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4、其实贫富差距拉大，国内谁都知道，茅老也不是要粉饰太平，关键是说多了也没用，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才是。你执着于西方的言论自由精神，有一说一，确实认真的很，但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来看，却有唱道德高调的嫌疑，这也是笑蜀先生激烈批评你的原因。其实言语之争能争出个什么结果？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就是指导人们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争论反而变成对正确做事的人的伤害，那这种争论不要也罢！这就是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薛先生指教。
5，还要申明一点的是，徐先生这次讲座虽然我去现场听了，但难免有误记的地方，而且我发现速记员也漏了很多。如果徐先生认为他的演讲与我的记忆有出入，那就以徐先生自己的解释为准。
最后，祝您早日学成归国！
后学邝海炎敬上
邝海炎先生：
谢谢来信。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至少帮助我这个长年不在国内的人，了解了不少国内思想界的动向。我也非常感谢你在来信中的诚恳意见。我相信，国内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我批判茅于轼的做法有所保留。所以我也有必要对你信中提出的诸问题做一个答复。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必须有草根性才会有生命力。自由主义不是几个精英的游戏。我们应该走出士大夫那种圈子文化。二十多年前，自由主义是个时尚；如今，有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自由主义还有前途吗？我想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公众的蔑视。他们把熟人之间的关系、把对一个熟人的个人道德评判，看得比这个人公共言论中的错误还重要。我希望破的，就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人圈子中的这个规矩。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2）
我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你说“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你这段话里有几点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辩论必须有公共性，不能因为熟人就采用双重标准。茅老说错了话，如果他自己出来承认，还可以另当别论。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为他辩护，说他“只是说错话而已”呢？这岂不是“化公为私”了吗？他说错了话，而且这种话影响非常大。在我看来，知名人士这样的话说得太多，就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不管呢？话语权力是社会重要的权力资源，对人们日常生活有真实的影响。说话就是做事。为富人说话也就是为富人做事。传统士大夫有这样的观念，仿佛天下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别人没有说话的份。这个规矩，非破不可。我博客上有一篇《中国媒体的潜规则》，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第二，茅老真是仅仅说错话了吗？我引用了他的文字，指出他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关系。这是他的理论基础。可惜这一理论却缺乏事实的基础。所以我才说所谓中国因为仇富穷了几千年是编造的谎言。许多“主流”至今还认为，中国当今的贫富分化，是市场自由的结果，很正常。我的看法是，这种贫富分化，不过是容许把过去的政治不平等“自由兑换”成货币形式的结果，和市场的关系并不大。举个例子，我有一篇发不出去的文章，引用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近几年建造的房子在隔热技术上有95％居然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结果是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和空气污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95％的房子偷工减料。这大概至少有几百亿上千亿的价值吧？房地产商赚这么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即使生活在美国，也碰到过在国内上访过的人。她称上访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全家一天到晚担惊受怕。面对这样的现实，茅老竟然觉得最紧迫的是为任志强说话！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是“很熟的人”呢？最近他在博客贴出了2002年的一篇旧文，大概是要给自己辩护吧。文章大致是讲“要让穷人成为中产阶级”，应该说是保护穷人的文章。其实，我同年还写了一篇“富人论”，讲的是“保护富人”的理由：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一些国际人才把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的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衔接起来。这些人在中国工作，但必须挣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工资，中国社会要学会对他们高收入的容忍。可惜问题是，几年下来一看就明白，在中国发达的，主要不是这些人，而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这还能怪老百姓“仇富”吗？你有权利利用你有的一切资源保护你的朋友，但不能发明“仇富”这样的罪名通过给老百姓栽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茅老的理论，潜台词是穷人威胁着富人的利益。我当然要穷追猛打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3）
第三，我不认为“言语之争”不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我被*，但是这场争论正在产生结果。茅老如果改口说“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不再提“保护富人”，这至少就是一个进步。当然我还希望他能认识清楚：保护这些勤劳致富的人的利益，是保护他们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老百姓并没有侵犯他们，也没有能力侵犯他们。老百姓当然也不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说老百姓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等于侮辱几亿老百姓。徐友渔的问题我看就在这里。他和许多人，对于我批判他们“很熟的”人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不厚道。但是，当他们这位“很熟的人”侮辱几亿老百姓时，他们就觉得无关紧要。这些现代士大夫，知道自己是老几吗？
以上是我几点粗浅看法。再次感谢你的文章和你的来信。我觉得你的文章和信都涉及了许多实质性问题，对我很有价值。我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机会探讨问题。不过，你来信自称“后辈”，我不知道你“后”我多少。如果年轻，我劝你少去听精英们的讲演，少看八十年代遗老遗少们的东西（我自己也算个“遗少”了，同样不值得你多看）。这些人大多是属于知识和创造力破产的一代，再加上秉承士大夫自以为是的习性，实在不值得后辈浪费精力。还是好好学英文。人类文明如此丰富，在现今的中文中实在剩不下什么了。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从食品、玩具、空气，一直到思想和语言文字，都是个严重污染的地方，能摆脱就摆脱。至于我个人，天资凡庸，是棵没有生长力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尚有生存的机会，到了贫瘠的土地上，则非枯萎不可。如今学而无成，更不适合回国了。哈哈，最后多啰唆了这几句，无非是想说：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以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我辈没有出息，“后辈”却还有希望。我的文章被你这位“后辈”认真读，很受宠若惊。不过，感激之余，又觉得我实在不值得你们的关注，劝你闭门读“圣贤书”，不读中国书，干些正事。一百年后再看今天，我辈在知识上抛下的不过是一块休耕地。还是希望后辈利用休耕后地力的自然恢复，能真有所收获。
薛涌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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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1）
邝海炎先生：
谢谢你的回信！很遗憾，开学教书比较忙，不能细致回复，只能简单交代几句了。你信中词句很客气。我想我们是公开的信件往来，要节省读者时间，没有必要客套。我这个“没有希望”的“前辈”给你这个“有希望”的“后辈”写信，也就直来直去了，望见谅。
首先讲讲中文是否有价值的问题。我前信表达有笼统的地方。你提到许多国内学者，称他们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承认。我并不是说国内没有好人，十三亿人口中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在我个人的领域，国内就有许多好学者。我仅是从操作的层面讨论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如你希望的那样“学成归国”，在大学里带研究生，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能不读中国书就不读。个别的中国研究可以参考中国书，比如沈志华、高华等等的书，当然还有原始材料。但是，这些学者很个别。中国的整体学术实力根本不入档次，即使研究中国史还比不过日本人。研究西方的就更不用说了。你如果拿出五年，只看英文的书籍，长进肯定比现在这样大。我并不想一句话把你列出的那些学者都否定了。我没有看他们的书，凭什么否定？但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多得是。你得选择从哪里看起。比如，你开课讲法国大革命或者基督教，列出的参考书是中文的，我作为学生心里就打鼓。这不是贬低中国学者。他们中有很突出的个人。但学术不能拿一两个人说事。比如，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也许非常不得了。但请问：国内有谁能有实力挑战他吗？这么大一个传统，就这么一家，不受挑战，这样的学术当然就有疑问了。不像西方，有多少家出来，全是重量级的，你犯一点错误就被抓住，不犯错误也频受挑战，各派都说得头头是道。这样出来的学术，自然就高一筹了。我有位朋友，在美国当教授，评终身教授没有评上。那个学校的学生对我说，当时他头发都白了，压力太大。后来回国，在名校当了教授，哈哈，满面春风，仿佛年轻十年。吃学术饭，国内的横杆太低了。哪怕有能破世界纪录的人，你把横杆摆到一米五，他怎么跳也达不到两米三以上的高度。至于你说国内某些人的工作“绝不是海外学者能替代的”，我看有点不靠谱。这心态本身就不对。我倒不是替海外学者辩护，只是讲一般学术的常识。也许你可以说柏拉图不可替代。这样的人也要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才能确定其位置。但是，常规的学术研究，都在凡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学术更没有边界。除非你垄断学术资源，怎么能说某某的学术不可替代？一个供着几尊“不可替代”的学术权威的学术界，是没有希望的。
算来你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是1989年28岁开始学英文的，程度是《新概念》第二册第一课。五六年后，算是能看英文了。读到现在，中间又有了孩子和各种生活压力，并且进行大量中文写作，实际安心看有价值的书，就那么几年。所以我说我没有希望，你有希望。但问题是你得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不然，日后学生抱着英文书啃，回来说老师扯淡，你应付得了吗？那时除了靠权力维持一点自尊外，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人都是人，我若走到那地步，表现不会更好。去年有个北大的孩子来找我，说从高中就读我的书，到美国读暑期班，顺便要到波士顿见我。我就请他吃了顿饭。吃完饭，他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本我的书，让我题词。这阵式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过，凭良心我还是说他：“你这么年轻，懂两门外语，怎么会在我的书上浪费时间？好不容易来美国，就这么一个暑假，有多少东西好学，怎么可以包里夹一本中文书呢？难道你不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后来盛情难却，给他随便写了几个字。事后才想起来最恰当的“题词”是什么，只有写信告诉他：“很荣幸你还看得起我。不过，虽然我要努力争取你在十年二十年后还能看得起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到那时候不再看得起我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优秀的青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还看得起我，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我真成了大师了，这种可能比较小；二是中国实在太没有文化了，连我这么个人还挺有市场，这种可能似乎更大。这就是我说那些不读中文的话的意思。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做学问、贡献于人类文化，我会教导她这样做。这话政治不正确，但是实实在在。我觉得当老师的，也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否则会误人子弟。中文不是没有营养，而是营养严重不全。长时间读中文会营养不良。当然，我这么说，前提是大家都是“中人”，不是天才。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上帝真赋予你才能，你想拒绝也不可能。有些人，不用出国，不用学外语，照样有先知般的智慧。不过，我不是这种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赌注下在这里，宁愿以自己是“中人”为前提来规划人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很是可笑。我想这些人年纪日长，聪明的应该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不仅是历史是否会嘲笑我们，而是历史是否有功夫嘲笑我们。我猜想，你崇拜的那几位，大概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可替代”吧。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2）
下面谈更实质的问题。你信中这一段对我的批评很有意思：
你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