。至于所谓“中国没有西方法治的经验，唯一的经验就是‘*’大*的经验，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跌入这种深谷，这很危险”这样的话，我在1979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过上面不停地这样讲。类似的话从徐先生嘴中说出来，我除了震惊外，几乎无语。试问：如果“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也“很危险”的话，是不是民间就不该要求公正？是不是民间只能请求政府、茅于轼，或者徐友渔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替自己主持公正（套用茅老的话说，那就是“你不要说话，我会在替别人说话的同时，为你办事”）？难道我们还生活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时代？大家凭什么信你们？在我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谁能炒作谁炒作，谁能“煽动”谁“煽动”，最后要看老百姓听谁的。像徐友渔这样的自由派，如果遇到这个弯子也转不过来的话，最好找个更不自由的社会去生活。我看中国要真实现了*，许多精英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徐友渔不喜欢我批判茅于轼，一个理由是茅于轼是为穷人办事，是个好人，我不该拿他开刀。我愿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说错话，为穷人办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说错的话危害穷人的利益。所谓“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样的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坐在书斋里的徐友渔可以认为这是个不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是，对讨薪的、上访的人来说，这恐怕就不是那么一件小事了。我希望自由派们想清楚一些：自己所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真想要还是假想要？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1）
薛涌按：
我的《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一文发表后，收到邝海炎先生贴在留言中的来信。特将其信贴出，并回复如下。
薛涌先生：
小文被你读到，不胜惶恐！需要解释的有如下几点：
1、我对薛先生的文章向来相当佩服，有人把你划为“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我认为，你与前两代最本质的差别就是积极介入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所以，对于你为中国公共领域建设所做的贡献我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2、由于你的“异域之眼”，你常常能看到一些国内时评人士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你的长处。尤其值得我佩服的是，你对言论自由的执着。你与《南都》的事情，我也认为他们应该刊登你的文章，但前提是你的文章应该修改涉嫌茅老的过激语言，并且与反驳你的文章一起登出。很遗憾，《南都》没有这样做，这在中国其实也没什么，可你很认真，我相信你的认真一是想扩大此问题的讨论；二是，想引进美国的专栏作家制度。所以，在你跟笑蜀的争论帖中，我是回帖支持你的。
3、在听完徐先生演讲后，我也曾经纳闷：“贫富差距问题明明是大家关心的，为什么徐先生说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后来想来想去，最好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罪魁是“权力寻租”，所以首先解决“权利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