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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发生了一些事。
虽然说前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公开化、经济自由化、放松的政府管制和世界互联在很多书里被大书特书，但我始终对20世纪*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不是很确定，即使我把所有这些事实和像经济衰退之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一个类似于因素X的东西（但无法证明因素X就是创业精神）。越来越便宜的贷款、容易获得的技术，以及封闭市场的长期压迫，造就了一代想要改变的年轻人。在全世界，力图改变的个人和企业家正在革新我们的彩电、通信设备、空乘服务、铁路运输、银行、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原来被认为是糟糕、昂贵、缓慢和粗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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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无边界人士
这个世界的边界正在消失，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轻易地适应这种新环境。边界的概念可以让你方便地与别人拉开距离，让自己与众不同。我是瑞典人，而你不是；工程师总喜欢和其他工程师一起工作；有些公司总爱说自己以及所在行业“很特别”。在这个思想和视野越来越开放的现代社会，这种边界行为虽然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方便，但是也会给你带去不利，尤其是当太多“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基地组织”和2008年银行危机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两个例子。
我刚进商学院没多久，就注意到厕所的墙上画满了涂鸦，有一些画得还真是挺不错。一种解读是，尽管商学院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和会计、管理策略这些东西打交道，他们还是渴望创造点东西。他们从表面上看是商学院的学生，但是内心里他们中一些人有可能是艺术家、作家，甚至是破坏分子。当你将人进行分类并且贴上标签时，这些人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将一群人随意分为两组，一组为狱警，一组为犯人，过不了几天这个实验就要被喊停，因为“狱警”对待“犯人”的方式和手段会不自觉地变得凶恶残忍起来。我本人也有一个类似的但没有这么戏剧化的例子。我在斯德哥尔摩创业学院任教，该学院的课程面向四个学院的学生开设：商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学生都非常年轻，在选我的课之前接受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大学教育，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见到他们之前想当然地会认为他们的思想应该还算开明，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他们与我想的恰恰相反。你会常常听到商学院的学生评论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连微软的Power Point软件都不会用！”而那些未来的工程师总在抱怨我的这门趋势观察和未来思考的课程过于浅显：“我们要学习深奥的、分析事物过程的东西！”艺术系的学生老是摆出一副沮丧的表情，问我这堂课何时才可以不用空谈，而是真正搞点什么创作。最后，医学院的学生最容易退课，因为他们觉得这门课一点儿都不重要，毕竟这门课无关病人的生死。
如果这些学生、银行家以及“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想要在未来10年内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他们就需要学习和领悟如何跨学科地工作和思考，从搞创意的艺术领域到玩弄数字的金融领域等（但是就“基地组织”而言，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受害者的感受，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了一点）。跨学科工作这个倡议不仅仅是从团结和同情心的角度晓之以情，更是从经济的角度动之以理。给每一个人分配头衔和角色可以带来效率，当公司追求的核心还停留在提高效率时，这个做法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注重效力—不仅要把事情做正确，而且要不断发现并做正确的事情。那些懂得欣赏创新、敢于冒险，给员工巨大自由空间的公司，其效力也是巨大的。在市场格局清晰明了、市场竞争直截了当的环境中，我们要注重效率；但是在今天许多产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因此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效力的提高上。这些产业的公司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项目模型（project model）。“项目”这个词的英文“project”来自拉丁文“pro jicere”，意思是把东西往前扔—这正是动荡年代急需的一种冒险尝试。赞成项目模型的人常用好莱坞作比喻：所有人为了一部电影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解散，然后又因为一部新电影组成一个新团队。但是这个比喻恰恰缺少了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团队能够运行？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环境中迅速发挥各自的专长？答案就是“快速信任”（swift trust），即培养、扶植一个能够迅速建立信任的文化氛围，这样就省去了建设团队所需的大量时间。
正在降低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围墙高度，随着陌生人之间的网上协作越来越多，“隐形公司”正在崛起。这些隐形公司没有管理层，没有正式的边界，甚至连名字也没有。面对这些竞争者的出现，你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自己，“竞争”这个词的英文“petition”其实来自拉丁语“ petare”，即一起奋斗的意思，大家一起把隔板推倒，敞开公司的大门，大喊：啊……
从金钱至上到时间至上
社会节奏的加快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社会地位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过去，由于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富有的家庭里，金钱在人们眼里是昂贵和稀有的，也正是这些稀有的资源统治着社会地位的分配。那时候“奢侈”这个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那些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金钱的东西，人们的体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初叶，如果想要显示你的实力，一个肥胖的体型就够了，那时的世界刚刚从饥饿的边缘缓过劲儿来，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脂肪必定可以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拥有足够的钱来吃很多东西。今天，在很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里你还是能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富裕一点儿的国家里，白手起家、比以前便宜得多的贷款以及商品的大批量生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以前稀有昂贵的脂肪类和糖类食品，现在随便一个街角就能买到。在这个微秒世界里，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至关重要，时间成了最为珍贵的资源。昨天地位的象征—肥胖，今天就被认为是一种疾病，通常会让人联想到不健康的饮食和低收入。如今大家渴望的体型是苗条健康的，能够告诉别人这个身体的主人经常会抽出宝贵的时间照顾好自己。炫耀金钱已经不再是地位的象征，炫耀你所能控制的时间才是。
以时间作为地位的象征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过去，一个奢华的假期就是在一家拥有枝形大吊灯的豪华酒店里待上5天；但如今真正的度假是建立在“真实”、“简约”等原则上，比如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享受独居带来的“赤脚奢华”。红酒也不再是红酒那么简单了，而是一次展示学识的绝好机会，又是一个利用时间的好例子：每次递上酒杯之前总不忘加一句“不知你是否知道……？”最有意思的例子要数有机食品的盛行了。很多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声称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来自健康因素或环境因素的考虑，或者两者兼有。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能够证明有机食品一定是健康的，或者从长远来看对环境是真正无害的。人们知道的只是有机食品是人智食品的一个初级版本，人智学①倡导的是一种“玄妙的运动”，依据其创始人的理论，收获大地应该充满仪式和规则（比如“只能在月光下收获”）。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就是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直接传承，和时间地位论的联系十分紧密：专注于缓慢生产，让所有作物都能按照自己的生长周期进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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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刀未老
每当一部电影想要塑造一个老年人角色时，导演总免不了使用皱纹化妆术、银白色的假发以及又白又长的胡子。这就是人们对老年人的固有的印象，假如这种造型被打破—一个90岁的老爷爷拥有发达的肌肉或者是一点皱纹都没有，我们肯定会琢磨到底发生了什么、导演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的发展，通过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器官移植手术以及其他医疗上的突破，人类寿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大大延长，并且在未来还将会得到极大的延长。这并不是说一个90岁的老爷爷会看上去跟好莱坞的大块头一样年轻，但至少说明了我们关于“老年”的一些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一下了。首先，70岁在今天已经不能算是“老”了，要是在平均年龄只有47岁的1850年，47岁就可以称得上是高寿了。其次，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机遇，人们的生活和这个社会将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离婚、多元化的职业规划和伟哥都在预示着老龄群体其实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人类的未来将会为越来越多的“百岁老人”带去更多新鲜和令人惊讶的变化。
现在即未来？
2008年，我和妻子有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我们两个既兴奋又沮丧，兴奋的是在我们眼里孩子就是奇迹，沮丧的是我们意识到原来的生活已经结束，即将来临的将会是无数个无眠的夜晚和换也换不完的尿布。然而有趣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样的生活也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只是局限地认为那些无眠的夜晚和尿布将会伴随我们一生，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会一辈子都是婴儿似的，可以说我们彻底丧失了预测以后生活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人类大脑的一个显著特征。人类大脑就是专门用来处理“当下”和“当前”的，这也是为什么“第六感”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因为我们另外5个感觉器官只局限于观察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事物。如果一个刚和女朋友分手的青年人突发心脏病，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他在想“我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女孩了”。如果有一对年轻夫妇突发心脏病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孩子们在参加结婚典礼的时候还离不了配方奶粉呢。更为严重的是，禁锢在“当下”观念里会对计划未来造成巨大的障碍，尤其是在社会和市场层面上。面对一个只知道农村的人，你如何向他解释什么是城市？面对一个连音乐可以被录制都不知道的人，你如何跟他解释MP3技术？面对一个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人，你如何跟他解释飞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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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许多看不见的特点
人类老化是我们体内一系列生理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体内的活动逐渐减慢，效率越来越低；外界的损耗最终也体现在器官的衰老上。人类身体的恢复和适应能力会不断下降，就像是一个人的身体被安上了一个定时器一样，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会最终杀死这个身体的主人。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个定时器可以通过饮食、生活方式、药物、器官移植等方法延长等待时间，甚至有科学家提出衰老只是一个工程缺陷，一个我们可以完全治愈的缺陷，人类的寿命也因此能够被延长许多个10年。从我们的后视镜里，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寿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延长。50岁在过去应该算是老年了，人们认为在50岁去世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在今天，如果50岁时就离开了人世，说“英年早逝”一点儿都不夸张。如今，85岁才是一个更加符合“自然”规律的离世年龄。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这个词其实跟大自然为人类作的安排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一个表示发生频率的统计参照罢了。因此，在未来的世纪里有可能85岁去世会被认为是“英年早逝”，而“自然”的死亡年龄也许会是130岁。我们的寿命正在以平均每天大约5小时的速度延长。每天会有5个全新的小时加到我们的寿命时限上，这些日积月累的5小时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会逐渐改变我们对老年人的那一套陈旧的看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寿命的延长让人们在一生中能够作的选择也大大增加。因此，把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归咎于社会世俗化程度加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终身婚姻更适合于几个世纪前婚姻刚刚出现的那个时代，而不是现在这个夫妻双方都可以活得很久的世界。
寿命的延长还会影响我们的职业规划。在前面我提到目前我们各个产业部门正在走向碎片化，其实工作也是如此。比如汽车修理师这个职业，随着汽车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以前一个人就能搞定的工作现在已经细化为了至少10个不同的角色。此外，我们还可以不受限制地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工作，而这在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最终结果是我们在工作和职业上的选择将会趋于无穷。
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更加长寿的人生，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一个世纪以前，那时候就业的选择范围是非常局限的，出于方便的考虑，假设一个人只有5个职业选择—士兵、作家、铁匠、农民和学者。由于那个年代的人寿命不长，人们一生中最多也只能拥有2个可以当做 “职业生涯”的工作。记住，上述寿命的长度和职业的数量都是简化了的。然后我们使用一下数学里的排列组合，看看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生：一辈子从事2种职业的组合方式有20种，他们可以从士兵变为作家，从铁匠成为学者，农民后来去当兵等；再加上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这样5种情况，也就是说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只有25种不同的人生。在这里具体的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当我们延长人的寿命、扩大就业的选择范围后，这个数字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样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假设在今天，每个人平均有45种职业可供选择，比如水疗师、电脑程序员、社会工作者、音乐DJ、趋势观察者、士兵、作家、铁匠、农民和学者等。我们的工作年限也大大延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有可能会从事多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