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tnam*餾Sons，1913，p。326。
事实上，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像帕雷托、奥尔特加等人都推崇一种平衡。他们认为，在社会中，精英与大众之间应保持一种平衡，而大众革命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帕雷托以“精英的平衡”为其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奥尔特加则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但应该是贵族制的，而且应该是平衡的，尤其是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应该有一种“动态的平衡”。JoseOrtegaYGasset，TheRevoltoftheMasses，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5；p。6。
三、缺失宪政的民主
诚然，如托克维尔承认的那样，平等、民主等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6页。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民主的革命，但是，它并没有完成民主的制度化，即宪政革命。没有民主的支持，宪政就是“恶法”体系的领头羊，宪政的建立是民主革命的结果；然而，没有宪政的约束，民主亦是脆弱的，常常成为多数一时的冲动，甚至沦落为暴政的工具。
1。革命的民主
对民主，勒庞并不是一概地承认。他指出，以独裁形式存在的民主屡见不鲜，它同自然的法则并不协调。勒庞在回顾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后指出：
民主的暴政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独裁、扩张以及最终独立的丧失，不只是在古希腊才会发生；个人的暴政常常产生于集体的暴政。在伟大的罗马，它完成了第一轮循环，在野蛮人的统治下，它完成了第二轮的循环。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6。
勒庞用“集体的暴政”称呼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的暴乱和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勒庞指出的集体的暴政即“多数人的暴政”。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4）
然而，受到长期等级压迫的法国人甚至认为“个人的专制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而集体的专制则可以接受，尽管它导致的后果一般来说要严重得多。”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早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柏克就指出，法国这种自称的“纯粹民主制”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4页。
另一方面，民主的暴政又容易导致个人的暴政。修昔底德曾经指出雅典的真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古罗马］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5页。法国大革命亦不幸地落入这一命运。当罗伯斯庇尔真诚地呼喊“我就是人民！”时，对权力的自信终于使这位“不可腐蚀者”落入了“朕即国家”的窠臼。当那些因为人民对他们鼓过掌的人，反过来以是否对他们
鼓掌来判定他人是不是人民时，人民作为一个目的就再也不存在了，人民被当作个人野心的手段，成为掩盖罪行的遮羞布，招摇撞骗的护身符。
马斯洛凭直觉发现，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但权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坏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好处变”。A。H。马斯洛：《权力主义的性格结构》，载《洞察未来—A。H。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美］爱德华·霍夫曼编，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勒庞亦持此观点，他指出，“任何一个阶级——不管是贵族、教士、军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权在握，它很快就会奴役其他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5。
正是因为纯粹的民主制使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大权独揽，因此，纯粹的民主制为西方的保守主义所摒弃。柏克认为，“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它也是最肆无忌惮的”。［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5页。柏克不承认绝对的民主制，认为绝对的民主制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5页。托克维尔亦对“纯粹民主”的社会不以为然，认为尽管纯粹的民主社会虽然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6页。正是缺少了一场对民主的革命，大革命产生出托克维尔认为的那种更专制的“民主专制制度”。［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7页。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5）
勒庞并不认为民主制度来源于启蒙哲学家的启示，恰恰相反，这些哲学家“对古希腊历史上的民主暴政印象极深……并没有忽视破坏以及暴力之类民主的必然伴生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4。后来的批评者倾向于认为卢梭是民主暴政的思想根源。贡斯当指出，卢梭“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罗素甚至认为是卢梭造就了希特勒。［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25页。勒庞认为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他认为，“……这些冲动绝不是哲学可以鼓动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6。既然民主革命的冲动并非来自那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那么它的根基在哪里呢？
像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论述的那样，勒庞将民主暴政的冲动归因于那些雅各宾主义者。他指出，“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之结果，它们与其说是环境的结果，远不如说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并且事情本来应该发生的与实际上所发生的有天壤之别。”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31。勒庞借用泰纳的话指出，这些“革命家”们“从不提及事实，除了抽象的事物之外一无所有，一长串的句子都是关于自然、理性、人民、暴君、自由等，如同许多吹得大大的气球，一升到高空就统统破裂。我们如果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在实践中都以可怕的灾难而告终的话，可能还以为他们是在做逻辑游戏、学校作业、学术证明或是思想实验呢”！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194…195。
勒庞认为，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起的，但很快转化为一场大众革命。因此革命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大众民主，它不以产生统治者为目标，完全为平等的精神和改变工人命运的渴望所左右。因此，大众民主拒绝博爱的观念，对自由亦不冷不热，却对独裁制度情有独钟。事实上，在勒庞眼里，革命的民主就是大众的民主，而大众的民主正是“暴政”的民主。
勒庞分析了大众民主的“教义”，认为这一教义虽是革命家们创造出来的，但它杂糅了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憎恨以及人民主权等等内容，被用来作为不证自明的“福音书”。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94。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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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教义的枢轴——平等，勒庞更是极力攻击。他竭力反对那种超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和财产的平等”，认为这种渴求“与一切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法则相背离”，不平等是习惯的产物，是符合自然的，而平等则是自然法则的对立物。个人之间差距的拉大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表现，只有法律与制度还在试图讨好那些不合时宜的习惯，倾向于拉近个人之间的差距。
然而，勒庞认为，这些混乱的理论根本不是革命想要达到的目的，大众真正的目的则是要摆脱纪律的约束：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而这些格言则很快地成了人们为此进行辩护的合法借口，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6。
2。宪政的缺失
那么，大革命的前途何在呢？在勒庞那里，大革命的前途并不遥远，英国的宪政体制就是他们的模范。他指出：
更为理智的人们在寻求楷模和榜样时，并没有追溯得那么远，他们仅仅打算采用英国的宪政体制，这种体制正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所大加赞赏的，事实证明，最终仿效这一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出现暴力危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8。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勒庞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民主，他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正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里，宽容、平等、个人努力、对能力的肯定等等构成了勒庞的民主图景。他指出：
在谈到真正的民主国家时，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指英国和美国。在那里，民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它们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尤其是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完全的宽容；在那里，宗教迫害是闻所未闻的；在各种职业中，真正的优越性很容易显示出来，只要具备必要的能力，任何人无需论资排辈就可以得到某个职位。在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什么能够对个人的努力构成障碍。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5。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7）
实际上，民主革命解决了一个权力由谁行使的问题；而宪政革命则解决权力的范围的问题，这两个革命是衔接的。在民主革命之后，还存在一个民主制度化的过程，即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的要素同民主制度化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
反观法国大革命的制宪史，我们发现，这种“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博弈模式陷入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民主制度化进程的结果违背了民主，而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民主”的背叛，违背“民主”的“宪政”反过来遭到“民主”的背叛。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宪法出台。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指出：“法国最近五十年来；接二连三发生暴力革命，形形色色的宪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赤裸裸的专制主义，各式各样的法律，实行很短一个时期以后，就被抛到一边，而为新的宪法和法律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1—582页。∞米∞花∞在∞线∞书∞库∞ ；http：//。。
这准确地描述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期间，先后制订了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等宪法，其变化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从1789年到1870年间，法国制定过八部宪法，平均7年左右就有一部新宪法。法国成了宪法的试验场，有的宪法甚至未经实施就被抛弃，这在任何其他民族的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将革命信仰制订为原则的冲动支撑着革命者的事业。人们相信，一旦这一信仰被制订为宪法，一切都迎刃而解。勒庞指出，“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各种议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推翻或重修宪法。当时的理论家与今天的理论家一样，赋予了宪法改造社会的权力……”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77。然而，就在这一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之前，人们就开始对它产生怀疑。每一部宪法的修改都十分复杂，然而，人们却绕过了对宪法的修改，直接重新制定宪法。
这是为什么呢？戴雪在考察了法国宪法后指出，法国在十二部宪法中，“除了两次宪法外，每次法兰西宪法均显然具有‘硬性的性质’”。［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宪法所具有的刚性使法国的宪法很难做出渐进的改进，宪政建设就显得举步维艰。这是刚性文化在宪政建设中失败的一个例证。
诚然，像康有为看到的那样，“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10页。然而，大革命期间的宪法破立频仍，动荡不居亦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我们从不太严格的猜测角度上看，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失败似乎将这次失败定在“欧洲大陆失败”的位格上，甚至它同其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