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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吸引的人才以华裔为主，这些华裔主要来自新加坡周围的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种族问题非常严重，人才不是没有得到合理评估与使用，而是根本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新加坡也由此受益。2006年9月15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某一论坛上就突然呛声说：“我们的两个邻国（印尼、马来西亚）都与当地华人发生问题，华人本身很成功，工作勤奋，所以他们是被有系统地边缘化了。”
李光耀的话甚至引起一场外交风波，印尼和马来西亚要求新加坡做出道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批评李光耀“傲慢及不尊重邻国”，其现任总理巴达维则谴责说尽管并非全体华裔都生活得很好，但是，华裔并没有被边缘化。然而，在马来西亚本国进行的调查当这中，却有大约42％的网友支持李光耀的说法，认为马来西亚的华裔没有被边缘化的人只有18％。
一个印尼的华裔母亲这样写信告诉自己在海外留学的儿子：“记得生下你的时候，仅仅因为不是原住民，所以必须为你多办一个国籍证来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从你读书开始，国籍证又成为了‘被敲诈证’，办任何手续都要亮出这个证件，多交纳费用以及被勒索，有一次你父亲愤怒地问‘华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就是这么回答‘华人是人吗！’我想告诉你，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永远别回到这个地方。”
即使在东南亚种族问题得到改善的近几年，问题依然存在。在马来西亚，非巫裔学生在考大学时会受到不公平对待，考上大学又很难获得奖学金，毕业后即使能力突出也很难成为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一把手。因此，马来西亚过去五年一直实施人才回流计划，平均每年却只能吸引大约50名杰出人才回国。大多数人才流向了新加坡以及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然后一去不返。
在民进党当政期间，中国台湾的族群矛盾也被无良政客挑起，外省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出卖台湾”。因此，过去10年，从中国台湾移民至加拿大与澳洲的人口高达9万人，通过移民和留学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则更多，企业家则喜欢前往大陆发展，这也导致台湾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民进党政府因此对台商投资大陆设置了最高40％的上限，并限制某些产业的外迁，以为通过“闭关锁国”可以阻拦人才外流。结果，许多台商干脆换成为美国、加拿大的国籍，即可以曲线地来到大陆投资，同时也不使留在台湾的亲人受到牵连。来自台湾的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台湾《联合报》曾评价台湾人才竞争现状说：“在过去，多数国家都不欢喜外来移民，设限阻止。现在不一样了，世界是平的，有人才而后有竞争力，各国竞自延揽人才，一场‘全球人才争夺战’激烈展开。各国纷纷修改移民政策，并广纳外国留学生，以种种优惠条件，欢迎人才来归……台湾领导人经常提醒民众，大陆对岸有多少多少颗导弹正瞄准台湾，要大家提高警觉。但台湾面临的最大威胁未必是对岸的导弹，而是人才流失对台湾竞争力造成的致命伤。”
在这位台湾学者的眼里，台湾的“脑力外移”，“其中又以去中国大陆者为多”，肯定不是因为大陆人均收入高。而是因为大陆事业发展机会多，同时，“台湾内斗不止，政客认为‘把经济搞好也不一定选得上’，于是继续以意识形态锁台，继续让产业萎缩；中青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外逃寻生路。”
相比政府排斥人才的政策与制度，长期的社会环境、制度文化等是更深层次的“软件”因素。曾经留学丹麦的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就指出：“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识和创新，要创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适环境和氛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南部阳一郎因为创造“自发对称破缺”理论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并独得一半奖金，因为另外两个获奖者小林诚、益川敏英只是解释了这一理论。由于南部阳一郎1970年已经加入美国籍，日本国内非常遗憾。许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到日本，南部阳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提供可以同研究专业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换意见的研究环境。
南部阳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学者潘国驹教授则暗示：“我曾经问南部阳一郎教授为什么不愿回日本，他告诉我，他的顾虑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诸多杂务当中，无法专心从事科研。”
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普遍有这样的文化弊病：认为集体利益可以高于个人正当利益，重视等级秩序，企业盛行家族文化，官场有道不明的“人际关系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学术机构也往往像“官场”。一位中国的海归教授也曾如此自述：“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
硬件不可或缺
人才制度与环境的建设最为根本，不过，物质与硬件也不可或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前曾写作过一本自传。通过这位黑人总统的亲笔授权，我翻译了这本自传《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对奥巴马的关注也对奥巴马弟弟自述的一个故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奥巴马有个弟弟叫做马克，目前居住在中国深圳。2008年奥巴马旋风全球刮起，他因为被英国《泰晤士报》曝光而引起关注。马克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学士，继而拿到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和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以说是个物理学家。他本人也曾在深圳福利院连续做了6年义工，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做不到的事。然而，这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爱心的马克却不愿意回归祖国肯尼亚。他的这位弟弟马克这样表述为什么不愿意回国：“在这样一个手机还未普及的国度，物理学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这是一个因为硬件缺乏而导致人才流失的典型事例。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贫穷、落后往往与战争、混乱、*等因素交织一起，形成令人绝望的“乱世”。青少年的理想甚至可能是去当一个“海盗”，而不是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却并不是“政府不尊重人才”或者“人才不爱祖国”，而是因为自身的落后让人才“生不逢时”。当国家无力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时，人才只能滞留在海外。否则，留下来于国家无益，于个人则有害。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府能做的事情只能是让他们继续留在海外，同时推动人才环流展开合作与兼职；并在海外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数据库与留学生、侨裔专家社团，保持长期的联系；另外保持方便海外人才恢复、保留国籍的政策，例如默认双重国籍，降低他们获得绿卡、长期签证的门槛，简化程序与手续。这样才能保证将来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海外的“人才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并获得利息。
几年前，国内的一位市委书记就曾如此感慨：“如果我们让这些人回来，我们并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用这些人。因为我们无法负担和日本一样的报酬。既使我们用了他们，我们仍然没法养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的设备我们现在没法买。但让他们留在国外，用国外的设备，然后请他们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用他们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然，在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今天，中国在硬件基础、物质基础上都已经非常发达，产业升级也成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因此，全球流失人才数量最多的中国已经到了从海外取出人才积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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