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间去讲的，领导还是要回到规则的道路上去，而不是靠个人的聪明去指挥这个企业。
问答录：对话汪中求（3）
第二，领导者也要务实、务细。在什么情况下做细呢？就是解剖麻雀，把一件事情彻底搞清楚。一个领导不可能所有的事都沉下去，这是不现实的，自己的能力也不够，专业水平也不具备。把一件事情搞清楚，了解里面的前前后后以及员工真正的态度，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也是应该做的。
第三，在日常的管理当中，我们不主张领导者经常往下穿插，我们总结出一句话：上级可以越级调查，但不可以越级指挥；下级可以越级投诉，但不可以越级汇报。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西方企业细节做得透，规则做得严，人性化会有所缺失。关于人性化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企业眼前最重要的人性化是什么？我认为中国企业眼前最重要的人性化不是对员工的放任，也不是对员工的迁就，更不是对员工的溺爱，中国的员工包括你我在内，现在都需要加强职业化的训练。因此，这个阶段严格训练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当下最重要的人性化。因为只有严格的训练，才可以培养我们的竞争力，个人竞争力是靠严格的训练来获得的。
第二，所谓人性化，要从深层次上考虑，人性化不是让员工违犯规则，让员工绕开规则。比如说，我们让大家都准时到会，但有的人不到，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等他，对他好像是人性化了，但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已经不人性化了。尊重了不遵守规则的人，就伤害了大多数遵守规则的人。人性化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表象的问题，我不主张从表象来看待人性化。
（根据深圳移动组织的商务论坛问答记录整理）问题8：我的公司很小，没有什么管理方法，现在一讲到细节，不知道怎么办。请您给一些建议。
答：很老实地告诉你，我也是从小公司做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办了一个非常小的公司，才20来个人，在北京。因此我们是同道，很有知心话可以讲。
那么，小公司该不该做细节呢，小公司怎么去做细节呢？我想谈三点：
第一，小公司最重要的是经营，而不是管理。因为生存的压力没有摆脱，别的都是空谈。现在首先是解决订单和业务量的问题。小公司老板可能自己就是业务员。小公司的生存压力逼着我们首先从销售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小公司的经营比管理更重要，假设我们同意把经营和管理分开的话。
第二，小公司如果开始着手管理，我认为最重要的管理就是老板在个人的人格上要显示出细节的魅力。一个小公司，人只有那么几个，所有的人和事常常是尽收眼底的。作为小公司的小老板，小CEO，我们自己做事做人的一些特征，能不能给员工一些言传身教的帮助，非常重要，这个比制订若干的规则好得多。我从来都认为，小公司有的时候凭领导的人格魅力就可以管好，用不着那么多的规则和制度，而中型的公司必须通过规则，个人的魅力影响不到那么多人。在当代中国再像梁山一样，靠宋江的魅力影响一百多个人，已经很少了，至少你我不是，有三五个哥们儿能够维持十年就相当不错了。大的公司可能光靠规则都不够，还要靠文化，因为它不同体系的规则相差非常大，完全靠规则不行。
第三，小公司即使要制订规则，也不要那么多。想要解决40个问题，我就建议先做20个规则，一个规则假设本来想写18条，我建议先写9条。因为公司太小，就像衣服太大过松穿在身上远远超过身体一样，给人一种虚的感觉。这种虚的公司在文化上就是失败的，人家会认为你不是一个真正做事的人。所以，明明可以细，也不要做那么细，把重要的条款表达出来就足够了。
（根据深圳移动组织的商务论坛问答记录整理）
口号不是目标，倡议不是管理。
——汪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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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在细节
“大国崛起”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元素。
2007年1月2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宣布：200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209407亿元），同比增长107％。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让中国人民感到振奋，同时，也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25年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只要持续下去，那么，基本可以确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上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中国的崛起将再次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
2007年1月28日，新华网公布了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撰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在看到这些令人激动的数据及预测后，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政府部门、甚至平民百姓应该更加关心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现在依然没有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和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消耗了全球总资源量的12％和一些重要资源的30％（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只创造了全球GDP的4％多一些。
如何进行经济增长呢？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政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我们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一方针呢？如何去运用这一政策呢？《南风窗》2006年年终报刊的评论员徐莉芳的文章非常好：“告别没有发展的增长……又好又快的中国新面目，无非取决于技术与细节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书中我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公共管理无小事”的观点，也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包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沈阳市政府、成都市政府、贵阳市政府、深圳市政府、大庆市政府、新乡市政府、齐齐哈尔市政府等政府机关请我去做了讲座，与政府官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再加上我本人也做了两年的厅级干部的秘书，所以对政府的一些运行方式和管理工作有一些了解。我们的精细化管理研究团队也对此作了一些研究，出版了《政府精细化管理》、《落实要到位 关键看结果》等书籍，试图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改善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认为：中央的许多方针大计在贯彻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落实不到位是细节做不好的关键问题。
原###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所谓“出不了中南海”，我想主要是党中央制定的很多方针政策到底下都走形变样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做好细节、落实到位。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经·系辞上传》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句至理名言。
让我们看一个小故事吧。1941年陕北闹水旱虫灾，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下起雨，一声雷响，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边上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身亡。一位农民知道后，说：“为什么雷公没有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很快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毛主席得知消息后说：“你们先把他放了，问问他为什么咒我？”这位农民说：“你们共产党征粮太多了，我们承受不了。”
毛主席立刻责令派出调查组，调研此事。调查组深入民间调查后，得出结论：“1941年边区百姓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征粮太多了。但是粮食征少了，部队又吃不饱。”
“雷击事件”后，根据调查，毛主席决定不但减少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要大力开展生产自救。从此，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在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是一大优良传统，使共产党和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高层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7月5日，###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改革开放已经29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情况更加复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能够更加注意调查研究，研究各个阶层的社会诉求，关注每一个社会问题的细节。这一方面，###总理给各级官员做出了极为突出的榜样。
###下基层去考察，喜欢不按安排的路线走，喜欢到处转一转。到的尽是贫困地区，深入的是基层百姓，关注的是热点问题。200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到江苏宿迁考察，他没有去市政府，而是随意走到一块农田和农民打起了招呼。当时###是轻车简从。田里干活的农民不认识他，把他当成前去考察的不受欢迎的“干部”。
###回忆道：“一位妇女扯着嗓门喊记者不要给我们拍照，说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听到这话，我把那个妇女叫到眼前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那个妇女和我面对面时没有认出我，于是讲了很多农民负担重的问题。”
“这位妇女直到我走的时候气还没有消。”###回忆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我的心里只有难过。”“每次我到江苏，我就在想，不知道宿迁现在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农民都高兴了呢？”说到这，###的声音有点哽咽。2003年3月，###出任总理，在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个。”
2004年3月4日，###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
2005年2月28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要腾出更多的时间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去，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问计于民”的以身作则，不断对政府官员的教诲要求，政府官员是否落实了呢？从民间百姓所说：“有困难找中央”，“有困难，直接找国务院”，即很多“地方问题中央解决”的现象说明：很多地方官员并没有认认真真做调研，实实在在访百姓。
人们在回顾2006年时，“政府懒政”成了年度关键词之一。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而不是最合理的办法。于是，“一刀切”、“强制执行”就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惯用的工作方法。有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也显得调研不足，科学决策不够，引起很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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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2）
让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案例：2006年6月19日，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民宅禁商”的通知：凡属住宅（含公寓、别墅、平房等）用途的及房屋用途表述无法辨别为住宅或商业用途的房产（含商住、综合等）均不予工商登记。工商局出台这一政策，本意肯定是好的，如避免扰民问题；落实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抑制房价等等。但是，这一政策显然是调研不够充分的，是没有过渡、太突然的“一刀切”政策。尽管愿望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引发了很大争议，让我们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一下剖析。
（1）“民宅不得商用的通知”与现行颁布的政策有自相矛盾之处。
2002年，北京市工商局颁布过“关于在居民住宅楼内设立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京工商发109号”文件。指出：“允许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居民楼中的居住用房作为经营场所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打字、复印、图文设计、动画制作和广告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关于设立公司条件之一是“有公司住所便可设立公司”。所以，“619通知”是否否定了《公司法》及废除了2002年的“109号文件”呢？
（2）有“民事纠纷行政干预”之嫌。
可以说在商住公寓、别墅里办公扰民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普遍现象，个别现象可以通过协调，甚至法律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这并不符合现代行政管理的原则。
（3）与国家鼓励个人创业、大力发展中小民营企业的思想不符。
我们都知道，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小企业占到企业的98％以上，其中很大部分又是小型公司、微型公司，让这些小公司都搬进写字楼并不现实。
2006年1月1日，国家实施的新公司法，鼓励个人创业并降低了个人开办公司的门槛——三万元即可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新公司法还规定可以成立一人公司。
近来，国家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又不断出台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
我们可以想一想：让这些几万元注册的小公司、一人公司、大学生创办的公司都进驻费用高昂的写字楼，是否现实呢？
这里有一组数据仅供参考：2006年北京私营公司数量为224659家，1/3私营公司注册在住宅内。2006年前3个月，北京朝阳区注册的公司有60％的办公地点在住宅、商住两用公寓里。这么多公司都搬进写字楼，能行得通吗？
北京的政策往往是全国其他城市的风向标，如果其他城市竞相效仿，必然对那些小型、微型企业、个人创业者造成致命一击。
（4）与世界新经济发展趋势不符。
我们不要忘记了，微软公司、苹果电脑公司、戴尔公司都是诞生在自家住宅车库里，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诞生于杭州的一户居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