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此进行了呼应和进一步阐释：
利益（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了人的行为。这些观念所创造的“世界意象”经常像阀门一样决定了利益在哪条路径上驱使人们不断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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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哪种利益决定政治行动，将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国家外交政策中所追寻的目标可能包含任何国家曾经以及可能追寻的所有目标。
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权力概念。权力的内容以及运用方式也视其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权力可能包含了建立和维持对他人控制的所有事项。因此，权力涉及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所有社会关系，从身体的暴力到利用最微妙的心理联结来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权力包含了人对人的支配，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权力受到道德准则和宪法保障的约束和控制，而有时，权力就是一股未经驯服的野蛮力量，毫无法则可言，只是不断地增强力量和进行扩张。≡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政治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外交政策运行所处的当下环境，如高度的不稳定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威胁等，将一成不变。例如，虽然权力均势确实是所有多元社会中的永久特征，但是正如《联邦党人文集》（TheFederalist）的作者们所说的，它仍然能够在一种相对稳定和和平的条件下运行，如同在美国那样。如果促成这些条件的因素能够在国际环境中得以复制，稳定和平的相似情景也将盛行，正如它们在某些国家的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一样。
对于国际关系普遍特征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国家，它是当代外交政策执行的最终参考主体。现实主义者的确相信利益是指引和判断政治行为的持久标准，但是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当代联系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必定将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现实主义的立场丝毫也不反对这种观点：分裂为国家的当代政治世界将会被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更大行为体所代替，这与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潜力相符，也与当代世界的道德呼吁相符。
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的分歧集中在当代世界如何进行转换的问题上。现实主义者相信这种转换只有通过巧妙驾驭各种永远存在的力量才能实现，这种力量改变了过去，也将改变未来。它们不相信面对着按照自己法则运行的客观政治世界，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其内在的法则，而通过一种抽象的理念就能使其发生转变。
4。政治现实主义明白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它意识到成功的政治行动和道德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它无意掩盖或抹杀这种冲突，使得赤裸裸的政治事务显得比实际情况在道德上更让人满意，抑或使道德法则显得比实际情况更缺少感召力，从而使得政治事务和道德事务混淆起来。
第12节，
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它们抽象的普遍形式应用到国家身上，而是必须经过具体时间和地点环境的过滤。一个单独的个人可能会说：“即使世界灭亡，也要捍卫正义”，但是国家却无权以它所管辖的人民的名义这么说。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判断政治行为，如自由的原则。然而，个人具有通过牺牲自己来捍卫道德原则的权利，国家却没有，因为在道德上不满侵害自由的行为而阻碍其成功地完成政治行动，对国家而言，国家的生存是其首要的道德原则。没有审慎就没有政治道德可言。因此，现实主义认为，审慎原则——仔细衡量不同政治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中最崇高的道德。抽象的伦理根据是否符合道德法则来判断其行动，而政治伦理则依据其政治后果来判断其行动。古典和中世纪的哲学深谙于此，正如林肯所言：▲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以自己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尽最大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做到最后。如果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所有对我的反对就不值一提。如果最后证明我是错的，即使十个天使发誓说我是对的也无济于事。
5。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个特定国家的道德追求等同于普世道德准则。正如现实主义对真理和观念加以区别一样，它对真理和盲目崇拜也加以区别。所有国家都禁不住诱惑——很少有国家能够长期抵住这种诱惑——去以普世的道德目标来掩饰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行动。知道国家受道德法则的约束是一回事，而假装确信国家间关系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将受到上帝的审判，和认为上帝总是站在自己的一边、自己的意愿也必然是上帝的意愿之间具有天壤之别。
把某一特定的民族主义和上帝的旨意简单等同起来，在道德上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希腊的悲剧作家们和《圣经》中的先知们已经提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应该注意和警惕这种傲慢的罪恶。这种等同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可能以道德法则、意识形态或上帝的名义扭曲人们的判断，从而以十字军式的盲目和狂热对国家和文明进行破坏和毁灭。
另一方面，正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使我们得以避免这种道德的狂热和政治的愚钝。因为如果我们把包括自己的国家在内的所有的国家都看作是一种追求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的政治实体，那么我们就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所有国家。这种公正包含双重意义：我们能够像评判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评判其他国家，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政策在保护和促进我们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尊重他国的利益。这种政策上的适度也会体现在道德判断的适度上。
第13节，
6。政治现实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之间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影响深远的。政治现实主义无论怎样被误解和误读，其对政治事务鲜明的学术和道德态度却是无可否认的。从学术上讲，政治现实主义者坚持政治范畴和经济、法学、道德一样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他们通过权力来界定利益，正如经济学家通过财富来界定利益，律师则考虑是否符合法律规则，伦理学家考虑是否符合道德原则。经济学家会问，“这项政策会如何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财富，或部分人的财富？”律师会问，“这项政策是否符合法治精神？”伦理学家会问，“这项政策是否会符合道德原则？”而政治现实主义者问的是，“这项政策会如何影响到国家的权力？”（或者是因情形而定的联邦政府、议会、党派、部门的权力等等。）≡米≡花≡书≡库≡ ；http：//__
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除了政治范畴外其他思想标准的存在和相关性。但是作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他必定将这些标准置于政治标准之下。当其他流派将其他范畴的标准强加于政治范畴之上时，现实主义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现实主义维护政治领域的独立性，不受其他思想流派的颠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思想流派的存在性和重要性的忽视。而是说，每个流派都有自身适合的范畴和功能。政治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性的多元化。现实的人是一个“经济人”（economicman）、“政治人”（politicalman）、“道德人”（moralman）、“宗教人”（religiousman）等等的复合体。若一个人仅仅是“政治人”，那将是一头野兽，因为他完全缺乏道德的约束；若一个人仅仅是“道德人”，那将是一个白痴，因为他完全缺乏审慎之计；若一个人仅仅是“宗教人”，那将是一位圣人，因为他完全没有世俗的欲念。
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多元化人性的存在，也意识到为了理解其中之一就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也就是说，如果我想了解“宗教人”，我必须暂时从人性的其他方面抽离出来，把宗教特性当作人类的唯一特性来进行研究；进而我必须运用到宗教范畴的思想标准，同时随时注意到其他标准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人类宗教特性的实际影响。在人性的所有领域都是如此，例如，没有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会以非经济学的方式去思考他的学科以及此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正是通过从其他思想标准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以及发展出一条切合主题的标准，才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专门关注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论。促进政治学取得和经济学类似的发展成就，正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目标。
基于这些原则之上的政治理论不能获得广泛一致的赞同，这是事物的本质使然，外交政策同样如此。理论和政策之类的东西和我们文化中的两股潮流相悖，这两股潮流不同意客观理性的政治理论所设立的假设和推论。其中一股潮流从19世纪的经验和哲学出发，蔑视社会中权力的力量，我们随后将对此展开更详细的讨论；另外一股潮流反对现实主义理论和政治实践，是基于对人的思想和政治范畴所存在和必须存在的关系的认知。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不能承受直面政治真相之重。它必须掩盖、扭曲、弱化和修饰真相——越是这么做，个人就越会积极地加入到政治的进程之中，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只有在政治本质和他在政治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欺骗自己，他才能对自己和同胞都感到心安理得。
因此，作为一种试图理解国际政治是什么以及内在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人们所希望得到什么的国际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克服上述心理上的这种抗拒感，而大多数其他学派并无此困扰。
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
第14节，1。3 对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批判
1。3对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批判
人之所以高于动物，不是因为能够赋予生命，而是因为能够危及生命：正是基于此，人类中间处于强势的性别不是生育生命的性别，而是杀害生命的性别。
——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deBeauvoir）
国际政治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充满了权力和冲突，战争更是普遍盛行。外交、军事以及国际政治这些领域传统上都由男性主导。一直以来，女性很少加入到专业外交家或军人的队伍中，只有少数女性研究国际关系专业，但其中也很少是研究安全领域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女性政治学者一般倾向于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南北关系以及分配正义等领域。今天，在美国，参与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女性已经大大增多，但是在军事领域的高层或外交政策的决策层还是鲜有她们的身影。一个显著的例外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Kirkpatrick），她曾经把自己描述为“男人世界中的一只小鼠”，尽管她具有强势的、权威性的公众风格和保守的特征，她仍然认为自己在外交事务中得不到男性同事的尊重或注意。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故事显示了在高级政治范畴，女性所经常遭遇到的性别歧视。然而，关于女性是否强大到可以按下核按钮的疑虑（该问题的提出，是当时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Schroeder］退出1988年总统竞选时，被媒体拍摄了一张泪流满面的她依偎在丈夫的肩膀上哭泣的照片），显示出女性加入到军事或外交决策领域更深层次的障碍。核战略充满了权力、威胁、武力和威慑等这些词汇，具有明显的男性标记④；而女性留给人的印象缺乏上述词汇所引发的特征。尽管女性正在逐渐加入到公共政策的领域中来，她们却更乐于处理一些类似社会福利的国内事务，这与她们的温和特征更相符。另一方面，尽管女性经常因为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异议而被贴上天真、无知甚至不爱国的标签，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和平示威的队伍中来，这也显示出女性并非对战争与和平的事宜漠不关心。在该章节，笔者将探讨该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被认为是男性的世界？为什么女性的意见在外交政策决策、军事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中都很少得以体现呢？由于这个领域的有些东西对女性来说既无趣也无味，笔者主要集中于讨论这门学科本身，而不去探讨如何消除障碍使得女性能够占据一些更高的职位。如上所述，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环节都由男性来承担。如果主要由男性对这些外交事务进行描述以及建构理论来解释国际体系的运作的话，那么是否会在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中也主要呈现出男性的视角？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可以推论出对女性的排斥不仅是性别歧视的层面，而且是通过这种自我选择的进程，我们逐步接受了国际关系的教育。
现实主义传统观点显示了国际关系的学科是基于一种男性的世界观，为了对此命题进行探讨，笔者将针对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中提出的六原则展开讨论。笔者将借鉴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观点来表明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描述、解释以及开处方的方式都是一种男性的视角，进而将表明女性理论如何以特定方式帮助我们从女性的视角去认识和概念化这个世界，以及形成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在结论环节，笔者重新勾勒了摩根索的六原则。当今现实主义的一些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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