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梅花醉如泥- 第11部分

锒铛入狱（2）
经过调查，我也被落案审讯。在录口供时，那两位我曾在酒吧门口遇到的警官曾悄悄对我说：“你怎么搞的？明明见到我们守在那里，还进去做这事！”我理直气壮地说：“看见你们又怎么样，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呀。”那两位警员无奈地摇摇头，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还不醒悟，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只能按正常程式将你羁押了。”当晚，我已不能回家，被关在拘留所。这个拘留所很像平常人家的后院，有一扇很大的铁门，门内有几间又黑又小的羁押间，被羁押者吃饭、洗漱、大小便，全在里面。在这个条件恶劣的拘留所里，我度过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被羁押的夜晚。这个夜晚似乎特别黑，特别静，也特别长……我躺在拘留所的羁押间里，辗转反侧，彻夜未眠。过去的生活，像电影般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昨天还是威风八面的翻译主任，今天竟成为了一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原来人在很得意的时候，也会一下子从天上掉到深渊，生活的落差真是太大了！这个事实让我无法接受，可我又不能不接受。我焦虑地思量着，为什么自己会落到这个田地——是警方出了差错，还是我真的犯了法？拘留所这种地方，从前我别说进来，就是在外面瞥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可是今晚我却真真实实地住进了里头！长夜漫漫，漫漫长夜。我不敢想很多，可是又忍不住要想很多。心里只是侥幸地希冀事情不至于太大。
　　▲在拘留所，我度过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被羁押的夜晚。这个夜晚似乎特别黑，特别静，也特别长……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荃湾法院的一位法官来看望我。这位法官对我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就不要想太多了，我们会尽力帮你。”我听后很感动，心想，他这么一个有地位的法官，能放下身段，在我将被庭审的时候来拘留所看我，跟我说这么一番话，实在是难得。以我当时的处境，很多人躲避都唯恐不及，甚至连我的哥哥、弟弟都没有来看我。平日我老爱帮人，在我最需要人帮的时候，却没有谁来帮我。我知道他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法官的身份来看我的，要是以法官的身份，他肯定不会来，来了也不会与我这样说话。他身为法官，在我被羁押的时候来看我，不消说已违反了相关的纪律，若被人撞到，怕是会惹来麻烦的。正唯其如此，我对他就特别感激。在我落难的时候，有这么一位人士出现在我面前，开导我，安慰我，让我感到特别温暖。“患难见真情”，在你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我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似乎总会有高人出现在我面前，这位法官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他对我的帮助只是精神层面的。
　　我刚被羁押的时候，最初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事。我满以为自己在拘留所呆上四十八小时就会被释放出来。万万没有想到，在其后的审理中我和苏警官都被裁定有罪。定罪的主要根据是：我与苏警官身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知法犯法，利用职权威逼事主，企图以恫吓的手段令事主相信，若不照我们的要求做，就会受到制裁。对检方的指控，我们很难否认，因为事主把我们当时与他的讲话偷偷录了音。法庭认定我们有罪，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利用公务时间来办私事，假公济私。两罪并罚，我们各自获刑两年。
　　我被警方抓走之后，一直没有见过家里的亲人，但是我在听完法庭判决的时候，忽然发现母亲坐在旁听席上嚎啕大哭。那一刻，我整个心都碎了。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心中充满了羞愧，连再看母亲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但母亲的到来使我深深地明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过错，母亲都是爱我的，因为我是她的儿子。
　　▲母亲的到来使我深深地明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过错，母亲都是爱我的，因为我是她的儿子。
　　事后想来，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是有过失的，被判刑处罚是罪有应得。从更深一层分析，以我当时的张狂，走上违法犯罪一途是迟早的事。这次案子不发，下次也许会陷身于更大的案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吃了这么一场官司，对于我来说并不全是坏事，至少能让我从张狂中清醒过来。
　　▲吃了这么一场官司，对于我来说并不全是坏事，至少能让我从张狂中清醒过来。
　　

芝麻湾监狱（1）
1973年1月，庭审结束后，我和苏警官双双被关进监狱服刑。
　　服刑之初，我被关押在域多利监狱。当时这是一个安置初被判刑的犯人的过度性羁留所。一般的犯人，通常先到那里关一段日子，然后才安排到赤柱监狱、芝麻湾监狱或别的监狱。在域多利监狱，日子倒不是很难挨。由于我犯的事不大，而且正在上诉请求减刑，那里的管教人员对我还比较有礼貌，并没有特别为难我，给我指派的多是一些不怎么吃力的工作，例如给其他犯人打手指模之类。
　　如果我一直在域多利监狱呆下去，想必坐牢的经历不会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但是在我上诉失败后，狱方就接到了上头的指示，说是所有的犯人都不能留在这里服刑。这样，我便从域多利监狱被押解到芝麻湾监狱。进了这个监狱之后，我的苦日子便真的临头了。
　　来到芝麻湾监狱，狱方把我安置进了一间牢房。牢房里面很昏暗，住着十来个囚犯。他们看见我进来，也不与我打招呼，一个个用冷冰冰的眼神盯着我。待狱警走了之后，我正想与他们套近乎，想不到一个彪形大汉挨到我身边，“咚”地就给了我一拳！他的拳头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胸前，让我猝不及防，差点瘫倒在地。还没有等我定过神来，别的囚犯也挨了过来，纷纷对我拳脚相加。原来在监牢里，老犯集体“教训”刚进来的新犯，是个惯例，他们把这称为“送见面礼”。他们一群人把我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痛得我哇哇直叫。“不准叫，否则就把你收拾了！”他们打人，怕狱警听到，还不让我吱声。在打我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在域多利监狱的点头之交，他也打了我两拳，但只是做做样子，打得并不痛；而另外一个在域多利监狱曾向我要香烟而遭到拒绝的囚犯，对我下手就很狠——顺便说一下，在监狱里，香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犯人被关在里边，生活很无聊单调，便常常借香烟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越吸越凶，越凶越离不开它——这一次，我就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了这个家伙的剧烈报复，他打我真是动了真格，先是打了我后背好几拳，又用肘狠狠撞击我的两肋，痛得我满地打滚。事后狱医发现，我的整个胸部都瘀紫了。这时，旁边有几个人看到他下手太重，怕打出人命，过来制止了他的进一步攻击。因怕我有生命危险，他们又将我从地上抬到了床上，让我躺着，还有人弄来了云南白药，伴水喂我吃下。就这样，我在经历了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折磨之后，迷迷糊糊地躺在硬梆梆的床板上，度过了入芝麻湾监狱后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起床，狱警进来察看牢房，看见我这副模样，便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叫人把我扶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让那些老犯打了一顿。他便问：“你能不能指认是谁打的？”
　　我说：“可以。见到他们，我一定能认出是谁。”
　　“那好，我明天就安排时间让你来指认。”那狱警说。
　　当天，他将我从那间大牢房里调出来，关到一个单独的小隔离间内。这种小隔离间相当于监狱里的禁闭室，被戏称为“水饭房”，因为人一旦被关在那里，每天就只有喝开水与吃白饭的份。本来，一般囚犯是很怕被关进“水饭房”的，因为蹲在那里，不仅没有菜吃，而且没有人与你说话，但我却求之不得。被关在这种地方，除了比较寂寞之外，对于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由于我不是因为违反监狱的纪律而被关进这种地方的，因此我的伙食与其他囚犯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天晚上，在饭堂吃饭的时候，一名囚犯悄悄坐到我旁边，趁着狱警不注意，恶狠狠地对我说：“我劝你识相点，明天最好不要认人，否则小命不保！”我本来是打算把那些打我很凶的人都指认出来的，现在经他这么一说，便犹豫了起来。当晚躺在床上，细细盘算思量，是认还是不认。若是不认，那帮恶家伙就可以逍遥法外；若是认，监狱里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掂量了半天，我决定装聋做哑。第二天，狱警领我去认人，我装模做样地看来看去，却谁都不敢指认。我对狱警们说：“牢里很黑，我当时真的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狱警说：“既然你认不出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那你还是依旧住在隔离间吧。”我一听，正中下怀。就这样，我在隔离间里住了老长一段时间，直到自己也成为了狱中的“老犯”。

芝麻湾监狱（2）
芝麻湾监狱是一个以劳动来教化囚徒的监狱，任何一位犯人进了这里，都概无例外地要干体力活。根据狱方的安排，有犯人在厨房做饭，有的在车间做木工，有的在洗衣间洗衣服……上述这类工作，在犯人眼中都是“轻活”。最苦最劳累的工作，是在野外做苦工，例如搬石挑土。算我倒霉，在这里，我获得的就是这种“待遇”。狱方大概觉得我这种人也不是什么善类，在牢房里挨了人打却不敢指认，瞎折腾警方，应予以惩罚。当监狱的督导员告诉我狱方对我的工作安排时，我对他说：“报告！这活我干不了，我患有哮喘病。”他说有哮喘又怎么样，死得了人吗？不由分说，就把我赶进了做苦工的队伍。
　　就这样，每天我都要走好远一段山路，来到一个石矿，将石头一块一块地装满竹篮，然后背下山。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匆匆上矿，要干到下午五点钟才能收工。才干了几天，我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不仅挨打的伤处隐隐作痛，而且哮喘病也真的发作了。但是狱方不管这一切，依旧要我干这份工作。不仅如此，在出工和回营时，还经常有人欺负我。我走在路上，总是有人无端突击我，不是用竹竿抽我的屁股，便是用小石块砸我的头。疼得我跳起来，可是转回头看却不知道是谁干的。过了一会儿，当你放松了警惕时，“啪”地一声，攻击又来了。而面对这种攻击，监狱的督导员总是装作没有看见。我感到很绝望，有一天，在收工回营的时候，走到荒山的一条小路边，下面是一条山涧，心里曾想，假若我从这个地方跳下去，摔伤了，明天岂不是就不用干苦活了？这个时候，我真有跳下去的冲动。可是，山涧实在太深，跳下去，很有可能不仅仅是受伤的问题，弄不好要摔死，最终我还是没有胆量往下跳。
　　我在石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眼见差不多要瘫掉了，狱方看见我实在不行了，才中止了对我的“惩戒处罚”，让我到图书室管理图书。在监狱里，这绝对是一份好差使！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每天只需将读者放乱了的图书资料重新归类安放，将破烂的封面或内页用胶水修补好，工作就算完成了。在没有人来要我服务的时候，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这真是让人感到很快意！在被安排到图书室工作之后，我便觉得可以在监狱里熬下去了。
　　人一旦成为囚犯之后，对所谓的“人格尊严”往往会变得满不在乎。我在图书室，看见有监狱的管理人员喝剩了的奶茶、咖啡，便笑嘻嘻地问：“呵呵，你们不喝了吗？那我就把它喝掉了。”说完，端起来一饮而尽。对别人吃过的东西，自己接着吃，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更不管卫生不卫生。我觉得这些剩羹残肴味道十分好，食用它们时所获得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远远超过入狱前在豪华的宴席上享用大鱼大肉。
　　▲人一旦成为囚犯之后，对所谓的“人格尊严”往往会变得满不在乎。
　　▲剩羹残肴味道十分好，食用它们时所获得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远远超过入狱前在豪华宴席上享用大鱼大肉。
　　在服刑期间，我认识了一个“牢友”。他犯案，说来也冤枉。他原本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平时住的是大宅，开的是名车。有一天晚上，他的弟弟半夜三更来敲他的门，慌慌张张地说有一小袋东西要暂时寄放在这里，还没有等他问清楚袋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弟弟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他正在纳闷，一大群警员突然包围了他的家，并入屋搜查。过了一会儿，那袋东西便被搜出来了。警察当着他的面打开一看，好家伙，是一袋晶莹闪亮的钻石！——这位牢友这才明白，原来他弟弟打劫了珠宝店！后来法庭以抢劫罪判了他弟弟七年徒刑，而以窝藏罪判了他四年半徒刑。“不过才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便由一位体面的商人成为了阶下囚。”这位牢友曾苦笑着对我说。也许是由于原来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的缘故，我们在监狱里相处得比较投契。他可以说是我在服刑期间所交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在我服刑期间，曾有太平绅士来监狱视察。因为我懂英文，所以可以直接与他们对话。他们向我询问监狱的情况，我只是往好里讲，并不敢向他们反映狱中的真实情形。我知道自己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讲了不该讲的事情，小命都有可能保不住。
　　在香港服刑，一个礼拜家人可以来监狱探视犯人一次。我在坐牢期间，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家人。来探视我最多的是母亲，妻子瑞芬有时也会来。从九龙到芝麻湾监狱，要坐一个小时左右的船。探完我后，她们还得同样花费一个小时回香港，因此是很折腾的。每次她们都会给我带来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见到我，问长问短，了解我在牢里的情况。我父亲从来没有来探望过我，当时他身体不好，对此我可以理解。我的哥哥们从来没有谁来探望过我，我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觉得犯不着为一个不成器的兄弟操心吧。其实我也不希望他们来