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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独一无二
当我刚进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学生会给每一个新生发了一个带有嘲弄意味的便条，上面写着：“你以为你是谁？沃尔沃公司的CEO？财政部长？才不是！你就是一个傻帽一年级新生……”一个傻帽新生，不是瑞典最受尊崇的公司CEO，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这个世界过去就是这样的等级森严，你与这些统治阶层在年龄、性别、肤色、教育和经验上的差距越大，你就越贫困。如今，正是那些不断在创造与众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原创思想家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资格老的大公司偶尔也会推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创意，但多半逃脱不了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而推手正是那些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不搭调的、年轻的、奇怪的、多变的和傻里傻气的创造者。在一个财富需要靠继承的世界里，经营就是全部，经营资产，经营企业，经营价值观，千万不要挑战社会原有的秩序。一个正式的、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正是那个社会的基石，人们就像齿轮一样嵌入一台上了油的机器。
现在，财富的取得靠的是自力更生和勇于冒险，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技能，或者说是特性。肤色、正规的教育、性别、年龄以及家世背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成为百万富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过去的教育重点是教会学生如何“克隆”，以及向社会输送规格相同的劳动力。现在的教育更应该教孩子学会如何欣赏独一无二，培养人们独立创新的思维模式，以及勇于冒险的精神。独一无二是无法学会的，你只能发掘你自身的独特性，不然就会将之埋没。
某某主义
资本主义之所以备受诟病也许就在于“主义”二字，“主义”往往意味着一个完完全全现成的、高高在上的哲学理念。任何东西一旦成为 “主义”，就会逐渐变成教条，僵硬而且极端，摆出一副“非支持即反对”的面孔。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它们的基本理论和实现方式可以看出它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但是粗粗看来，它们又是类似的。人们之所以对它们如此反感，不仅仅因为它们作为“主义”表现出来的不公平和麻木迟钝，更是因为用“主义”来统治一个社会已经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了。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主义”正在消失。在过去，权力、影响力和知识都按照阶层自上而下流动；而如今，这些东西却开始从底层生长壮大，个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挣钱。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我资本”（MyCapital）的理念—这是我的资本，我决定如何获得和使用它们。“我资本”强调的是一个微观世界，我如何获得和处置我的资本与别人无关。过去人们认为百万富翁都是剥削者，但是“我资本”百万富翁却在努力地回报，他们构想并追求大胆创新的目标：消灭疟疾、消除贫困、研制新型燃料、绿色生活。百万富翁过去的形象就是装在西装里的中年胖子，而如今他们拥有了各种体型和肤色：女性、黑人、瘦子、运动员、怪人、朋克摇滚歌星、不合群的人、年轻人、老人。在这个财富DIY的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做到。“我资本”就是个人版的资本主义，你可以修剪掉“主义”里你不喜欢的任何部分。
从量变到质变
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制度被悄然重塑，而这种缓慢、渐进的变化是隐形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定型的人，无论参观了多少个创业新工厂，仍会固守原来的思维。如果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持续更新，势必会僵化为盲目的教条。“持续更新”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晦涩，实际上就是好奇的人们时不时地问自己一句：“如果……将会怎么样？”这就是这种特殊盲目症的简单疗法。如果我的外婆每隔几年就重新装修一下她的房子，她的房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土；如果你和我坚持每隔几年就更新一下我们的想法—改变阅读习惯、尝试跟不认识的人聊天、去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我们就有可能觉察到那些移动缓慢的“龟速趋势”，而不是被它们的突然出现吓个半死。但是它们迟早会吓到我们，就像心脏病发，这些趋势在我们雷达的监控之下会在几十年里慢慢展开，然后就会以一种巨大、喧闹、有时候令人不快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
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实际上经过了几十年的酝酿，一经出现就会震动世界，“9？11”就是这许多例子中的一例。2008年9月，全世界上了一堂课，讲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有越来越多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事物出现在我们周围。大公司无法吸引新人才，因为他们都想“做自己分内的事”。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意外产生免疫。假如我们站在整个20世纪的高度来看股市的表现和成长数据，而不只是着眼于1987~2007年这20年间的股市奇迹，我们就不会对所谓的经济衰退和股市崩盘感到一丝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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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分析一个碎片化的世界
盲目的无知确实会误导我们。啊！不幸的人类，睁开你的眼睛吧！
—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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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崩瓦解的世界
如果你每天起床的时候大脑都需要重新来过，前一天学的所有东西都自动删除，你不得不把每一天都花在重建人们赖以生存的模式、规则、法律和人际关系上，你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首先你得确定身边熟睡的人是否是你的妻子，你会对“物体是往下掉落的”这一事实惊奇不已，你会惊叹于水的独特韧性和颜色，你会对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充满尊敬和好奇。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样的世界跟地狱没什么两样，因为所有让生命充满价值的东西，比如爱、回忆、知识，在这里都遭到了抛弃。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幼稚的生活和学习方式也有其迷人的地方，不过他们更愿意自己决定何时开启和关闭这种能力。虽然说人类的意识还是一个谜，但我们至少知道人类的智慧能够创造各种规章制度，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重新探索一遍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妻子，我们生活在地球引力之中，我是个男人等。但是在这些推理中哪些是幻觉？哪些仅仅是人们为了图个方便才建立起来的精神结构？如果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是错误的呢？如果我们观察世界所用的镜片过时了，将会有什么发生？
坚硬带来的安心
为什么我们要将人类生活的星球称做“地球”？当我们说“瑞典克朗”或“英国英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区区一枚硬币来指代整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我们要让一种颜色象征所有环保的东西或是用颜色来（错误地）描述不同肤色的人种，比如用“白人”来指代高加索人？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借代”的修辞—用小事物来比喻大概念。人们之所以要大量使用比喻是因为人类并不适合思考复杂的事物。在上一章，我们知道了人类会对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变化视而不见；同样，我们也会忽视那些对于肉眼来说过大或过小的变化。人类倾向于关注和理解那些正好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情，并改变超出这个视野范围的任何事物使之符合他们的视角。“数百万的饥民”对很多人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好估量；一张面黄肌瘦的孩子的照片却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同情。极大的数字和极小的动作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很抽象。人们很难理解一个很大的数字，除非将其用具体的、看得见的内容表现出来，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也只能放在强大的显微镜下才能被我们观察到。很多东西我们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静止的，就比如我们常用石头来象征那些死板的、坚固的、可信赖的和不可动摇的事物，“我们像石头一样屹立在暴风雨中”就是这类观点的体现。但是请想想石头是由什么组成的？无数原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原子时刻都在不停地运动，那种“像岩石一样坚硬”的想法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大家观察事物只停留在“岩石看上去是静止和坚硬的”这个层面上，而实际上它们是由不断运动的部分组成的。
这种以原子为中心的世界观同样也能用做转世的证据。所有包括我在内的新世纪怀疑论者，都不会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在你身上流动的原子有可能曾经是某个动物或是丘吉尔身上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和思考其他人身体或物体里的原子运动，生活会因此变得琐碎和累赘。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基努？里维斯的境遇一样，当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注定要生活在一个由人类有限的视觉创造的假象之中。
小公司—大世界
如果你将书中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各种趋势整合一下—资本主义的缓慢转变，个人主义的盛行，集体主义的衰败，还有碎片化—这就是一个现代公司的典型写照。现在的公司请的人越来越少，做的事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缩小劳动力的规模，但是它们的市场尤其是潜在市场，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广阔。我们可以把公司想象成一个荷包蛋，过去蛋黄和蛋白是差不多大小的，但如今蛋黄（员工）变得越来越小，而蛋白（市场和外面的世界）正在显著地变大。这将会对商业运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化工企业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员工超过15万，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公司通过外包、缩小规模以及技术革新等方式，将员工规模缩小了将近一半—这些都很好理解。随着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增加，它们的市场扩张到了以前的10倍，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个令人意外的转折。10年前，这家公司自己研发产品，自己销售产品，并且深信业内没有其他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化工行业；如今，没有一件商品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全都交给了代理与经销商，同时也因为这点，现在他们觉得公司以外的人比他们自己更加了解化工行业，因此他们的用人标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5年前，”他们的人力经理跟我说，“我们的理想员工是年轻、上进、擅长销售的男性，一个能够在市场上代表公司统治地位的人，一个对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消费者大力推广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所畏惧的人。”
“如今，”他补充道，“我们的理想员工是一个安静、略带书卷气的‘外交官’。”一个能够聆听他人，与公司所有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培养深厚感情的人。这种向“更小的规模，更大的市场”转变的趋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公司的用人标准以及对工作的评价标准。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是因为我相信基本上任何一家公司现在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它们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而这将会给公司在运营层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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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师综合征
很多人都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经常会指定这位理发师给自己理发。我也有这样一个理发师，叫马蒂亚斯，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理发店工作。马蒂亚斯40多岁，待人和气，没有其他发型师看上去那么时尚（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我的发型肯定是走实用路线的），我已经让他帮我剪了10多年的头发。作为一名服务业工作者，马蒂亚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相当”：他对自己的本行那是相当拿手（尽管我老婆一直在取笑我日渐后退的发际线）；请他理发相当便宜、相当迅速，而且他相当善谈（尽管我们的话题很少离开过假日安排和音乐）。有趣的是，过去所有的东西都跟马蒂亚斯一样，你当地的银行相当优良，当地的报纸在报道最新消息的时候总是相当迅速，公交车司机也总是相当和蔼可亲。在全球化到来之前，每个地方都只能用“当地”来划分，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相当”来概括。在瑞典这样一个依靠国家垄断发展起来的国家里，许多东西都可以用“糟糕”、“昂贵”、“缓慢”和“粗鲁”来形容。小时候看少儿频道的节目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痛苦回忆，当时仅有的两个播放少儿节目的电视台都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每天只限制播放15分钟，而且常常充斥着包装拙劣、充满左翼思维的介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纪录片。当人们无法离开他们出生的这个国家—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政府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向人民灌输意识形态的好时机，一味地宣传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乌托邦有多么相像，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危险云云。通过我的妻子，我了解到在铁托政权下的南斯拉夫长大比我的童年更加夸张，那里的学校会将铁托的爱好以及他小狗的名字出在考卷里考孩子，在这些考试中表现最好的学生可以得到奖励，奖励就是去贝尔格莱德庆祝铁托的生日—尽管这位统治者去世已有一阵子了。
之后，发生了一些事。
虽然说前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公开化、经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