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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于是雅典人退出了谈判，只剩下了米洛斯人。他们的决定大体上和他们上面所谈到的相同，答复如下：
“雅典人，我们的决定和我们最初提到的一样。我们不愿意仓促之间放弃我们城邦成立700年来所享受到的自由。我们相信神祇会一如既往地眷顾我们，斯巴达人也会援助我们，所以我们将竭力自保。但是我们也希望你们允许我们做你们的朋友，而不与任何一方交恶，签订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约，然后离开我们的城邦。”
米洛斯人做了上述答复，雅典人也拟结束谈判，说道：“好，无论如何从你们的决策看，你们好像对未来比对眼前的事实更有把握，把不确定性的看作事实，只是因为你们希望如此。既然你们把一切赌注和信任寄托在斯巴达人、命运和希望上面，你们终究会上当的。”
于是雅典代表们回到军中，雅典的将军们意识到米洛斯人不愿意屈服，就立即围绕着米洛斯城建起了工事，具体的工作由几个城邦担当。随后他们留下一支由本国士兵和同盟国士兵组成的卫戍部队从海陆两方面封锁了米洛斯，其余大部分部队则调回本国。留下来的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执行着围城的任务。
几乎与此同时，阿尔戈斯人攻占了夫利亚西亚。他们遭到夫利亚西亚人和流亡的阿尔戈斯人的埋伏，80余人丧生。
在皮洛斯的雅典人从斯巴达领土上劫掠了大量的战利品。斯巴达人甚至在还没有废除条约、宣布开战之前，就发出了一个通告，允许本国人民自由地打劫雅典人。科林斯人也因为一些小争执不时地攻击雅典人，但伯罗奔尼撒的其余地方都还大体稳定。
同时，米洛斯人发动了夜袭，夺取了市场对面的部分雅典阵地。他们击杀了部分士兵，掠取了粮食和其他一些有用的东西，之后便撤退而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行动。雅典人强化了自己的封锁措施，夏季就此终结。
在接下来的冬季里，斯巴达人计划侵占阿尔戈斯的领土，但是他们为跨越边界而进行的祭祀没有出现吉兆，所以就此放弃了这次出兵计划。斯巴达人的侵略企图让阿尔戈斯人怀疑城内某些人是内奸，从而逮捕了一批人，有部分人得以逃脱。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洛斯人又夺取了一块只有很少士兵防守的雅典阵地。结果使得雅典人又派了一支由德密阿斯的儿子安克拉特斯所率领的军队。围攻战役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城内出现叛徒，米洛斯人不得不无条件向雅典人投降。雅典人把所有俘获的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米洛斯人都杀了，把妇女和小孩当作奴隶出售了。雅典人把米洛斯城据为己有，后来派了500名移民定居在那里。
修昔底德（Thucydides）
第7节，1。2 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
1。2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
1。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政治，如普遍的社会一样，受制于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要改善社会，首先需要理解这些社会置身于其中的法则。这些法则的运行不受我们的偏好所左右，人们试图对其进行的改变只会受挫。
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法则具有客观性，也相信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合理的理论体系来，尽管这个体系不完善并具有片面性，但还是能够反映出这些客观法则。进而，它还相信，在政治中可以区分真理与观念，即区分什么是被证据所支持的客观事实和由推理得出的因果判断事实，什么是来自脱离客观事实而由偏见和愿望思维所生成的主观臆断。
政治法则植根于人类的本性，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家试图发现这些本性以来，它们一直都未发生过改变。因此，在政治理论中，新颖并不必然就是好东西，而古旧也不必然就是个坏东西。事实上，对于一套假想的政治理论而言，如果人们对其闻所未闻的话，那么这一理论很容易产生一个违反常识而不是符合常识的结论。相反，即使一套政治理论早在数百年前或数千年前就已成型问世——如“均势理论”——也并不意味着它产生的结论失效和过时。
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包括辨别事实以及通过推理赋予这些事实以意义。它认为，一项外交政策的性质，只有通过考察所推行的政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可预见的后果，才能认识清楚。由此，我们可以观察政治家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然后通过分析他们行为的可预见后果，从而来推测出他们的真实目的。
然而，仅仅考察事实还不够。要赋予外交政策的原始素材以意义，我们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构思来接近政治的现实，这种构思类似于一张地图，向我们指引了外交政策中的可能含义。换言之，我们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人物的位置上，必须处理特定环境下的外交政策问题，我们问自己，在这些情景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理性的行为选项可供选择（假定他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特定的政治家又将作出怎样的取舍来。正是通过理性的假设和客观事实对可能发生的后果进行不断的测试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的现实以理论意义。
第8节，
2。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的原野中找到路径的主
要路标。这一概念把试图理解国际政治的理论和有待解释的事实二者联系了起来。它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行动领域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如经济（以财富来定义利益）、伦理、美学、宗教等等。如果没有“政治理论”这个概念，不论是理解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将全无可能；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在政治事实与非政治事实之间作出区分，也无法赋予政治领域哪怕些许的条理性。
我们假定政治家们都依据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概念来思考、行事，历史事实也对此进行了佐证。这一假定使得我们能够追溯和预测政治家已经或将要采取的措施策略——过去、现在或未来。在他书写公文时，我们越过他的肩膀观看；他与其他政治家交谈时，我们侧耳聆听；他内心的思想，我们揣摩预测。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来思考，我们想他所想，作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我们对政治家的想法和行为的理解甚至要好过身处政治现场的政治家本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迫使观察者保持科学的态度，将理性注入政治的主观事务中，从而使得对政治理论的理解成为可能。对于行动者而言，利益概念为行动提供了理性的约束，创造出外交政策中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使得美国、英国或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显现为一种睿智的理性连续体，尽管历届领导人具有不同的动机偏好以及学识和道德水准，但都呈现出总体的连贯性。因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反对两种普遍的谬论：对动机的过分关注和对意识形态偏好的过分关注。y米y花y书y库y ；http：//www。7mihua。com
一味地在政治家的动机中寻求外交政策的线索既徒劳无功，又易生误解。之所以徒劳无功，是因为动机是最难以捕捉的心理现象，经常受到行动者以及观察者的利益和情感要素的扭曲，从而难以辨识。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自身的动机吗？我们又怎么能真正知晓别人的动机呢？
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政治家的真实动机，这样的了解对理解外交政策也鲜有帮助，甚至可能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确，对于政治家动机的把握可能对我们理解他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一条线索，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线索追溯其外交政策未来的走向。历史告诉我们，动机和外交政策之间没有必然和确切的联系。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任何道德和政治范畴。
第9节，
我们不能从一位政治家的良好动机来推测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值得赞扬或政治上能否成功。判断其动机，我们可以说他不会蓄意实行不道德的政策，但对其成功的概率我们却一无所知。如果我们想知道他的行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质，我们必须了解其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动机。有多少时候，政治家们致力于改善和发展这个世界，结果却使这个世界更糟？有多少时候，他们追求某个目标，结果却是他们既没有预见到，也不想看到的呢？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还应避免另一种谬误，即将政治家的外交政策与其哲学和政治倾向等同起来，并且由后者推断出前者。政治家们，特别在当代环境下，很可能养成习惯，用其哲学或政治偏好去展示其对外政策，以便获得大众支持。然而，他们会像林肯（Lincoln）那样，将他们的“官方责任”与“个人意愿”区别开来，前者是按照国家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后者是想在全世界实现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准则。政治现实主义者不要求、也不赞成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漠然冷淡，但它确实要求在希望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之间作出截然区分：哪些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希望得到的，哪些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才可能得到的。┴米┴花┴书┴库┴ ；http：//__
按理，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奉行如此理智、客观以及不为感情所左右的过程。个性、偏见、主观偏好、人固有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弱点等随机因素势必使外交政策偏离其理性路径。特别是在外交政策处于民主控制的条件下，集合大众情感来支持对外政策的需要难免会损伤外交政策自身的理性。但是，一种致力于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必须从这些非
理性的因素中暂时剥离出来，而勾勒出外交政策的轮廓，展示经验中所见到的理性本质，删除在经验中也能见到的非理性因素
国际政治事实与从其本身提炼出来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就像照片与油画之间的区别。照片显示能被肉眼看到的一切，油画却并非如此，它至少会致力于显示肉眼不能看到的东西——人物的人性本色。
政治现实主义不仅包含理性元素，也包括非理性元素。它认为政治现实中充满了偶然因素以及非理性因素，并且指出它们对于外交政策的典型影响。然而，如同所有的社会理论一样，它认为，为了达到理论性的理解，应该对政治中的理性元素加以强调，因为正是这些理性元素使得现实得以能够上升为理论。政治现实主义者所展示的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建构是任何经验现实都难以达到的。
第10节，
与此同时，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就是好的外交政策，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才能将风险最小化，从而将利益最大化，因而既符合审慎的道德规范，又符合政治上对成功的要求。政治现实主义要求政治世界的图片描述和油画描述尽可能地相似。它意识到好的也是理性的外交政策和事实上的外交政策之间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差距，但它认为理论应该关注于政治现实中的理性要素，而外交政策也应根据自己的道德和实践目的保持理性。
因此，认为实际的外交政策经常不会或者也不能与书中的理论相符的观点并不是在反对该理论。那种观点是对本书意图的误读，本书并不是要对政治现实作出不加区别的描述，而是要提出一个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例如，现实中很难发现完美的权力均衡状态，这一事实非但不会导致该理论的失效，反而使人们认识到，现实情况不可能与理论完全一致，而是必须被作为一个接近理想条件的均势系统来加以理解和评估。
3。现实主义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具有普遍适用的客观属性，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一概念一成不变的意义。利益的观念事实上是政治的本质，不受具体的时间地点的影响。修昔底德从古希腊的经验出发，宣称“国家之间抑或个人之间，最可靠的联系是利益的契合”。19世纪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观点表示了认同，认为国家间“唯一持久的联合纽带”在于“没有利益的冲突”。乔治·华盛顿把利益确立为政府的普遍原则：
对人性稍加了解就会知道，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利益都是首要的指导原则；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此影响。公共美德能在某一时刻或某一情境下激励人遵循纯然无私的行为原则办事；可是，它并不足以使人持久地遵守这些社会义务的约束和责任。很少有人能够长期牺牲个人利益或好处而满足公共福利。在这方面，仅仅谴责人性的败坏是徒劳无功的；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事实，对此，在我们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之前，只能尽可能地提高人的素质。而任何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些原则所导出的真理之上，都将难以奏效。
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此进行了呼应和进一步阐释：
利益（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